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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究竟是什么？卡勒在遭遇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理论的自反性：它是关于思维的思维，人们借此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和理论范式提出质疑①。这和我们长期以来习见的文学理论观念有着较大的差异。几十年来，我们的理论教材热衷于告知学生配置“文学”的秘密药方，传授与指点研究文学的不二法门。所有这些，都已经僵化为不证自明的学科规范，并进一步固化为封闭、呆板的理论体系。南帆、刘小新、练暑生合著的这本《文学理论》，并不侧重于一板一眼地传授一些知识范畴，而是注重介入与反省一些惯常的理论问题———如文学的定义、功能与机制等，以此为突破口引导读者来反思既有的文学观念与理论体系。 一 文学理论无可避免要应对“文学是什么”、“理论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韦勒克、沃伦在对文学、非文学进行复杂区分之后，竭力从篇章结构的个性表现、语言媒介的领悟与采用、不求实用以及虚构性等方面，勉为其难地为文学编就了大致的定义。这样，作为反例的格林罗，其所主张的从文明史角度考量文学的方法，无疑就抹杀了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性[2]。显然，文学自身的复杂性几乎自始至终困扰着大多数有着理论“洁癖”的新批评者。瑞恰兹对此尤其忐忑不安。他在剑桥别开生面地组织学生评价匿名诗篇，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杰作一文不值，平庸之作则大受赞美。据此，他殚精竭虑要为文学搭构起森严壁垒，企图隔绝外界的诸多干扰因素。这样，方能将文本孤立出来放在显微镜下“细读”，以进行繁琐的语义与结构分析[3]。不过，伊格尔顿从瑞恰兹的文学实验中推演出了近乎相反的理论答案：学生意见的具体差异，并不能掩盖其背后惊人一致的不自觉的价值标准。因为，这一试验的所有参加者都是英国20世纪20年代受过私立学校教育的上层或中上层的白人青年。他们的身份就暗示，对于一首诗所做出的反应远非仅仅取决于纯文学因素。其批评反应与更广泛的成见和信仰深缠在一起[4]。伊格尔顿步步为营地一一清理了形式主义文论中有关纯文学的种种推断，其目的在于毫不犹豫地宣称：文学根本没有什么亘古不变的本质。它在功能上形同艾里斯所谓的“杂草”，是园丁出于某种理由要芟夷的任何一种植物———文学正是人们出于某种理由赋予其高度价值的任何一种作品[5]。无独有偶，卡勒也对“杂草状态”兴味盎然———“文学也许就像杂草一样”，力图寻求其本质，是白费力气。我们“应该做的是历史的、社会的，或许还有心理方面的研究，看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把什么植物判定为不受欢迎的植物”[6]。 不难推测，若伊格尔顿、卡勒们只是一味解构，抛弃文学定义之后一哄而散，人们有理由担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学（定义、属性）不存，文学理论又将何为？对此，伊格尔顿没有正面回应，而是质疑了这种询问方式：试图通过确凿的文学定义来界定理论形态，可能蕴含观念危机。自由人本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与结构主义都曾自信描绘出了文学的地形图（文学性），但其温和、敏感与固执，恰恰显示了自身的困乏与软弱无力，并半推半就地扮演了意识形态甜蜜的合谋者。这些理论很快面临尴尬，“它既不能战胜又不能加入后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种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7]。其结果是失去阐释能力，被历史遗忘，“或多或少地消失到文学博物馆中去了”[8]。 拒绝拥抱文学性的理论又将是何物？伊格尔顿似乎依旧含糊其辞：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它没有任何同一性使其区别于哲学、心理学或其他社会思想。在此意义上，他得出耸人听闻的结论：理论如同文学，不过是幻觉。而他自己的著作仅仅“是一份附有死者传略的讣告”[9]。