“曼蒂博小姐想要和我做爱但她犹豫不决，因为我正式来说是个小孩；我是，根据记录，根据她的办公桌上的成绩册，根据校长办公室的卡片索引，十一岁大。这里有一个误解，我还没有澄清的一个。我其实三十五岁，我当过兵，我身高六英尺一，我适当的地方有毛，嗓子是一个男中音，我非常清楚知道该怎么跟曼蒂博小姐相处，如果她打定主意的话。”
    近日，网友生煎孢子在微博上贴出陈东飚翻译的《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中《我与曼蒂博小姐》一文的开头，强烈表示“要求剥夺陈东飚翻译文学作品的权利……请朋友们跟我一起来嘲笑这段中文”。该微博发出后转发上万条，引起众多网友对文学翻译的热议。
    网友批评的声音集中于这段翻译“与机翻无异”“看了中文，就能一字一句还原出英语原文”，有人甚至提出质疑，“你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吗？”“缩句后‘我是十一岁大’是神奇的语病”。然而也有了解《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作者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网友指出，巴塞尔姆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他的行文风格就是“戏谑、拼贴感的后现代风格，带有奇妙古怪的节奏感”。
    唐纳德·巴塞尔姆一生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曾从事新闻记者、杂志编辑等工作，获得多项文学奖项，被誉为美国“今日众多年轻作家的文学教父”。《外国文艺》杂志曾这样评价他：“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唐纳德·巴塞尔姆的作品组合安排显得非常怪异，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和事件是不连贯的、分离的、脱节的、错位的，作者没有用逻辑的线条将一切理性地串联成一体，因此各种态度、情绪、观点杂合在一起。”认同陈东飚翻译的网友认为，陈东飚的翻译是忠实原文风格的刻意为之，“你可以看出译者的想法，虽然可能处理得不太好”。
    事实上，陈东飚并不是翻译新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开始翻译博尔赫斯的作品，他翻译的《博尔赫斯诗选》、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为何此次关于巴塞尔姆的翻译，引发了读者们截然不同的反应？关键仍然是翻译的基本问题：直译还是意译？检索陈东飚的翻译作品，会发现直译是他的一贯风格，他关于直译与意译的一段文字为现在的翻译文本风格做出了解释——
    “所谓意译，在我理解中，是把外国人写的东西译成仿佛是中国人写的，依照中国人的习惯和语感来组织句子，以求得流畅的阅读体验……所谓直译，是把外国人写的东西译成仿佛是外国人写的，追求词与词的对应，尽可能地再现原文的语序、语法、句子结构，在这里自由发挥的空间是极小的。在我以往（主要是诗歌的）翻译中，我是直译的实践者，因为在我看来‘怎么说’始终是‘说什么’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好的文学作品在语言和文体方面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不难看出，他翻译巴尔塞姆呈现的文本确实是刻意为之，而直译与意译之间选取的“度”的问题，成为读者们接受的关键所在。
    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在于这段翻译挑战了传统的汉语行文习惯。自严复提出翻译的三字准则“信、达、雅”以来，许多翻译者都在践行这样的标准。事实上，“信”所指涉的意义不悖原文是一切翻译的基础，文辞畅达之“达”与有文采之“雅”，更多是对翻译者发挥能力的要求。这种发挥，要求翻译者对翻译语言与母语的双重掌握（某种意义上更重要的是翻译者的母语能力）。也就是说，翻译者要在原文风格与汉语习惯上做一个转化、平衡。
    陈东飚的直译，某种程度上是刻意采取了一种英语与汉语转化的“极端”，这种极端是为了让读者感到吃惊和好玩。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翻译“归化和异化”问题，“归化”是将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异化”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翻译上完全迁就外来文化。陈东飚的翻译似乎就是这种“异化”，规约的汉语自然可以让这段翻译显得字从句顺，然而他无意于此，他想要呈现的是原汁原味的后现代拼贴式行文风格，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
    但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是，完全直译的翻译或许呈现了源语言的文体样式、语言风格，然而翻译是否只需要将其直接搬过来，而不加转化的技巧、语言的加工？真正意义上，翻译又该如何转化源语言与母语的行文风格、语体习惯？这或许才是此次争论应该集中的焦点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