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诞生的“高加林”与“《人生》”已然成为一个无需解释的符号。正如毛尖在一篇短文《卖了良心才回来》中所说：“八十年代有一本风靡中国大陆的小说，是陕西作家路遥写的《人生》。故事主人公高加林就像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费金一样，人名变成了词汇。一个男青年，离开故乡进城，在城市里积极奋斗，城市女朋友立马把家乡的姑娘给比了下去，但是，城市不是那么容易站稳脚跟的，都市的陷阱又把他从回了原地。这样的男青年，我们统一称他为：高加林。”路遥的《人生》是一个极有张力的文本，不断被重温和解读。高加林的形象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对他既认同又否定，既赞赏又可惜，既批判又辩护，多少人从他身上自动投射，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时代的痕迹。这部小说的成功恰恰在于其蕴含的强大生命力和对80年代初中国农村社会改革前夕的真实记录和剖析。
    近些年有很多年轻的学者对《人生》进行了多角度和多层次的解读，带我们重新打开了这个文本，看到了很多隐含的问题，以及当下农村问题的由来和一步步的深化。董丽敏、杨庆祥、黄平和杨晓帆等都在重读《人生》中重新讨论高加林以及“高加林难题”。董丽敏在《知识/劳动、青年与性别政治——重读<人生>》中，引入公/私、知识/劳动、男性/女性等多重对立关系结构来探讨《人生》中的农村社会公领域的溃败与私领域的利益化，知识逻辑取代劳动乌托邦再度重返历史舞台，阶层固化导致青年人遭遇向上流动的天花板，性别政治参与了阶层分化的历史逻辑合法性的建构等问题。杨晓帆在她的博士论文《“柳青的遗产”：“交叉地带”的文学实践——路遥论》中，以路遥继承“柳青的遗产”为视角，从“社会主义新人”再造的角度，讨论了从梁生宝到高加林，从“交叉地带”出发透视城乡差别中的高加林代表的农村青年个人主义奋斗之路，她强调：“路遥的矛盾在于，他终究没有走向于连式的彻底的个人主义，当他以柳青《创业史》中的段落作为《人生》题叙时，他所认同的文学传统本身已经构成对高加林人生观的质询。”
    本文试图在《人生》“城乡交叉地带”这一空间交叉点之外，从一个“时间交叉点”去进入文本，从《人生》初稿和定稿两个不同的结局，高加林人生际遇两种不同的出路，去重新讨论“高加林难题”以及路遥对“高加林难题”的回应。
    一、《人生》的“时间点”：农村“集体化”解体的前夕
    《人生》以高加林的个人奋斗为主线，写了一个农村知识青年勇闯城市，落败后回归农村的故事。小说中还有一条副线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这条副线就是：农村正在经历一场非集体化的改革。这条副线不仅只是故事发生的布景，而是故事本身至关重要的意义。
    小说中高家林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独特的空间交叉点——“城乡交叉地带”，这个空间交叉点得到了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高度肯定，认为路遥发掘了当代文学中非常有价值的叙述空间。但是高家村还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交叉点——农村集体化后期，包产到户前夕，高家村正在面临国家新一轮农村改革。而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处在农村集体化时代的末端，才有高加林的困境，而处于包产到户的前夕，高加林的进城失败回乡就会显得意味深长。如果从时间交叉点上去重读这个故事，文本打开的方式会有些不同。
    应该说，路遥在1979年初着手写这个故事的时候，陕西的农村改革正在拉开序幕，而到1981年夏天他完成初稿的时候，农村包产到户基本已经完成。
    路遥与其同时代的陕西作家区别在于，他没有像贾平凹、陈忠实一样正面描写农村改革的进程以及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变化，而是以“个人奋斗”来探讨农村改革中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小说没有正面展开这个“时间交叉点”，而是通过两次对高家村最高政治势力——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心理活动描写，来点明这一重大农村社会改革已然到来，而大队书记高明楼对这一改革洪流进行着最后的负隅顽抗。
