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乎整整25年前，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在撰述英语世界中人文科学的状况时，分离出两种主要理论传统并对之加以斥责，认为它们与 他的一本书的标题所描述的“社会学想象”[1]的有效进展势不两立。第一种倾向是 企图如此来操纵历史证据，以便制造出一种“跨历史的紧身衣’’(Mills, 1959:22)，他将这种倾向特别与孔德和马克思、斯宾塞和韦伯的哲学联系起来。但是另外一种倾向对人文科学进程的阻碍还要大，他冠之以“宏大理论”。这是指一种学术信仰， 即社会学说的首要目标是寻求构建“一种关于‘人与社会的本性’的系统理论” (1959:23)。
    米尔斯攻击“宏大理论”的自负主张与其同时代的社会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是以想象之名而非科学之名。[2]但他对构建关于人的本性和行为的抽象理论和规范理论的敌意，却是当时英语世界里不仅包括社会学，而且包括所有人文科学的主要实践者的共同态度，例如历史学家之中就有许多同样的不信任与之共鸣。颇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我所谈及的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英国历史学家公推刘易斯• 纳米尔(Sir Lewis Namier)。因为纳米尔不仅充分满意于记载当时政治权力中心的政治人物个体的详细策略措施，而且也挖苦批评下述信念(或者瞎扯，他更愿意如此称谓它们），即相信有什么一般社会理论竟然能对政治行为或者社会变革进程的解释有什么意义(Namier，1930:147; Namier，1955:3—4)。
    我们还在同时代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家中遇到了类似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当时获得了广泛支持。它可以用两个相互关联的主张来表达。其中一个主张可以引用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一个著名标题来表述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来到(Bell，1960） 。企图制定一般的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其结果无非是被看做一个混乱而过时的失败，跟不上科学时代。与此相关的是一条正面律令：放弃对过去的宏大哲学体系的研究，以及他们那描述成分与评价成分的无能混合，以便能够继续执行那真正科学的和据称价值中立的任务，即构建后来被称为关于社会行为和发展的“经验理论”[3]。所有这一切就造成了这种印象，好像2000年来对社会世界的哲学思考转瞬之间已经走到了尽头。[4]
    走向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这种动力反过来又受到后来大行其道的下述观点的鼓励，即关于哲学和其他文化学科之间的正确关系。那时人们认为一个哲学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基本关切就是解释一般概念，解释的方式无非是分析借以表达一般概念的术语的意义。这项任务的暗示之一就是，假定道德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真正职责竟然能够给我们提供对特定观念或实践的合理辩护，那只不过是一个错误。举20世纪50年代的另外两部代表性著作为例，他们认为研究的目标不是道德本身，而仅仅是“道德的语言”;不是政治本身，而仅仅是（Hare，1952; Weldon，1953）“政治的词汇”(见于韦尔登[T.D.Weldon] 的标题 )。 既然哲学家们自己宣称，关于时代的重大的道德主题和政治主题，他们没有任何系统的东西告诉我们，那么纯粹经验的社会科学的迅速成长似乎就确然无疑。
    同时代的一些主导哲学学说甚至教义，也给这样的科学抱负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在科学哲学领域内，对于什么构成一个解释的实证主义描述占据了相当大的支配地位。人们认为，要解释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实，无非是说明，这些事实的发生可以通过一种已知的自然法则，或者至少是统计法则推演出来,并且因此可以预测。此种分析的威力不仅在于它指引着社会科学家们，使他们期望规则性作为解释社会现象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基础，而且，它也要求他们相信，原则上没有什么理由证明，人类行为不应该以与自然事件相同的方式来观察和解释。其结果就是，“作为科学主题的人”——引用艾耶尔(A.J.Ayer)的著名文章的标题来说——就逐渐成了诸种社会学科不仅可能而且唯一可敬的要求(Ayer，1967:6—24)。
