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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的新作《小说的时间性和现代性——欧洲成长教育小说的时间性叙事研究》 在现代性的问题视域中,从时间叙事的角度对欧洲成长教育小说做出了 新颖的解读,不仅对国内相当薄弱的成长教育小说研究本身是一个极大的推进,同时也是一本精彩的小说理论著作。 在高校教授“文学理论”课,时常会碰到学生问一些让人难以招架的“常识性”问题。因为是常识性问题,所以无法回避;然而也正因为是常识性问题,所以学生实际上想要听到的恰恰是常识之外的解答,寻常的答案自然用不着听老师饶舌。然而当真要给出一个精彩的答案,等于是推翻学界普遍接受的结论,别出新解,谈何容易!“小说是什么”正属于这样一个问题。令人高兴的是,王炎的新作《小说的时间性和现代性——欧洲成长教育小说的时间性叙事研究》在现代性的问题视域中,从时间叙事的角度对欧洲成长教育小说做出了新颖的解读,不仅对国内相当薄弱的成长教育小说研究本身是一个极大的推进,同时也是一本精彩的小说理论著作。 王著的创新之处并不在于试图在诸多的小说定义之外给出一个新的定义,相反,叠床架屋式的下定义方式正是作者力图规避的。作者显然深谙现象学之精义,因而从一开始就改变了问题的展开方式,即把“是什么”的本质追问转变成了“如何”式的谱系勾勒和现象还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作者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西方古典诗学中,小说只是个门外客,而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小说却一变而成为“现代世界唯一的文学形式”(巴赫金语)。循此出发,作者试图通过现代小说与 “现代性”在西方世界全面演进的互动关系,不仅揭示出现代小说生成、变化的内在原因,同时也将现代小说所表征的现代性危机勾联出来。 黑格尔、卢卡奇、巴赫金都曾经指出,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小说的出现,是与西方文化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直接相关的。前现代社会作为一个以“总体”为特征的“神义论”世界,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充盈着意义的家园;而当现代性的进步机器将先验家园倾轧成焦土瓦砾之后,孤独的现代人便不得不在 “上帝疏离”的旷野中,艰难地寻找自己的栖居之所。前现代和现代不同的文化特质,对应着不同的文学形式。在前现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史诗中,人的完满性是先天给定的,主人公从不怀疑生存的意义;而小说作为现代世界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寻求生存的意义却成为了主人公与生俱来的宿命。奥尔巴赫在其名著《摹仿论》中对《包法利夫人》的分析进一步映证了黑格尔、卢卡奇和巴赫金的结论。奥尔巴赫认为,年轻的艾玛与平庸的丈夫吃晚餐时的无名幽怨概括了《包法利夫人》的全部内容: 但是她特别忍受不了的,是吃晚餐的时候,楼下的餐厅这么小,火炉冒烟,门嘎吱响,墙壁渗水,地面潮湿;人生的辛酸仿佛都盛在她的盘子里了,闻到肉汤的气味,她灵魂的深处却泛起了一阵阵的恶心。夏尔吃的时间太长,她就一点一点地啃榛子,或者支着胳膊肘,用刀尖在漆布上上划着一道道条纹。 的确,证诸于现代小说史,我们会发现,艾玛在这里所流露出来的对日常生活的不满作为现代小说最基本的叙事动力,几乎可以涵括所有重要的现代小说主人公的情绪基调:堂吉诃德一心要实现自己的骑士梦想(《堂吉诃德》);不愿像父辈那样做一个平庸商人的威廉·迈斯特走上了学习和漫游之路(《迈斯特》);于连在锯木场的机器轰鸣声中依然可以阅读拿破仑传记(《红与黑》);认定了乡村生活俗不可耐的弗雷德斯克一心要到巴黎寻求发达(《情感教育》);同样从外省来到巴黎的还有拉斯蒂涅(《高老头》);在某种意义上,安娜·卡列尼娜的都市贵族生活正是艾玛的梦想,但安娜对官僚丈夫卡列宁的不堪忍受却与前者几无二致(《安娜·卡列尼娜》);雅罗米尔笃信“生活在别处”(《生活在别处》)……可以说,艾玛式的不满作为现代人最为普遍的在世状态,乃是现代小说所有秘密的集结地。 如果说黑格尔、卢卡奇和巴赫金对小说与现代性的上述论断构成了现代小说理论的基石的话,那么,王炎的研究正由此展开。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本研讨现代小说的学术著作,王炎显然有一种自觉的文体追求:将玄奥的哲学思辨和严谨的逻辑推演化解于精当生动的文本细读之中。这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增加文字的可读性,但另一方面,更是为了保证理论自身的完满:既然小说本身就承担着表征并反思现代性的功能,那么,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就理应在小说文本内部展开,而大可不必假理论之手。 王炎借《魔山》主人公卡斯托普对时间的追问,以剥茧抽丝的方式切入对小说形式与现代性互动关系的讨论。卡斯托普大学毕业后到阿尔卑斯山中的山庄疗养院,探望患肺病的表兄,却惊讶地发现“魔山”上的时间和山下大不相同。山上的时间有时缓慢得几个月如一日,有时又迅疾得一日如数年。卡斯托普由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对时间的追问。