    杨晓帆指出：“路遥所面对的，就是阶级斗争之后的主体存在问题：即一个被抛出阶级共同体、从公社甚至宗族家庭中出走的‘个人’。路遥恰恰处于社会主义的危机时刻。中国农民的命运，人和土地的关系，农村何去何从，如何将几亿农民安置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去？”高加林作为农村社会内部培养的有为青年，他的出走是主动的、觉醒的，所以对农村社会共同体的破坏是巨大的、彻底的。高加林之路代表了在农村集体内生的个人，却无法安放，个人经历一场必然失败的抗争之后，最后被迫回到乡村共同体，却无法回归共同体。尤其是他的出走和回归都发生在农村集体化即将结束，共同体即将分崩离析，个人纷纷崛起的时刻。这真是一个躁动、不安、复杂而危机的时代。
    路遥笔下的高加林是一个农村文学青年，有才华，关心时事政治。文中多次重复性地叙写高加林对现代主流媒体的关注，对政治、经济和国际形势的渴慕：
    “他从初中就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一天不看报纸总像缺了什么似的。”
    “从报架上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和本省的报纸取了一堆，坐在椅子上看起来。”
    “他首先看人民日报的国际版。他很关心国际问题。曾梦想过进国际关系学院读书。在高中时，他曾钉过一个很大的笔记本，里面虚张声势地写上中东问题、欧洲共同体国家相互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东盟五国和印支三国未来关系的演变、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国的因素等等胡思乱想的研究题目。”
    高加林关心时事政治，尤其是国际问题，他的精神生活与现实的农村生计格格不入甚至截然对立。小说中还特意安排了一场高加林与黄亚萍之间有关“现代知识”的才艺表演，双方展示了各自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和能源形势的掌握和分析。如很多研究者所论及的，这场极为夸张的表演，一切都远离中国当时的国内日常生活，尤其远离高加林的日常生活。
    令人费解的是，高加林时刻通过关注各类重要党报和主流媒体来掌握国家大事，在他的视野和意识中却自动过滤了所有与当下农村社会相关的信息。在1970年代末关于农村改革的重大讨论、决定、方案和信号见诸所有重要的广播和报纸，这一场事关中国农村社会的重大改革在小说中也从未提及，高加林不关心、不关注、也从未重视过这一与自己、与高家村全体村民、与广大中国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改革政策。这一刻意的自动忽视或者视而不见，其背后的冷漠、逃避和反感，令人震动。
    高加林的阅读、知识、才华和集体劳动、经济发展、农村现代化建设完全不发生关系。读书成为了与之相对立、甚或凌驾在其之上的一个指向。究其原因，高加林作为农村培养的知识青年代表，要挣脱公社、阶级、集体和乡村，进城。就连国外的当代中国史家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年轻的农民，特别是当他们从报纸和收音机以及现在日益增多的电视机中了解到更多的外部世界后，他们可能感到沮丧。1979年在一所农中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仅6%的学生想当农民；在一所城市小学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只有0.5%的学生想当农民。随着农民受教育的机会日益增多，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意识到地区之间和乡村之间存在的不平等，而且来自较贫困地区的那些人会惊奇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不平等。”