    最后，关于社会科学的这种观念找到了特定的方向，同时也受到了下述事实的普遍鼓励：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描述的关于科学实践本身的“理性主义的”假设(见本书第五章)得到了广泛赞同。在采取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主义”立场的科学哲学家中间，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及其为数众多的门徒对诸种社会学科的开展施加的影响最为有力。波普尔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提出了什么才能算作科学上真正值得尊重的信念，并且让这种特别的观点流行起来。波普尔坚信，当且仅当一条信念诉诸设计好的“决定性试验”(crucial experiment)来证伪，并且成功通过该项测试的时候，该信念才是具有合理基础的，因而在科学上也是值得尊重的。如果一条陈述——或者一套理论中的陈述群——不能通过可证伪性测试,或者证明根本不能提交测试，那就向我们清楚表明，所说的东西毫无意义(Popper, 1959：78—92)。有了这条意见，诸种社会学科就发现自己现在有了一种现成便捷的方法，来把所谓根据事实的主张与纯粹规范或形而上学的主张区分开来，并且因而将自身引到一条笔直而狭窄的、通向真正科学的道路上来。波普尔自己通过他就“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辩论，带着充满激情的确信，极力鼓吹道，在人文科学领域，受到推崇的只是零打碎敲的经验主义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以及一切形式的乌托邦社会哲学，都被一股脑地抛弃到历史的垃圾箱里了(Popper，1945，Ⅱ，212-280）。
    时代当然已经变了。就在上一代人那里，乌托邦社会哲学再次重操旧业，同样受到鼓吹，马克思主义复活了，并且以几乎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同形式繁荣起来;由于拉康（Lacan）及其追随者的工作，精神分析获得了新的理论方向;哈贝马斯 （Habermas）及法兰西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其他成员对马克思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相似之处进行了持续反思;女权运动也增加了一揽子先前受忽略的洞见和论题;在这整个混乱漩涡中，英语世界社会声学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城堡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战和侵蚀，包括诠释学者、结构主义者、后经验主义者、解构主义者以及其他的入侵部落。
    直到如今，随着这场战争尘埃落定，梳理盘査的工作也就可能了，而这正是我们在本书中力图要做的事情。本书的中心落在许多独特的思想家身上，我们相信，在促成这些理论忠实对象的转变上，正是他们在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但是，在过去的1/4世纪里，这种巨变和转化已经推动了人文科学的重构。[7]故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努力将他们置于更为广阔的思想背景之中，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阐明这种剧变和转化的更加一般的特征。
    二
    在这些广泛的变革当中，可能最有意义的莫过于对那个假定的普遍反对，即各门自然科学为各种社会学科提供了适当的，或者甚至是实质的模型。关于这种日渐增长的疑虑最明确的反思，当属下述意见的再次流行：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与对自然事件的解释，在逻辑上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因此，实证主义者认为一切成功的解释都必须遵循相同的演绎模型，这个论点必定从根本上就是误解。这种呼声转而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上升为寻求发展一种人文科学的诠释学方法，该方法能够公正对待下述要求:对人类行动的解释必须总是包括从执行社会行为的行动者的角度，来努力恢复和解释那些行动的意义，或许甚至本身就要采取这种形式。
    最近，有些社会理论家已经在寻求调和这两种传统（大多沿着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的精神）,他们主张,这套完满的社会解释理论，必须同时考虑社会现象的意义和原因。[8]但是其他人却拒绝了这样一种调和立场的可能性，相反，他们重提更早的作家，如狄尔泰(Mthey)和柯林伍德(Collingwood)的那条远为激进的意见，即我们应该用纯粹解释性的术语，来看待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任务对这些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就是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晚期哲学，因为他的坚定的反实证主义观点认为，话语的意义不过是它的运用，由此，对任何有意义 的片段的理解(无论是一次行动还是话语），总是迫使我们把它放置在它的确 切的“生活形式”中。[10]不过，对人文科学实践具有更直接重要性的当属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对类似观点的采用。这正是本书第二章的主题。伽达默尔在他的主要著作《真理与方法》书中，部分汲取了狄尔泰，但首先是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元素，他在那里谈论道，在寻求理解一项社会行动的过程中所需要借助的唯一正确的模型，不过是解释文本的模型。 在这个模型里，我们丝毫不关心对原因的研究，或者对法则制定的研究，而是二心 一意地投入到一个循环理解过程当中，即努力从整体的各个部分来理解整体，又从 各个部分对整体意义的作用来理解部分(Gadamer，1975a)。