王炎之所以选择时间性作为问题的切入点,是因为在他看来,前述艾玛的不满说穿了是一种对时间的恐惧,或者说时间乃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艾玛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无聊的现在正通过不断的重复将她青春的身体一点点吞噬,而她试图借助未来逃离现在的希望却每每落空,于是生命变成了“现在”的机械空转。很显然,无论是卡斯托普对魔山时间的惊讶,还是艾玛对现在的恐惧,都是古典的史诗所没有的。无庸讳言,卢卡奇和奥尔巴赫都已经注意到了时间性之于小说叙事的关键作用。在两人看来,史诗时代没有时间感,至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时间感。在一个充盈着神意的世界中,无论是岁时更替,还是季节轮回,都不可能触动世界的根基,不可能改变生命的意义。奥德赛十年漂泊,返回伊大卡时依然容颜未改,靠的是他对家园永在的信念。随着上帝一劳永逸地抽身而退,人类必须为自己为生存之谜提供一个答案。而作为“向死而在”的存在物,时间乃是赤贫的人类拥有的全部家当。面对着诗意全无的世界,孤立无援的个人不得不在有限的个体生命时间中,为存在寻求一种理由,为生命寻求一种意义。惟其如此,卢卡奇才说,所谓小说情节,不过是一场针对时间暴政的斗争;小说的内在形式是“成问题的个人”的自我完成,外在形式是传记。卢卡奇进一步认为,主人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中实现自己的成长,乃是现代小说的全部主题;而所谓小说,严格说来,只能是成长(教育)小说。 因此,作为对现代性危机的自觉反思,试图通过一种特有的时间叙事为主人公的成长找到一条切实的路径,便构成了现代小说亦即成长教育小说的基本诉求。不过,王炎创造性地注意到,卢卡奇等人对成长教育小说的界定不能涵盖成长教育小说的全部。如果说卢卡奇所理解的成长教育小说的时间叙事可以称之为认识论模式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另外一种存在论模式。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前者的质疑和逆反, 认识论模式集黑格尔的目的论、线性时间观、民族-国家观、市民社会理论、个人主义等于一身,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叙事系统:主人公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通过接受各种不同形式的教育,在身体日渐成熟的同时,或者在爱情、家庭与社会之中(《傲慢与偏见》),或者在财富积累之中(《鲁滨逊漂流记》),或者在艺术、宗教之中(《约翰·克利斯多夫》),或者在民族国家的事业中(《威廉·迈斯特》),找到了意义的寄托和生命的归宿。其中,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线性时间观是上述叙事模式的关键所在。或者说,时间被当成了一个空间化的外部装置,人们可以通过对过去的经验,在现在对存在的意义进行设定,并通过在未来完成自己的设定获得存在的价值。换言之,成长被理解成了对未来的筹划以及筹划的实现,而小说作为文学形式,则被看作是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机制。支撑线性时间叙事的实际上是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认识论哲学观,它在风格上更多地体现的是早期现代社会的蓬勃朝气和乐观主义。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入,现代性危机的突显,早期成长教育小说的认识论叙事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事实上,即使是在早期成长教育小说的时间叙事中,实际上就已经隐含了难以化解的张力。作者通过对《迈斯特》细致入微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即使是在这部公认的成长教育小说的开山之作中,认识论时间叙事模式的危机就已经初显端倪。一般以为,由于德国近代以来积弱积贫的危局,特别是由于远远落后于西欧诸强而产生的社会离心力,使得歌德试图通过迈斯特这样一个将个人命运与国族命运系于一身的文学形象,为德意志的复兴寻找精神动力。然而,王炎的分析表明,小说本身却充满了反讽:迈斯特发奋学习莎士比亚戏剧,呕心沥血地创作德国民族戏剧,到头来却只是证明自己根本没有艺术才能;迈斯特有很强的资产阶级自主和自由意识,特别是对爱情有着强烈的个性追求,但他的所作所为,包括婚姻在内,却全都被秘密的贵族社团塔楼兄弟会所操控。毕生以追求德国统一和民族复兴为已任的歌德之所以没有听从席勒的劝告,去弥补小说形式上的这一明显“缺憾”,反而有意留下了诸多与他们所倡导的美育理念明显冲突的反讽因素,显然已经触及到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能否不加反思地以民族、国家事业作为生命的最高价值?或者说,现代社会的国族意识形态能否解决由宗教失落而带来的信仰危机?《迈斯特》所揭示的这种矛盾在歌德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早已越出了德国文学的边界,成为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与《迈斯特》相似,在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等早期成长教育小说的经典中,也都有着类似的叙事张力。