    高加林的痛苦代表了七十年代末农村知识青年的共同思想苦闷，前三十年农村现代普及教育给予了农村青年以城乡不平等的认识，现实却无法给予农村青年以出路，农村青年与身处其中的农村疏离，却被精神向往的城市拒绝，处在一个无法两全的尴尬境地。而高加林更为突出，他被下了民办教师之后，就再也无法融入乡村共同体，他所有的消极懈怠、自我虐待式劳动、卖馍的狼狈，甚至与刘巧珍的恋爱更多是出于情感的慰藉和对乡村社会的逆反。高加林唯一一次对农村社会的直面介入，就是一场被喻为失败的“卫生革命”——水井漂白粉事件。杨庆祥曾经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表面上看，卫生革命不过是高加林与刘巧珍爱情之间的一个插曲，‘卫生革命’发生之时，正是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处于半地下状态并遭到双方家长反对之时，高加林通过与刘巧珍一起公开骑车去县城的行为，完成了一场小小的爱情’示威’。……但从更深层的角度看，卫生革命同时也是高加林为了显示其个人主体地位和话语力量，向其生活的环境发起的一次小小挑战。这一挑战的结果并不容乐观，村民们发现水井被放了漂白粉以后拒绝饮水，并职责高加林等人的行为，作为最主要的’肇事者’高加林选择了回避，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在事件的现场，他的观念通过两类人在现场得到了表达：一类是和他一起放漂白粉的几个青年人，但被几位长辈骂了个狗血喷头，另一个是高中毕业生刘巧玲，她用所学的化学知识来解释高加林的科学行为，但是却遭到了一致的嘲笑和奚落。”
    对于杨庆祥这一精彩的分析，我想补充的是，此时的农村社会是一个公领域集体溃败的危机时刻，以大队书记高明楼为代表（以及马占胜和未正面展示的公社书记）的党在农村基层的官僚化和腐败化，高明楼不仅未承担起党在基层的正面领导和建设作用，反而走向反面，以权谋私、腐败和蜕化，带头抵制农村改革，因一私之利对上级政策阴奉阳违；经济领域的“二能人”刘立本，他只关注个人私利，无法承担起一个带领集体共同致富的责任。两者的联姻更是一种农村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合纵连横，把持着乡村共同体的上层。国家层面对农村的过度汲取和权力放逐，而乡村共同体公领域本身的溃败，让农村社会环境更加恶劣。这个集体化后期危机重重的农村社会，急需一股改革的新势力来主导、挽救和突破。唯一可以与此相抗衡或者说有望引领乡村共同体的知识力量和青春力量集中在高加林身上。
    高加林通过这场“卫生革命”第一次主动介入农村社会公共事业，进行了一场实验性改革，他带着巧珍从县城里买来漂白粉撒到水井里，以改善水质。但是此举遭到村民纷纷质疑，这本应该是一个如《创业史》中梁生宝振臂一呼，用现代的知识、科学来启蒙、革新乡村社会，以获取乡村共同体领导权的关键性时刻。
    匪夷所思的是，在这一时刻，作为村中“三能人”的高加林缺席了。
    这一缺席，注定了高加林在被下了民办教师之后，在试图改革和领导乡村共同体道路上的失败，意味着高加林代表的知识话语权被无视，从精神和价值上彻底被乡村共同体抛出。另一方面，也说明从《创业史》到《人生》，农村有为青年的知识体系和精神关注已经“生活在别处”，非但承担不了乡土社会的维护和领导责任，反而最终成为乡土社会的破坏者。高加林的破坏在于对巧珍——这一乡土所有美德和传统集中象征——的抛弃和伤害。这既是高加林为代表的农村知识青年对领导和维护乡村共同体的主动放弃，又是乡村共同体对高加林为代表的知识青年整体的不信任和抛弃。这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双重否定和互相拒绝。
    但是，集体化即将解体，危机重重却又即将分崩离析的农村社会还有没有出路？高加林这样一个农村社会的“在而不属于者”，甚至是背叛者和破坏者，回到农村之后，以什么样的姿态介入，是否可能承担起农村社会建设的责任，从而给农民和农村的命运带来一种希望和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农村集体化即将解体，乡村共同体还能否维系，如何维系？路遥通过对巧珍出嫁的描写表达了自己的忧思，也试图传达出一种出路的信号。
    二、巧珍出嫁的“老乡俗”：是自我安慰还是乡村共同体的一种出路？
    《人生》中描写了很多乡村的风景，关于民俗着墨不多。路遥虽然是一个关注“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题材作家，但他显然不是一个注重刻画乡土民俗的作家。不过，《人生》却有一个重要的情节，罕见地通过一场民俗来写巧珍的出嫁。
    在与高加林的现代式恋爱失败后，巧珍深陷痛苦，在感情受挫、名誉受损之后接受了马栓的求婚，希望尽快举行婚礼，并且执意要按照旧式的迎娶方式出嫁。父亲刘立本觉得有点作难，跟自己的亲家高明楼商量：
    “现在主要是巧珍有点赌气，要按咱过去的老乡俗行婚礼，这……”
    “不怕！”明楼决断地说，“就按娃娃的意思来！现在党的政策放宽了，这又不是搞迷信活动哩！你就按娃娃说的办！这几天要是忙不过来，叫我大小子和刘巧英给你们帮忙去……”