    然而，伽达默尔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同时注入了新的怀疑主义元素。 他强调，我们自己的视域都有局限，我们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偏见和成见，从而影响 了我们对另外一种生活形式的理解。伽达默尔就此怀疑，我们是否有望达成传统的解释目标，即用其本身的术语来“客观地”把握一项外在行动、话语或文本。他的结论是，我们永远不能指望将自己从我们的当前世界分离开来，我们能够希望的最 多只是一种“视域融合”，即在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试图评价的不同世界之间的部分 和解(Geidamet，1975a: 267—274) 。
    从这些怀疑可以轻易跨到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结论: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把解释看作获取真理的方法，用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标题中的话来说,它是“反方法的"(Feyerabend，1975)。费耶阿本德主要将这种洞见应用于科学理论当中，他主张，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保持不受拘束、富于想象的状态，去构想现存的所谓知识体系的替代方案。[11]但还有更令人不安的。即使在字面解释的情况中，对意指的意义的复原也被拒绝视为属于解释者的任务的任何部分。这方面的反传统先锋就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本书第三章的主题。德里达喜爱指出一些例子，其中由于存在着一些语义上的模糊不清，加上缺少告诉我们如何“掌握”所说内容的任何背景，其结果就是，我们根本无法指望有任何确定解释的话语。接着他又将这种洞见普遍化，推向整个文本和作品，他坚持认为，我们永远没有足够的权威，可以倾向一种解释而轻视另一种。他总结道,诠释学的雄心大业，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相反，所需要的是他所称谓的“散播” (dissemination)(他最近新书之一的标题用了这个词），即用越来越多的例子来揭示文本最终的不可解性(Derrida, 1981a)。
    三
    随着对按照自然科学的传统形象来塑造诸社会学科的可能性的怀疑日益增长，近年来也提出了一系列道德上的异议，反对实证主义者构建一种社会科学的野心。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看来就是“意识形态终结论”。麦金泰尔(MacIntyre)和其他人很快指出，这个论题本身最后本过是对共识政治的意识形态化读解，其中沉默被 (鲁莽地，结果就是如此)默认为赞同（MacIntyre)。哈贝马斯随后继 续强调，这种政治生活视角促生了更深层次的道德破产。如其《合法性危机》一书所论，如果宣称政治不过是纯粹技术的事务，由此意识形态也必然走向终结，其结果就是，把国家的稳定甚至合法性都建基于它维持高水平技术成就的能力上，特别是提供持久经济增长率的能力上。其危险很明显:在经济衰退的年代,这些国家就没有能力要求他们的公民成员表现出一点更广更多的传统 忠诚，其结果就是，经济困难轻易而危险地演变成合法性危机（Habrnnas, 1975: 33—94)，令人惊奇的事实还有，尽管哈贝马斯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开出诊断 的，但近来许多所谓的新右派政治作家，也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道德局限做出 了惊人相似的抨击，他们维护的保守主义不是基于自由市场和最小国家，而是基于 一种几乎是黑格尔式的想法：首先应该赞扬和培育的是社群、忠诚和顺从的价值观[12]。
    近年来心理学家对实证主义的规范性假设表达了甚至更加强烈的怀疑。莱恩 (R.D.Laing)及其同事们就特别提出了这样的抗议，即如果用类似法律的、因果关系的术来理解人类行为，那就意味着,一旦遇到非正常行为，就必然总是要问：有什么地方运转不良，从而引起了这种结果。但这样做就忽略了下述可能性:所讨论的行为可能是一种策略，一种努力应付世界的方式。莱恩论道，这种疏漏导致的结果就是将所涉行为人贬低为操控对象，而他们却应该被看作有意识的主体来对待。[13]