在拒绝写作一部类似于韦勒克、沃伦式的纯文学文学理论著作的同时，伊格尔顿还是给理论实践描绘出了一个大致的行进路径，即“把‘文学’视为人们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理由赋予某些种类的作品的一个名称，这些作品则处于被米歇尔·福柯称为‘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的整个领域之内；如果真有什么确实应该成为研究对象的话，那就是整个这一实践领域，而不仅仅只是那些有时被颇为模糊地标为‘文学’的东西”[10]。于是，“话语实践”成为理论真正的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在他这里又被称为“修辞学”，其目的在于考察“话语是如何结构和组织起来的，并且考察这些形式和手段对于种种实际情况中的种种特定读者产生的效果”[11]。 “话语”作为现代语言学概念，最初在形式主义、新批评文论中得到广泛使用，其目的在于指涉各种文类及其特征。最早将权力纳入话语分析的当属尼采，他在《权力意志论》中宣称，知识作为一种权力形式而发挥作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文本研究心怀不满：他们抽离历史语境的研究无异于空中楼阁，因为“表述结构是纯粹的社会结构。表述，就其本身而言，存在于说话者之间”[12]。“尼采主义者”福柯承袭了这一传统。他认为，我们应当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即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作用的地方知识才可能存在。相反，知识与权力有着密切的共生共谋关系[13]。福柯有关权力/知识的洞见，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知识、真理、语言的惯常认知。“话语权力”、“知识/权力”等概念所包孕的思想精华无疑已被“话语分析”所吸收。譬如，卡勒介绍“福柯论性”，其目的就在于将福柯的知识/权力范式转化为一种文论的“系谱式”批评，即揭露假设的基本范畴，比如文学中各种形态是如何通过话语实践而产生[14]。在伊格尔顿那里亦是如此。他以为，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种种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15]。因而，“生产艺术作品的物质历史几乎就刻写在作品的肌质和结构、句子的样式或叙事角度的运用、韵律的选择或修辞手法里”[16]。“修辞学”要分析的正是作品的肌质与结构等形式系统，以探寻其“权力形态和欲望形态”，揭露话语与意识形态、社会历史之复杂关联。 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2002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在《文学理论·后记》中，南帆专门提及，《文学理论》“是在《文学理论新读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其实，《文学理论》另外两位作者刘小新与练暑生，也都参与了《文学理论新读本》的写作。 在《文学理论新读本》中，南帆就敏锐地意识到话语分析对于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并且切实地将其付诸具体的文论写作实践。在首肯其作用时，他表现出了比伊格尔顿更为大胆的理论自信，认为其“正在成为文学理论的又一个入口”，“是文学、语言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交汇之地”[17]。毕竟，伊格尔顿只是对此做了理论上的探讨，而没有在写作实践中进行具体而微的贯彻。南帆这一表述也曾遭受质疑：所谓的“话语分析”只能作为伊格尔顿一家之言，宣称其“正在成为文学理论的又一个入口”有不顾事实之嫌，因为这一概念并未流行开来[18]。这种批驳明显漠视了既有的理论成果，同时忽略了我国当代文论的发展脉络。也就是说，南帆与伊格尔顿的逻辑共享，并非一种思维的巧合，而是有着学理和现实语境的深厚根基。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理论曾雄踞话语场数十年之久，它在20世纪80年代遭到“主体”理论的质疑。之后不久，上述两方面的命题均在“语言的转向”中产生了疑问。这导致两方面的理论后果：一方面，纯粹的“文学性”受到质疑。“从文类、修辞到各种既定的话语成规，人们均可以从中读出性别对抗、种族歧视或者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信息。放弃了话语分析的形象分析收效甚微。”[19]另一方面，主体是语言符号建构的产物。结构主义以来形成了一个观念，主体乃语言结构中一个不由自主的成分。南帆指出，话语分析甚至为上述两方面的命题提供了彼此联系的语言学基础，如巴赫金所言，主体、意识形态、语言符号是三位一体的。