    从父亲刘立本和书记高明楼的反应来看，旧式的“老乡俗”婚礼在80年代初的西北部农村已经很罕见，至少在文革“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和旧习惯）运动中被作为落后的封建迷信残余遭到官方取缔，在此重压之下，“许多农民避而不搞以生丧嫁娶为目标的传统仪式”。婚嫁是农耕社会最重要的民俗礼仪之一，承担着乡村和宗族共同体的凝聚和组合功能。革命时代逐渐改造了这样的民俗，以社会主义新道德取代旧风俗，去除了婚嫁仪式中礼仪的合法性。著名的《小二黑结婚》就是写农村婚嫁，如何破除旧式的农村婚姻以及旧式农村嫁娶繁文缛节，是与革命、解放、自由和关于现代性的追慕与想象分不开的。路遥写作《人生》时，同时期老作家马烽也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结婚现场会》，就是通过举办一场现代的农村新式集体婚礼，以破除农村旧式婚嫁习俗中的媒妁和彩礼等恶习，破和立的问题，农村婚嫁的方式选择是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同向同行。
    巧珍这样一个“不像农村姑娘”的农村姑娘，为什么要特意选择这一种前革命时代的、传统的、乡土的“老乡俗”嫁娶仪式？如果像刘立本说的，巧珍是赌气，那么以她一心向往追求高加林式的现代的、城里的生活方式而遭到抛弃，她完全可以要求甚至更应该要求仿照当时县城里的姑娘最时兴的现代迎娶仪式风光出嫁，相信马栓和刘立本完全可以接受并且做得到。
    一直以来关于这一点甚少有关注。黄平在近期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有所谈及：“被严重伤害的巧珍，退回到乡村共同体的深处以求得庇护与安慰，要求婚礼完全采用旧式风俗。”他关注到了这场不同寻常的出嫁，认为巧珍的选择是“退回到乡村共同体的深处以求得庇护与安慰”。然而，巧珍这种选择仅仅是一种个人退守性的自我安慰和自我催眠吗？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厚夫撰写的《路遥传》里曾经提及到：“在细节处理上，路遥特别认真。他写到巧珍要出嫁那章时，专门找了几位甘泉县城里的老人采访，这章前前后后反复了好几回。”从中不难看出，这段出嫁是路遥有意为之。他为了写好这章，特意向深通当地民俗的老人去获取资料，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处理一个细节真实性的问题，而是路遥别有深意。路遥刻画的巧珍，不仅有着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小芳”式的美貌与美德，更强调她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强烈的精神追求，我认为路遥让刘巧珍这样一个具有内在深度和人格完整的女性，选择自己的出嫁方式不是简单的赌气，而是一种有意义的选择。巧珍的嫁娶仪式确实是回归、甚至是复活了前现代的乡土中国。但是这在社会主义集体化即将分崩离析的时代是不是有着一定特殊的含义？是否传达出路遥一种暗含的方向和旨归？
    这场不同寻常的民俗婚嫁，在危机潜伏的高家村里重新凝聚起了乡村共同体，包括高明楼、刘立本都参与到共同体维系中，唯一缺席的是高加林一家和德顺老汉等维护高加林的一方。路遥让刘巧珍迅速出嫁马拴，断了高加林回乡后与巧珍结合的退路，如后文所要论述的，也许本意是让刘巧玲登场，给高加林另一条出路。但路遥让巧珍以“老乡俗”婚礼出嫁，更是对巧珍回归乡土、维护乡村共同体的落脚。他对巧珍出嫁着墨很多，仪式越隆重、越乡土、越讲究、越着重细节，就越显示出传统的厚重、能量、凝聚力和神圣感，越衬托出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现代城市恋爱方式的轻浮、飘渺和虚幻。
    巧珍由于不识字，缺乏进入现代的可能性，是乡土的坚守者与慰藉者。巧珍放弃追求高加林时的现代化幻想，而寻找传统和乡土，并再往回看，回到前现代的乡土世界深处寻找力量，而正是这样的旧式民俗却恰恰凝聚起了乡村共同体，或者说是“根”。我并非想说明路遥这里不经意显示的“乡土寻根”与1985年后的“文化寻根”有什么内在关联，但至少在路遥这里，巧珍复归的传统维护了农村社会共同体，恰恰是即将面临解体的农村社会借此维系的力量。
    巧珍出嫁时，母亲给她戴上了一块红丝绸，这是“老乡俗”婚礼必不可少的红盖头。这一块红丝绸很有可能是巧珍母亲当年出嫁用过的盖头，如今在巧珍的婚礼上延续。不由得会与高加林送过巧珍的红头巾联想在一起：
    “高加林突然想起，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和巧珍一样的姑娘。他仔细回忆一下，才想起他是看到过一张类似的画。好像是幅俄罗斯画家的油画。画面上也是一片绿色的庄稼地，地面的一条小路上，一个苗条美丽的姑娘一边走，一遍正向远方望去，只不过她头上好像拢着一条鲜红的头巾……”
