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近年我关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主要是敬、恕、和、同等，有的写有专文，有的经常涉及。但专门论“狂”，却为始料所未及。2009年12月，我的一本小书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所收的一篇文章的篇目名书，作《书生留得一分狂》。看样稿时，觉得需要写几句话于卷首。不料一经涉“狂”，便无法自已。写完一看，已经有两万五千字之多了。如此长文放在书的前面，难免有大军压境之感，置于书后，又似尾大不掉。斟酌再三，决定弃之。后来这篇长文以《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为题，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读书》杂志2010年第三、四、五期。
拙文试图探讨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传统，从孔子的狂狷思想讲起，一直讲到晚清、五四以至现代，几乎是关于“狂”的思想小史了。也许是以前没有人这样写过的缘故，《读书》发表后反应热烈，认同鼓励的声音不少，也有朋友帮助纠正数处笔误。于是2010年9月，我索性放开手脚，又重新作了一次更为系统的梳理和增补，结果篇幅扩到五万字。2011年2月，辛卯春节期间，最后修改定稿此文。《读书》刊载时，限于刊物的体例，采用的是随文注释的方法，现一律改为篇末注。原注较简，现凡有引证，均一一注明出处。引用书则视手头所有，不过于讲究版本的善与非善。惟《论语》使用的是程树德的《论语集释》，《世说新语》用的是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杜甫用的是钱牧斋的《钱注杜诗》，或取其详博，或为个人所好。而且分出了章节，引言之外，共得十二章，即：第一、孔子狂狷思想的革新意义；第二、秦汉时期的狂直和佯狂；第三、魏晋士人的诞狂和“理傲”；第四、从“竹林”到“田园”到“禅林”；第五，李白和唐代的诗狂；第六、苏东坡的诗狂和酒狂；第七、李卓吾“豪杰必在于狂狷”说；第八、王阳明的“狂者胸次”和“圣狂”；第九、袁宏道论“狂”为“龙德”；第十、狂者精神在清代的匿迹和销声；第十一、清末民初到五四的顿狂与敛退；第十二、狂之两忌：“狂妄之威”和“举国皆狂”。这样一来，似乎真的像一本专书了。
我研究此一问题的学术收获有几方面。一是肯定孔子的狂狷思想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革新的意义。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和“狷者”这两个专门语词，就发源于此。本文使用的“狂者”的概念，就是以孔子的原创发明为依据。“狂”和“狷”的特点，都是不追求四平八稳，只不过一个表现为积极进取，一个表现为洁身自好和有所不为。“狂者”和“狷者”都有“恒一”的品性。求之“六经”，“狂”之一词无例外都作为负面义涵来使用，惟孔子给予正面解读，这在中国文化的观念的思想史上，显然有重大的观念革新的意义。孔子论狂狷，是和中行、乡愿并提而连类的，因此我称之为孔子释人之性向的“四品取向”，即人的品相可约略分为中行、狂、狷、乡愿四种。至于“四品”的排序究竟如何，看孔子的口气，“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自然中行居四品之首。乡愿为孔子所痛恨，斥之为“德之贼”，必处尾端。可实际上，最近乡愿者，却是中行，和乡愿最捍格不入的是狂狷，而非中行。
收获之二，我意外地发现，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质性》，原来是一篇专论狂狷的绝大文字。这在清中叶，堪称难以想象的思想惊雷。因为清代在经过四十年的武力征伐、百年的文字狱之后，知识人士欲言无声，狂的社会条件和心理基础不复存在，狂者精神事实上已匿迹销声。章的文章无异于为我的论点补充了历史场域的证据。他明白揭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既无狷又无狂，有的是弥漫于社会的“伪狂”和“伪狷”，而且还有“伪中行”。章学诚愤而言之曰：
然而乡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讥狂狷，则非三德所能约也。孔、孟恶之为德之贼，盖与中行狂狷，乱而为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风下趋，不特伪中行者，乱三为四，抑且伪狂伪狷者流，亦且乱四而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诚然，何可得耶？
章氏的意思，孔子论狂，本来给出的是中行、狂、狷，由于有“乡愿”之说，遂“乱三为四”。现在又有“伪狂”、“伪狷”和“伪中行”，便“乱四而为六”了。于是，中行、狂、狷、乡愿的“四品取向”，一变而为中行、狂狷、乡愿、伪狂、伪狷、伪中行的“六品取向”。《文史通义》“质性”对“三伪”的批评严厉得可谓无以复加。
那么“中行”何以有“伪”？缘于“乡愿”的特点是“貌似中行而讥狂狷”。“乡愿”既然“貌似中行”，那么反过来可否认为，“中行”也确有和“乡愿”通款输诚的余地？换言之，“中行”的品相，实生活中是否是一极不稳定的“存在”？至少孔子凄凄惶惶地周游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得中行而与”。
第三，我没有想到，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在历史上流变的过程，竟是如此清晰。秦汉是大一统的帝国，统制秩序严密，士人的思想受到诸多限制，狂狷思想的表达多以佯狂和狂直的方式出现。魏晋是狂狷思想大发抒的时代，任达和诞狂为其表征，同时也是理傲的形上高峰。如果说狂直是儒家思想导致的士人之缘于家国情怀的一种性向，诞狂和理傲则是老庄道家思想结出的果实。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的热炽，使士人完成了由“竹林”到“田园”，再到“禅林”和“道场”的精神栖息场景的转换。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的诗狂，是魏晋南北朝思潮的继续与升华。宋代理学家的学问精神，与狂者精神道不相契。因此除了苏轼的诗酒之狂和个别艺术家崇尚自然奇构的狂顚，狂狷并没有成为宋代的思想潮流。明代走到了狂者精神的最高端。王阳明、李卓吾、袁宏道几位大思想家，对孔子狂狷思想作了重新阐释，第一次把狂和闻道、和龙德、和入圣联系起来，心学领袖王阳明成为圣狂的代表。
但明之狂和魏晋之狂一样，既为人所颂扬，也为人所诟病。晋亡亡于玄谈，明亡亡于空谈的说法，史学家虽未必认可，流言家却言之凿凿，自认信而有征。不过狂如不加检束，也会变成一柄双刃剑。无狂则人格不能独立，易堕入与现状同流合污的乡愿，士失其精彩；溺于狂者，难免流于肆。所以当狂狷之士风张扬之时，也不无悔狂的案例。章学诚盛赞庄周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进取之狂”，和屈原的“不屑于不洁之狷”，盖由于两者都是狂之正者。事实上，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必然是以具备天地之正气为条件的。大隐隐于朝，正狂心系家国而神接天地。
第四，现代社会背景下，由于科学技术居学科的压倒优势，也由于清代以来权力阶层忌狂讳狂相沿成习，人文知识分子的狂者精神已彻底敛迹。清末民初到五四兴起的那股狂飙，实际上是为时甚暂的顿狂。“良知的傲慢”仅在第一代现代新儒家譬如熊十力身上有所呈现，后来便难以为继。我们已经进入了无狂的时代。
第五，现代社会“士”虽然无狂，我们却看到了“狂妄之威”和“举国皆狂”。因此本文最后一节写“狂之两忌”。（《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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