话语分析也是对当代西方文论体系演进的一个策略性回应。此一演变过程经由各种渠道在中国引起了回响。以福柯为例，其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传播，90年代则出现了译介的高峰。随之，国内对其所进行的研究也逐步进入到深化阶段。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权力”概念及其理论范式已经大面积进驻我国人文学科诸领域。在文论与批评领域，这一影响甚巨。刘小新曾深入考察过其影响的诸多方面。这一影响彻底颠覆了80年代的纯文学和纯审美观，导致90年代文论范式的全面转型[20]。在如是语境下，南帆认为“话语分析”“正在成为文学理论的又一个入口”是有着足够的学理依据的。 时至今日，部分学人对于“纯文学”的坚守依旧与“话语分析”构成一种紧张的修辞关系。这些坚守者固守乌托邦化的理念，即要在消费时代为文学萃取高纯度的“文学性”，它没有受到社会历史、民族、性别等外部问题的无聊侵扰。南帆对“文学性”做过专门的考察。在他看来，形式主义学派大规模搜索文学性的理论战役，尽管斩获不少，但也遭遇太多理论“滑铁卢”。首先，“形式主义学派无法肯定，他们所论证的文学语言不会出现于种种非文学话语中”；其次，“文学形式的认可与人们阐释文学的规则、范式、背景、语境密切相关”。所以，南帆指出“，‘文学性’不像某种矿产一样稳定地隐藏在固定的地点，等待人们的开发；相反，‘文学性’形成于一批历史人物的共同观点之中，并且会因为历史语境的改变而改变”[21]。 《文学理论》对“文本”概念的历史考察可以深化我们对上述理论分析的理解。新批评的“文本”对传统的作品（work）构成了最初的挑战。结构主义进一步将文本编织为一个封闭的结构系统。后结构主义者一方面宣称作者已死，同时又为文本打开了一扇窗，解除了封闭的文本空间。不过，克里丝蒂娃和巴特的互文性理论依旧受到德里达的质疑：互文好比词义的确定。但一种语言中，有无数词与某词有区别。这样，意义将没有止境地在能指链上滑动。这时有必要借助巴赫金、福柯的历史、权力等范畴：文本作为人类的言语行为，总是包含着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话语（discourse）活动。此一活动是形式与意识形态的统一体，它不仅是作者的书写行为，更是特定意识形态的话语行为[22]。从文本概念的变迁史可以看出，追寻抑或固守一个 封闭的语言空间不过是乌托邦化的理论冲动。 二 通过“话语分析”揭示文本（语言及其形式系统）的意识形态内涵，这是福柯、伊格尔顿，乃至于整个文化研究界比较通行的理论方法。在福柯那里，无论是我们气血充盈的躯体，还是社会这个纷乱、巨硕的文本，都带有被动性，是被铭刻与书写的。文本是不是面带哀怨，完全静态、被动的书写物呢？这就涉及文学的功能问题。南帆的《文学理论》表明，文学并非一个沉睡的场域，它不只是饱含意识形态内涵，同时，其感性形式也具有挑战、破毁既有意识形态的惊人能量。而这正是《文学理论》区别于大多数理论教材的地方。 伊格尔顿也注意到，“每种文学理论都以对于文学的某种使用为前提，即使你从里面所得到的乃是它的完全的无用”[23]。不过，关于如何“用”，他反复强调的是“政治批评”。这种批评试图发掘文化实践领域中的压迫性因素，以作为有效抵抗的靶标。在此，伊格尔顿发扬了他左派的一贯作风，特别强调理论批评的道德向度：历史上有少数人可以以文化为生，但这是以无数人被剥夺了此一机会为前提的。因此，在他看来，“任何文化理论或批评理论，如果不从这一最重要的事实出发，并且不在其种种活动中将此铭记于心，那就不可能有什么价值”[24]。但他的批评方式令人遗憾，并没有将修辞学的一些理念贯彻到“政治批评”的实践中，形式主义已被他完全否弃，认为它不过是意识形态的锁链，是偏见的共谋犯。面对当下语境，他近乎无奈地宣告：传统文学已经死亡！ 南帆在分析了文学的发展谱系后，也清醒地认识到文学当下的尴尬处境，“文学仅仅是历史结构内部一种微弱的声音……设计未来方案的时候，文学远不如史学、经济学或其他时髦的学科”[25]。在文学日趋边缘化的今天，文学除了向隅而泣，还能做什么？这是任何理论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他倾向于对文学做出一种更为细致的考察，即由文学在社会话语光谱中所处的位置，来定位其功能。这一定位，“并未将种种结论诉诸一个绝对的最终形式”，而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来描述与认知文学———“相对于当下的历史语境指陈文学话语的维度，指陈文学话语的指向、范围、内在尺度、理想、参与现实的形式，如此等等”[26]。在此，南帆借鉴了索绪尔语言学中的“共时态”概念，致力于考察同一时间层面上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文学的功能性考察必然会联系到共时态的诸多社会话语系统。