    高加林是从一个现代城市青年的视角，出于现代艺术中对乡村姑娘的想象而爱上巧珍，又用现代艺术的移情来包装巧珍，高加林送给巧珍的唯一爱情信物就是一条红头巾。巧珍出嫁的时候母亲却为其盖上了红盖头。红头巾和红盖头，一个是现代，一个是传统，一个现代艺术，一个传统民俗，一个是现代文明人视觉里的乡土想象，一个是乡土文化一直未中断而接续上的礼俗。
    在这个意义上，巧珍向高加林进行了彻底的告别，也是向高加林所代表的现代个体对共同体的否定姿态进行决裂。巧珍是乡村共同体的坚决拥护者，也是路遥某种程度上对高加林式的现代文明追求和乡村出走道路的否定。巧珍以身体的出嫁和精神的皈依通过一场民俗婚嫁回归，放弃了高加林式的启蒙、知识、教育、个人和奋斗等现代性追求，而且更进一步，也一定程度上拒绝了当下的革命、解放、改革和社会主义，回到了前现代和前革命时代的乡土中国，回归的是传统而从未断裂的乡村共同体。巧珍是乡村一切传统的美和善的化身，她这一姿态，也许就是在已然到来的集体化崩溃时期，路遥给乡村共同体的一种出路和选择。
    当然，这只是一种出路和选择，路遥对此并未充分展开，作为一个成功走出农村社会的知识青年代表，路遥自己也并不甘心于这样一种复归。因为在高加林身上，路遥曾经还寄托了另一种出路与选择。只不过因为小说结局的修改，这一出路与选择变得含混模糊了。
    三、《人生》的两个“结局”：高加林与刘巧玲的爱情是否可能？
    公开发表的《人生》“第二十三章”标题下有个特别注明——“（并非结局）”。为什么路遥说这里并非结局，是故事未完成待续？还是说这并不是故事本身的结局，结局另有其他？
    厚夫《路遥传》里收录了路遥研究中新近发现的大量史料，尤其是记录了路遥在《人生》写作前后，对这部小说产生过诸多影响的人和事，其中关于《人生》初稿和定稿对于结局处理的重大修改，让我体会到路遥为什么特意在第二十三章注明“（并非结局）”：“现有的资料证明，路遥早在1979年就开始创作这部中篇小说，不过写得很不顺，一直写写停停，但王天乐的人生际遇给路遥创作《人生》提供了灵感。路遥由己度人，由自己亲兄弟的人生际遇而生发到对整个中国农村有志有为青年人命运的关注，由此下决心创作这种题材的小说，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一点在杨晓帆的研究中也得到印证和论述。从新近发掘的路遥在1980年-1981年间几封关于帮助弟弟王天乐从农村转到城市工作的信件中，得知路遥为此费尽了心思且受到重重阻碍，这成为促成路遥完成《人生》创作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之一。路遥帮助弟弟顺利转为煤矿工人而走出农村之后，正式动笔撰写《人生》，在20多天之内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一气呵成，应该说《人生》初稿创作过程是顺畅的，情节架构是一个有机而统一的完整体系。
    《路遥传》中指出，路遥在1981年写完《人生》初稿后一直信心不足，经过一番考量，很慎重地把《人生》（当时叫《生活的乐章》）初稿寄给了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的王维玲，请王维玲对初稿把关。王维玲与编辑室的同事一起读了初稿之后，一致认为小说已十分成熟，但是结尾较弱。王维玲在1981年11月11日给路遥写了一份长信，提出了对这部初稿的意见。《路遥传》中全文引用了王维玲这份长信，其中可以见到王维玲对初稿的认可，以及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极为重要的是可以发现路遥初稿与后期发表的定稿有所出入，尤其是初稿对于小说的结尾处理是不同的：
    “小说现在的结尾，不理想，应回到作品的主题上去。加林、巧珍、巧玲等不同的人物都应对自己的经历与遭遇，行动与结果，挫折与命运，追求与现实作一次理智的回顾与反省，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总结过去，总结自己，总结旁人走过的道路，给人以较深刻的启示和感受，让人读后思之不尽，联想翩翩。
    现在的结尾较肤浅，加林一进村，巧玲就把民办教师的职位让给他，并且对他表现出不一般的感情，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一切都是巧珍的安排，让自己的妹妹填补感情上的遗憾。巧珍会这么做吗？！读过后感到很不自然。”
    原来《人生》初稿的结尾应该是，高加林回到高家村，巧玲向其示爱并且主动让出民办教师的职位给高加林。