    在这场走向存在主义心理学的运动背后，可以辨认出萨特的权威。莱恩及其追随者在思想上明显借用了萨特。不过，在开始用这些术语来思考的更近的理论家中，最有影响的毫无疑问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本书第四章论述的主题就是他。直到他于1984年悲剧性地早逝以前，在过去的20年里，福柯一直致力于编著一些历史的案例研究，考察如何处理我们社会中的癫狂、性以及犯罪等诸如此类的主题。他的目的是要阐明，理解这类现象的呼声已经日益与社会控制技术相结合。作为哲学家，福柯关心的焦点逐渐发展为在对知识的这类呼声和强制力量的使用之间锻造出一种关联。作为道德学家，他的目标是敦促我们逃脱我们自己以科学专家的名义，在我们周围日益高筑的牢狱。他的抗议几乎是浪漫主义的(这在工业资本主义批判者中有着长长的谱系），他抗议我们社会的陈规旧律，而且还带着这样的召唤：用我们自己的人性的名义，来抵制和毁灭所谓的人的科学特别针对此种社会科学观念的这些不同路向的抨击，部分源自日益增生的疑问，即这些科学本身是否能够名副其实地符合它们自己的形象，即作为对知识的理性追求的范例。在这方面,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论述的怀疑主义最有影响。本书第五章讨论了他的著作。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书中引证科学史上的大量证据，证明科学团体几乎从未赞成某种波普尔的理想模型，去找寻既定假设的反例，并且仅仅接受能够通过此项测试的命题作为知识。相反，如库恩所称的规范科学的进程所寻求的是对既定理论的确证，而这些理论的权威一般说来诉诸对那些尴尬的反例的处置， 而不是由于反例的存在而弃之如履。对于理性信念的休谟式分析，波普尔要做的是去质问，而库恩恰恰是要恢复。[14]此外，库恩还补充道，如果我们希望解释我们对某一特别科学假设的接受或拒绝，我们需要诉诸的是科学事业的既定惯例，而不仅仅是公正无私的科学家的所谓的理性方法。饶有兴趣的是，福柯也有类似的思想，科学实践在他那里被刻画成一种控制手段，确定什么才能被承认为知识。
    库恩最基本的论点是，科学不会、也不能效法波普尔的观念从事实践活动，其原因在于，我们赖以检验我们信念的是各种事实，而我们进入事实的路径总是经过过滤的，而从事过滤功能的就是库恩所称的我们已有的“范式”，或者理解框架(Kuhn, 1970:43—51)。说得更明白一点，本来就没有任何事实独立于我们用来解释它们的理论，因而对世界的考察、分类和解释也就不存在某种所有理性人都必须接受的途径。相互竞争的理论当然可以一较短长，但并非对照着某种客观的尺度：最终它们是不可简单比较的，结果是他们的拥护者可能被认为是(在库恩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隐喻里)生活和工作在不同的世界之中(Kuhn，1970:134-135）。
    库恩对科学理性的流行意见的攻击，与奎因(Quine)对他所谓的认识论教条的挞伐有些相似之处。该教条假定，在概念和事实之间存在着范畴上的区别(Quine， 1953:20—46)。这也令人想起维特根斯坦的主张，即我们要理解我们所谓的事实的所有企图，总是与一种特殊生活形式的构成有所关联。所有这些影响汇聚在一起，例如汇聚在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名著《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中，结果无非就是这样一种处境，即追问哲学以及诸种科学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的位置何在。如果我们通向现实的路径不可避免地受到我们对什么算作知识的局部信念的支配，那么认为科学对世界本来面貌的发现将会越来越多的传统主张，就变得成问题了，或者至少是过度简化了。而且，如果不存在任何概念网格，让我们借以对世界进行分割和分类，那么哲学作为分析此类概念的学问的传统功能，同样也被置人疑问之中下。[15]用康德的术语来说，认识论就是对能够明确认知的东西的研究，而这似乎也开始变成不可能的任务了；相反，我们却面临着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这个幽灵的威胁。
    在那些沿此方向论证的学者中，历史研究越来越证明是灵感与证据的丰富源泉。福柯的著述坚持不懈地寻求把我们对世界需要如何看待的感觉，与关于在不同时代里它实际上是如何被看待的完全不同的记述形成对照。库恩与此相似，他也以历史学家的面目自居。他研究的是科学团体的实际行为，但他研究的方式是通过考察历史记述，最终挖掉当代科学哲学的一些先验承诺。部分由于这些发展的结果，许多历史学家，还有民族志学者，随后都明确地把他们的研究看作进一步的弹药，加入到反对天真的现实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关于人的本性与理性的规范观点的斗争上来。而在科学史家、道德哲学史家和政治哲学史家，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家那里，外国和异族的研究的关注点已经越来越多地从其他时代和其他文化的能力方面，转移到给我们提供我们最珍视的一些预想和信念的反例上来。[17]
    四
    不过，我的考察到了这一步，谈论这些怀疑主义的脉络是对人文科学宏大理论回归的贡献，似乎显得自相矛盾了。如果说我挑选的所有这些思想家有些什么共同特征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有一种强调局部的和偶然的重要性的意愿，一种突出我们的概念和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的欲望，以及相应的，对所有那些无所不包的理论和单一解释方案的强烈厌恶——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甚至达到憎恨的地步。甚至，在我所提到的些作家那里，这导致一种如此强烈的概念相对主义的形式，强烈到几欲自毁长城[18]——这在福柯那里还只是暗示，在费耶·阿本德那里就非常明确了，它还导致某种计划方案，意图摧毁以理论和方法组织经验材料的主张。把这种怀疑主义描画为宏大理论的确很危险，像是没有抓住要领。