这种张力表明,以认识论叙事模式为特征的成长教育小说在参预建构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同时,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了自我反思的必要性。 相比之下,存在论叙事模式对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反思显然更为自觉。存在论叙事模式最直观的特征是对传统成长观念的质疑,最典型的作品包括托马斯·曼的《魔山》、福楼拜的《情感教育》等。《魔山》开篇,主人公卡斯托普作为一个既有良好德行、又有生活理想的现代公民出现在阿尔卑斯山中的山庄疗养院时,似乎正象征着席勒和歌德成长理念的实现,然而随着情节的推移,卡斯托普反倒对生存的意义愈加困惑。在与观点截然相反的两位哲学家就“时间是什么”这一古老的问题所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论辩中,卡斯托普心中原来坚信不移的生存信念被一一质疑,存在和生命、青春与成长、未来与希望、死亡与永恒全都变成了“欲辩却无言”的难题。小说随着主人公对上述问题的不断追问而展开,却不再有认识论叙事模式的线性情节和圆满结局。值得指出的是,王炎这里所谓存在论叙事模式,分别被卢卡奇和弗兰克·墨洛蒂称作幻灭小说和晚期成长教育小说。也就是说,无论卢卡奇还是墨洛蒂,都认为认识论叙事模式是成长教育小说唯一的模式,只不过幻灭小说或晚期成长教育小说所表达的是一种受阻或失败的成长罢了。卢卡奇和墨洛蒂的不同在于,前者将主人公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主人公内心的理想大于外在的现实,而后者则认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实将小说主人公的成长欲求从外部世界逼迫回了内心世界。不同于卢卡奇和墨洛蒂,王炎以为,与其说《情感教育》和《魔山》的时间叙事所表征的是一种成长的幻灭感,不如说是一种更为切近存在本身的时间意识。在与世隔绝、充满神秘意味的魔山深处,卡斯托普将传统的时间观念一一否定:时间既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可以通过空间和运动进行把握,也不像奥古斯丁、康德和柏格森那样从感官和心灵去破解时间的奥秘;时间不是一种空间化的装置,也不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的一个矢量……但卡斯托普的不断否定决不意味着虚无主义。的确,在这种不断的否定中,时间似乎变得无可把捉,存在似乎变得虚无缥缈,但另一方面,时间却又以一种秘而不宣的方式最为真切地成为了存在本身,并使得生活和生命获得了最为坚实的地基。联系到卡斯托普的追问伴随着一战的隆隆炮声,王炎以为,正是在存在论时间叙事中,显示了现代小说种对现代性问题最深刻的关切,显示了最深刻的成长教育理念。的确,反观人类在二十世纪所遭受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机,可以说无不源于对种种“真理”和“主义”的盲信。当人类在科学和理性的旗帜之下,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他所赖以生存的世界,以效率和逻辑来规约生存的价值时,生态危机、核威胁、世界大战便接踵而至。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论时间叙事对“进步”、“真理”的永不停息的质询呼应了尼采以降,包括韦伯、海德格尔等在内的二十世纪最为深刻的哲学家的思考。王炎的这一结论让我们想起了康德在《何谓启蒙》中的观点: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中,任何以上帝的面目出现的主义和学说都值得怀疑;只有在批判和对话中,对世界和存在的意义进行不断地追问,才是真正的成熟。 在认识论时间叙事和存在论时间叙事之外,王炎还分析了后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但其中对杰姆逊后殖民理论的引用似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正如王炎自己指出的那样,时间从来或者说主要不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个人认为,对认识论时间叙事和存在论时间叙事所做的区分,以及在这种区分背后所隐含的作者对现代性危机的关切,是该书最富启发之处。 自信再有学生问我“小说是什么?”,已可以从容应对,至少我可以推荐他去读王炎的书去。遇到对理论著作的晦涩心存忌惮的学生,我也许应该特别提醒一句,本书作为一本精彩的小说理论著作,还可以有多种读法。鉴于作者对《迈斯特》、《鲁滨逊飘流记》、《魔山》、《情感教育》、《看不见的城市》等小说经典的解读时有令人击节之处,本书完全可以当作一部现代小说经典解读。率性的读者甚至可以像读“扑克书”一样随便从哪一页读起,相信也会马上有如入胜境之感。对上述诸多小说经典的解读在时间叙事这一主题的串联之下,又使得许多原本只是“这一个”的文本获得了一种互文本的新质,因而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又构成了一种特殊形态的西方现代小说史。韦勒克曾说,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三个维度,而王炎的新作却在不经意之间将这三个方面贯通为一了。 原载：《文景》2007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