    厚夫和杨晓帆的研究都注意到，路遥或出于对弟弟王天乐等农村知识青年进城的感同身受，或出于自身农村知识青年奋斗艰辛过程的情感关照，对高加林这个主人公是饱含深情和偏爱。即使路遥对于高加林抛弃巧珍后在城市的落败有所批判，但也不忍痛下恶评。在初稿中，路遥写到高加林回乡后，不仅高家村和黄土地给予了他宽容厚爱以及无私接纳，而且立即给他重新安排一个高家村里优秀的爱情伴侣——巧珍的妹妹巧玲，由巧玲主动示爱高家林并且让出民办教师。这样，高加林重新在高家村收获了爱情并找到了归属。
    对于路遥初稿中这一“大团圆”似的结尾，我认为这是路遥曾经给高加林的一条出路，进而解决一直困扰他的“高加林难题”。
    在《人生》定稿中，高加林的爱情始终与巧珍、黄亚萍纠缠在一起，巧玲着墨不多，不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更不是一个有内在深度的文学主体形象，巧玲也未有任何参与到高加林爱情中的可能性。但是从王维玲的这份信中得知，初稿中巧玲角色也较为吃重，相比定稿应该有更多的情节与文字叙述，路遥在后期修改中肯定对巧玲删减了部分关键内容，遗憾的是现有资料已经无法看出初稿中对于这个人物的处理。我认为路遥初稿中对巧玲这一人物原有的处理是小说有机组成部分，代表了路遥曾经一以贯之的意图，这是一把重新理解《人生》中“高加林难题”的钥匙。
    如细读文本，其实结尾中巧玲对高加林示爱并不突兀，在小说中也有迹可循。巧玲曾经参与到高加林、巧珍共同主导的“卫生革命”——水井漂白粉事件中。面对村民的质疑，是巧玲代高加林和巧珍出场，她试图用与高加林共同分享的现代话语体系——知识与科学——来启蒙村民，但是落败了，被村民讥讽为“和你姐夫一样咬京腔哩！伙穿同一条裤子！”巧玲与高加林在“卫生革命”中是同一阵营的结盟，她既作为巧珍的妹妹与高加林成为同一阵营的关系人，更以农村知识青年的身份站到了高加林的后来者队伍里，如此看来，初稿结尾两者的爱情安排也并不牵强。
    如果我们再细细分析巧玲，她既有黄亚萍代表的现代知识，又兼有刘巧珍的美貌与美德，与高加林同样是农村知识青年身份，可以说是为回乡后高加林量身定制的理想伴侣，既可以抚慰高加林城市落败后的创伤，又可以减少抛弃巧珍后对高加林的道德谴责。此外，巧玲和巧珍一样是经济能人刘立本的女儿和大队书记高明楼儿媳的妹妹，本身又联合起了高家村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与高加林的结合就意味着高加林不再是游离在乡村共同体之外的个人，而是可以深深嵌入到乡村共同体中，可以心甘情愿又稳稳妥妥地安放。甚至可以进一步设想，路遥让巧珍迅速出嫁马栓而断了高加林和巧珍复合的可能性，就是要让高加林回乡后和巧玲走到一起，这样的安排也许在路遥看来，是一个理想的结局。这从路遥在给小说一开始起的题目《生活的乐章》可以看出，“乐章”一词至少表明小说的结尾有着一个光明或者“大团圆”的尾巴。
    高加林必然要从乡村共同体出走，经历一场轰轰烈烈又必然失败的进城运动，更需要进城失败后高家村的无私接纳，还需要一个可以弥合一切城乡矛盾、传统与现代矛盾、读书与劳动矛盾的爱情伴侣，让高加林心甘情愿地安顿在乡村共同体中，让个人得以回归共同体。高加林的一切问题在此可以得到解答，高加林的个人奋斗到此结束，个人与共同体归—去—来的“圆”扣上了。高加林进城的故事可以完美落幕。
    但是，王维玲作为八十年代具有改革倾向的知识分子，却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个结局不自然，比较假和浅，没有现实可能性，王维玲希望路遥对这个结局进行修改，并且建议他尽快赴京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修改。路遥很欣喜初稿得到了王维玲的肯定，迅速答应王维玲赴京，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大院里，着手对小说进行了集中修改，在修改过程中一直在与王维玲等编辑探讨和交流。从发表的定稿中看出，路遥基本遵从了王维玲当初的意见，对结尾做了重大修改，改为巧珍从巧玲处得知学校可能会增加一个民办教师名额，巧珍去求高明楼把这个民办教师名额给高加林。初稿和定稿两个结尾同样解决了高加林的民办教师身份，但是定稿结尾却空缺了高加林和巧玲的恋爱，爱情被悬空搁置。
    这一结局的修改，并不仅仅关乎艺术性的自然与否，对于《人生》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可以说是路遥在王维玲等编辑指导之下，不仅改变了高加林的结局和出路，更是改变了《人生》的问题核心，以及改变了路遥曾经对于“高加林难题”的回答。
    结局改变主要在于高加林能否在回乡后继续收获新的爱情？
    恋爱问题在《人生》中绝对不是爱情本身那么简单，而是代表着主人公的精神归属和价值取向，是主人公选择可以归属和安顿的精神共同体。高加林被乡村共同体三振出局，试图以个人奋斗融入城市，最后必然又被城市抛出，他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回到农村，而是这样具有自我觉醒和强烈主体性的个人如何被乡村共同体重新吸纳，乡村共同体是否可以吸纳高加林，个人又是否能够心甘情愿地融入，更何况这个乡村共同体又即将面临解体。