    然而，对这种矛盾也可以做出两种回答。第一种可以说是针对怀疑主义者本 身的笑话。尽管他们已经给出拒斥理论创建活动的理由，但是，他们当然同时还是 在从事理论创建活动。无可否认，福柯清楚表明了关于知识本性的一般观点，维特 根斯坦向我们给出了关于意义和理解的抽象描述，费耶阿本德选择了一种几乎是波普尔式的科学假设判断方法，甚至当德里达告诉我们，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应当是对解释进行解构的时候，他也假定了解释构建的可能性。而且也毫无疑问，所有这 些反理论家都在改变当代社会哲学家的努力方向上起了决定性影响，他们仅仅靠指出既定信念的不足就够了。简言之，给传统颠覆者留下功勋牌位并不存在矛盾： 即使抛开他们本身不说，他们也已经通过广泛的社会学科证明是当前实践最伟大的理论家。
    我的第二个也是主要的回答是，在考察了这些“全面颠覆者沒所做的贡献之后，我的故事还只是讲到一半。下面我们需要注意,在过去20年里，仍然存在着那种明目张胆的回归现象，有人精心构建的恰恰就是那些关于人的本性和为的宏大理论，而这正是米尔斯及其同辈曾希望从人文科学的任何中心位置驱逐出去的东西。
    这可以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案例中看得最为清楚。颇有讽刺意味的是， 怀疑主义者的解构工作恰恰为建构清理了场地，因为最伟大的理论构造正是由此拔地而起的。要理解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我们迄今一直考虑的 大多数作家所极力强调的重点在哪里就够了。他们强调的是下述观念:概念并不是有着固定意义的永恒实体，而应该被看作武器(海德格尔的建议），或者是工具 (维特根斯坦的术语)，对概念的理解部分来说不拉是看谁在挥舞着它们，挥舞的目的又是什么。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在起初援引的传统观念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去分析这些道德的语言或者政治的词汇自然也就令人怀疑 了。沿用福柯提出异议的方式来说，完全就不存在这样诗种毫无变化的概念和意 义的网格，等着我们去做中性的分析。
    这样，在分析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心就制造一个真空。 这个真空现在 就由回归到这些学科的两大由来已久的目标填充其中一个重新升起的意愿，要求直接从事当今最为迫切的有待评价的问题。[21]其结果是，像战争的正义、饥荒的社会原因、人对自然的责任、动物的福利、政治家务的局限、胎儿的权利、后代的权利，最重要的还有被“捍卫至死”的危险等话题，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明显 迫切的类似问题，再次成为哲学争论的主题。[22]但另一种甚至更令人惊愕的发展 是以最传统、最系统的风格回到宏大理论。这种风格正是数世纪以前伟大的规范 体系构建者釆用的风格。道德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再也没有丝毫羞赧地告诉我 们，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去理解，怎样过我们的生活才是最好的。[23]他们抛开 自己的纯粹语言学的成见，继续去复兴一种顽固的、可以辨认的柏拉图主义的学术 观点，这种学术主要关注的是阐明好的生活的特征以及自由正义的社会的界限。 的确，这让他们显得如此严肃，以至于出现这样的迹象，通常说来，与伦理形而上学 时代的主题比起来，人们本可以指控其琐碎平凡，但现在也许被另外一种相当合理 的指责代替了，指责的是其过度的简洁和自满。
    当然，真实的情况是，这样高傲的抱负从未被彻底拒斥,至少在德国社会哲学 中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也一样。我们马上会想起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名字不过，他们类似的信念现在让我们想到许多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都是在更精细的分析哲学氛围里受到训练 的。其产生的效应是在两大对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理论之间推动了一场活跃而深邃的争论，两种理论现在都已经在结构上高度体系化，在规模上也同样雄心勃勃。