    高加林的爱情选择难题，一直就是在两种共同体之间的游离和摇摆，无法被纳入到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格局和叙述中去，既被乡村集体整体抛出，又无法打破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官僚等级秩序，甚至出卖了爱情、道德、良心，依然被官僚体系本身的“走后门”轻松打发。
    虽然路遥在小说创作之外，通过各种关系运作和“走后门”让弟弟王天乐成功转为煤矿工人而走出农村，但是路遥却深知这条路径的偶然性和非正当性，绝大多数高加林们必然无法被城市真正接纳，即使高加林因为叔叔的关系“走后门”暂且到城市走一遭，但终将回到农村，王天乐的道路不具有可复制性，这是社会现实，也是路遥感到切肤之痛的：“详细情况我不太了解，国家现在对农民的政策显有严重的两重性，在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广义的文化——即精神文明）。最起码可以说顾不得关切农村户口对于目前更高文明的追求。这造成了千百万苦恼的年轻人，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构成了国家潜在的危险。这些苦恼的人，同时也是愤愤不平的人。大量有文化的人将限制在土地上，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如果说调整经济的目的不是最后达到逐渐消除这种不平衡，情况将会无比严重，这个状况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示出……”
    正如很多研究《人生》的论者揭示的，农村教育的普及，现代文化传播的深入，让农村知识青年有着强烈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城市的欲望，对城市有着极强烈的向往，但是城乡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社会的固化，这种欲望却又遭致强烈的压制，让这种出路变得无望。
    路遥初稿中结局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了这种农村知识青年出走的觉醒和行动，以及欲望被压抑的痛苦，更是要通过青年们关于“人生”之路的讨论，要给这些无法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以新的想象性的出路。初稿中的结局，路遥把巧玲安排给高加林作为爱人，就是要给予高加林回到乡村共同体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既需要高家村对高加林无私接纳，更需要巧珍出嫁而让巧玲登场，因为巧玲不仅是一个融合黄亚萍和刘巧珍两种精神共同体的形象，她还是一个无内心冲突、无思想矛盾、心甘情愿在高家村扎根的知识青年，可以把高加林牢牢吸附在高家村。
    巧珍出嫁前与巧玲有一番对话，巧玲发表了一番对于人生的理解：“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方面不满意，就灰心。比如说我吧，梦里都想上大学，但没考上，我就不活人了吗？我现在就好好教书，让村里的其他娃娃将来多考几个大学生！就是不能教书，回村劳动了，该怎样还要怎样哩……”路遥借巧玲之口发表了一番农村知识青年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极为“政治正确”的话语，以此试图解答“高加林难题”。这段话既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潘晓讨论”的问题中去，也是针对高加林的这样一个意图从集体中出走的农村知识青年的拨乱反正，更是为一个农村知识青年在个人价值与集体、革命、国家要求出现矛盾时指明方向。巧玲与高加林结合，就是以这一套人生的意义合法化话语，把高加林安放在乡村共同体中，他不再游离和出走，可以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事业的大格局和主流叙述中去。
    而定稿结局被改写之后的高加林，爱情的遗憾和失去，既是对高加林的道德审判，更意味着高加林最终无法在高家村安放其精神和价值，无法在任何一个共同体中归属，也即无法在国家事业建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个人与共同体，农村青年与时代主流事业脱离。即使民办教师一职可能失而复得，但是精神的无所依托，他必然还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因子，后续是再度进城？或者在农村集体化分崩离析时走向个体户致富道路？但必然料定的，高加林和共同体依然不发生关系，农村知识青年被排斥在了主流之外。那么高加林将何去何从？这是个永远的“高加林难题”。
    这一点在路遥对于“《人生》是否可以写出下部”这一问题上得到进一步佐证。《路遥传》里的资料显示，王维玲对路遥修改后的定稿比较满意，小说发表之后，王维玲认为《人生》小说没有完结，多次给路遥写信，督促路遥一鼓作气尽快写出《人生》的下部，并且对下部提出了很多希望和要求，希望路遥续写高加林回到高家村之后的新生活和新故事。因为定稿之后《人生》的结局是开放的，“高加林难题”没有解决，留下了新的故事开展的空间。这一结局也一直遭到很多评论家的批评和垢病，质疑高加林回到土地之难。所以王维玲希望路遥能够再接再厉，像柳青写《创业史》一样，继续推进《人生》故事的发展。应该说路遥非常感激王维玲，也非常重视王维玲的意见，认真考虑过如何继续写《人生》下部，但是与王维玲多次信件的沟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最终还是放弃《人生》下部。
    厚夫在《路遥传》里对此进行了很多分析，认为路遥从一开始没有写下部的预期，而已经在着手写《平凡的世界》。但我认为，在路遥那里，《人生》没有下部，因为路遥初稿中高加林与巧玲结合寻找新路，就是“高加林难题”的出路，但是这一结局没有得到八十年代改革倾向知识分子王维玲的认同，也即没有得到当代主流文坛和官方评论界的认可，路遥只能作罢。所以路遥在定稿的“第二十三章”特别注明“（并非结局）”，不是故事未完结，而是故事另有结局，也窥出他对结局的修改还是耿耿于怀。
    这也许也影响到了路遥对《平凡的世界》的构思。《人生》之后，高加林是走向《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还是孙少安？高加林回到高家村之后面临的就是集体化的解体后孙少平和孙少安兄弟的出路问题，一个要从农村出走，虽然已经不再是高加林式的追求在城市体制内有尊严、有地位的价值认可，但是他一直拒绝社会主义共同体，是个游走的“个人”；另一个扎根在农村，虽然屡遭伤害和挫折但自觉维护着农村社会共同体，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走入农村社会发展的主流和中心。这是在集体化时代之后，农村知识青年的两条人生道路。路遥的初稿和定稿中对高加林结局处理的不同，代表了高加林是走向孙少平，还是走向孙少安，是孙少平的继续出走模式，还是孙少安的回归共同体模式。
    《人生》初稿和定稿的两个结局，不仅决定了“高加林难题”是否可以得到解答，更重要的是决定了路遥如何继承柳青传统？高加林是“梁生宝”还是“徐改霞”的延续者？是“梁生宝”—“高加林”—“孙少安”一脉下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维系者和领导者，还是“徐改霞”—“高加林”—“孙少平”—“农民工”一脉下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决裂者？高加林是前三十年文学最后一位主人公，80年代个人可以继续纳入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可能性，还是新时期文学第一位主人公，个人主义英雄的崛起？更深层次说，是社会主义危机的想象性解决，还是危机的进一步深化？
    从“时间交叉点”去重新打开《人生》，路遥对处于集体化即将解体时刻的农村青年人生道路讨论，是在探索农村社会在集体化解体后的两种出路问题：一种是巧珍所代表的回归传统，以民族、民俗、文化、传统之根维系即将崩溃的乡村共同体，一种是初稿结尾所指向的，高加林通过与巧玲结合，回归和领导乡村共同体，共同投身农村现代化事业。前一种出路路遥并不信服也并不甘心，但是他对乡村共同体能否维系的忧思以及这一出路的探索却在蔓延，到了1985年后成为中国文学和文化领域中一种普遍的“文化寻根”之路。第二种出路是路遥寄托在高加林身上的唯一希望，也是对农村社会出路柳青式的回应，个人要与阶级、集体、社会主义共同体发生关系，他试图让高加林接续梁生宝，继续带领农村社会在集体化解体之后开始新一轮“创业”，开启新的“创业史”。但是这一出路夭折了，“并非结局”的结局中高加林被从共同体中放逐了，梁生宝的历史主体性似乎到此走向了终结。
    于是，《人生》留给了我们永远的“高加林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