    在这两派思想里，近年来名声显赫的那一派身上流着康德的血液，在基础上强调的是人格与他们所谓的个体权利的神圣性的彻底分离。在法学理论家里面，罗 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他的《认真对待权利》(Taking Rights Seriously， Dworkin，1978a)—书中尤其诉诸这些原则来质问法律实证主义的假设。更有影响力的是，许多政治理论家都采取了相似的路径去挑战功利主义的信条，继而寻求恢复分配正义的地位，使之成为我们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其中之一就是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他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就是从个体公民作为不可让度的权利的载体这种明显洛克式的观点，推演出关于 国家权力的最低限度的叙述(Nozick, 1974)。但在近年来从我们的公民自由和经 济自由基础上建构一般正义理论的这些努力中，最系统的当属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他和他的追随者的著作将在本书第六章得到讨论。也许，罗尔斯的主要著 作《正义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把它体现为将最初属于 I7、18世纪社会契约思想家的许多洞见普遍化，并加以延伸的结果（Rawls， 197l:vii—viii)。其意思是，他延续的恰恰是对人与社会的本性进行抽象理论化的 风格，这正是我们在洛克、卢梭和康德身上发现的风格。但这种风格曾被认为是已 经最终被纯粹经验的政治科学的到来超越了的东西(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向我们这 样保证过)。
    不过，尽管这些权利哲学家无比杰出，但最近法律和政治理论争论的术语，却仍然大部分是由功利主义的辩护者们定下来的，后者又是在道德科学的现代拥护者中间流行的宏大理论的另一种风格。即使在那些渴望推翻功利主义思想的整个 大厦的人中间，已经证明仍有必要追问一个人是赞成还是反对功利主义，并且以这种形式来推出中心议题。[26]此外，许多最具原创性和最具雄心的理论家对功利主义仍然是赞成多于反对。法律哲学家中间，哈特（H. L.A.Hart)无与伦比的贡献确证，适用一般功利主义视角的案例从不乏雄辩的辩护。[27]在道德哲学中，德里克• 帕菲特(Derek Parfit)的新作《理性与人格》的广度和深度提醒我们——如果还需要什么提醒的话，那些强调个体自治少于社会整体福利的人所能获得的资源是多么强有力(Parfit，1984)。简言之，争论在继续，其进行方式正如休谟和康德都能轻易辨认的习语所说的:信条是对立的，辩护是神圣的。
    五
    如果我们转向更广阔的社会学和社会哲学的领域，就会发现更加明显的回归 宏大理论的类似迹象。现在最主要的关切点之一就成了努力给威胁人文科学基础 的各种人物提供一个满意的回答，包括怀疑论者、非理性主义者、知识社会学领域 的“强纲领”的倡导者，以及为数众多的明显相对主义威胁的拥护者。[28]于是，对理 性的研究已经渐渐成为学术探索的一个主要焦点，一样还有对其局限的研究，包括 对像自我欺骗这样如此熟悉，但却在哲学上极难驾驭的现象的研究;还有戴维•皮尔斯(David Pears)描画为“有动机的非理性”这样的更大的 概念，以及进而乔恩•埃尔斯特以“酸葡萄”为题分论的理性的颠覆。[29]
    在那些将理性概念看做他们的中心话题的学者当中，最具雄忍、最坚韧的可能当属哈贝马斯了。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构成了本书第七章的主题。哈贝马斯 当仁不让的是所有最多产、建树最广的当代社会哲学家之一，他的與趣是如此众多、如此不同，以致任何轻松的阐释都是力不胜任的。但他当然也有持续不断的关注点，其中之一就是分析什么才是他认为的纯粹理性的沟通的构成要素。他的 方法就是构建他所称之为“理想的言说情境”（the ideal speech situation)这样与事实相悖的模型，而他的目标则是阐明下述境况的本性，在此境况中，我们或许 有能力达成对我们的社会困境的充分理性的评估，而不被外部强制力量或意识形 态偏爱所干扰。这种“毫无曲解”的沟通已经呈现在哈贝马斯最早的作品中了，最显著的就是其年的就职演讲《知识与人类旨趣》中，它还一直是哈贝马斯的关注焦点之一,并且在他最近的两卷本研究《交往行为理论》再次浮现，甚至具有生死攸关的 重要性。[30]
    哈贝马斯不仅给有关人类理性的争论带来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在帮助复兴两种宏大理论传统上起了主要作用，而后者在实证主义霸权统治下已经双双声誉扫地。特别是在他最新的作品里，哈贝马斯对塔尔科特•帕森斯（Parsons)发展的高度抽象的社会结构理论投入了相当大的关注，从而使得米尔斯曾经最想用嘲弄将其埋葬的伟大理论家再次复兴起来了[31]。但远为重要的是，在过去20年 里，哈贝马斯在促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的巨大上升上所起的作用。哈贝马斯的确批判马克思，因为据他看来，马克思要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抱负，给“自反性”(reflexivity)以及由此有意识的行为人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作用所留下的空间不足。 但正如在下面第七章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几乎毋庸置疑，哈贝马斯在把他的观念描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把他自己当作我们时代 的马克思展现给我们。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较为机械主义那一方面的怀疑，连同他坚持我们需要发展出关于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批判理论”,这些作为就径真将他置身于对马克思 思想进行“人文主义”研究的主流道路上。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已经发展 成为影响巨大的运动潮流，不仅通过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追随者，而且也通过英国像汤普森(E.P. Thompson)这样的作家，还有特别是通过法国的萨特、梅洛·庞蒂的崇拜者，以及其他存在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建者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过，自 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对这种解读马克思的方式的猛烈抨击走向了高潮，首先是在法国，而且特别是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及其学生的作品。本书第八章讨论了他们的理论。阿尔都塞将重心放在马克思晚期著作极其强烈的决定论色彩上，以致将马克思的更加人文主义的因素精心剔除出去，后者我们通过马克思 的19世纪40年代的所谓巴黎手稿而得以熟稔。就这样，阿尔都塞系统地论证，为 什么马克思应该是一位真正的社会科学家，这里的科学的严格意义就是提供一个关于社会变革机制的因果分析。
    阿尔都塞的哲学最突出也最惹如争议的特征是他的毫不妥协的决定论，他意图为恩格斯关于此效应的著名论断——即使拿破仑从不存在，欧洲历史进程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推出完全融贯一致的结论。阿尔都塞也许在这种企图上走得最远，竟至于将我们关于行为与责任的日常概念都从社会解释中驱逐出去但将所有的重心都放在社会和语言结构的决定性效应上面，这种同样的倾向也是当代社 会科学中许多其他伟大理论家，特别是法国理论家的突出特征。本书最后两章探讨的就是这两个最显著也最有影响的典型例子。一个是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他企图发展和实践一种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其中各种不同文 化的显著多样性都与那些普遍法律的原因相关，也可以归诸这种原因之下。那些普遍法律驾驭着我们的心灵运作，因而不仅决定了我们的符号体系，也决定了我们的信仰结构。最后，我们认为实践结构主义的另一团体是所谓“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
    他们研究过去的整个方法都是受到下述欲望调控的，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所说:“要超越个别的和特殊的事件。” (Braudel, 1980，6：11)
    这种宏大理论的形式随后在英国和美国也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哲学家所拾起。 至于应该赋予行动和结构的相对分量这个问题，的确在两国的年轻一代社会理论家中间成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一场敏锐的辩论确证了这一点。也许没什么惊奇的， 涉足其中的那些学者大多都继续坚持，两套理论都是不可或缺的过，最近赞成更加结构主义的方法的一般案例也得到了辩护，而在同时，许多作家也成功地使用历史学的案例研究的证据，以便强迫论证更加适应决定论的立场。[34]
    与此同时，通常最不具反思色彩的社会科学，亦即历史学科，也因年鉴学派历 史学家的影响而得以全面重新定向，特别是在美国。而对个别政治人物的研究，连同整个主要集中于政治史的纳米尔传统，也受到了广泛的摒弃。相反，历史学家 们越来越尊重年鉴学派历史编纂学圣经——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近代早期历史——所承载的截然不同的信条。布罗代尔生张，即使是最重要的历史行动者的信和行为，也是由他们运筹其中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所决定的，而后者大部分又是由气候和地理困境所决定的。其结论如他所述，首先出来的是山峦而非统治者，而 历史学家需要采取更加社会学的，同样还有决定论的眼光，以便逐渐把握那件基本事实的意蕴。
    六
    宏大理论的同归也带来了巨人之间的许多冲突:伽达默尔与海德格尔之争， 列维-施特劳斯与萨特之争，库恩与费耶阿本德之争，德沃金与哈特之争，诺齐克 与罗尔斯之争，福柯与德里达之争，以及哈贝马斯与几乎所有人之争。我并不企图以提供干净利落的叙述为名，通过以上概述抹平这些差别。我所做的无非就是按照地图的本性那样提供一些东西，试图将许多领袖人物大体摆放于他们自己在当代思想风景线的恰当位置上。当然，很显然，我所作的只是一个最简单的素描， 如果我们希望使自己对我所考察的这有些崎岖蜿蜒的领域有所熟悉，所需要的就 是一系列更加详细和更加专业的指南。这当然就是我希望本书各章要达到的 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