在社会话语的光谱之中“，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系统之间的对话、冲突、协调、分裂将是考察的主要内容”[27]。 那么，文学作为社会话语的一个维度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以舞蹈之于步行类比，与文学话语相对应的当是日常话语。步行很多时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苦役，而舞蹈却给生活带来活力与愉悦。我们的日常话语，背负着表达、交流的功能枷锁，已经被工具理性所完全侵占。其语汇硬化，粗疏而陈旧。显然，这些语汇组成的叙述和抒情已经与人们的真实遭际相互分裂。这就为文学表述留下了可贵的话语空间，它“有责任开拓新的语言资源，使之脱离不可表述的黑暗，从而浮现到语言的层面上来，得到语言的定型。这个意义上，文学话语常常是社会无意识的代言”[28]。当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话语进行对照。一个社会GDP的增减，定然会触及整个经济环境。经济学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一连串数字的浮动。但它不会将触须深入到某个小资家庭内部，去探访琐碎的生活细节：一个成员工资的增减可能直接触动一家三口的面部表情，乃至于导致人际关系的急剧动荡。在考量投资产出、收支平衡等问题时，个体只有统计学层面的意义。繁忙的经济学在奉行总体论的同时，只能心存愧意地略过原子个体的一己悲欢。这时，文学开始谦卑地出场，不厌其烦地一一接管了政治学、经济学遗留的喜怒哀乐。无疑，文学话语借助语言革命打开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并试图改写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 南帆详尽地描述社会话语光谱，意在再度将文学话语引渡到现实之中。这一做法是对20世纪诸多批评学派的一个反动，因为，“从形式主义学派、新批评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家的理论锋刃逐一截断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联系”[29]。为此，南帆重新启用了“美学立场”这一传统概念。他敏锐地察觉到，尽管20世纪文学批评对于“美学”这个概念显示了某种冷淡的迹象，美学涵义的形而上学思辨也让许多人感到了乏味。但是“，如果将美学视为一个实践性问题，同时将美学的洞察方式同文学话语的性质联系起来，那么，美学仍然是文学的前提”[30]。这时，马尔库塞的美学引人注目地出场了。他试图“重新率领语言返回现实”，“使语言革命的烽火重新向社会蔓延”[31]。其理论路线与20世纪诸多学派近乎背道而驰。马尔库塞所置身的发达工业社会，凭借其发达完善的技术业已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统治体系。意识形态遵循着固定的模式运行，单向度的语言阉割了人们的否定意向与逃逸冲动。这时，美学，包括文学，因其感性形态或许能散发出耀眼的拯救光芒。他认为“，审美的天地是一个生活世界，依靠它，自由的需求和潜能，找寻着自身的解放”[32]。他甚至说“，一场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出现性质上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关系，可以用它是否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来标识，就是说，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必须同时与控制人的语汇决裂”[33]。在谈及美学形式时，马尔库塞与形式主义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的目的在于维系艺术的自律，与革命运动构成规避的，乃至对立的关系。而马尔库塞强调其实践意义，形式作为艺术感受的成果，打破了虚假的、无人过问的习以为常性。而“这种习以为常性作用于每一实践领域，包括政治实践，它表现为一种直接意识的自发性，但却是一种反对感性解放的社会操纵的经验。艺术感受，正是要打碎这种直接性”[34]。 显然，强调文学话语的批判价值与瓦解意识形态的效能，是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的一个独特向度。该书上篇“文学是什么”，主要讲述“文学的构成”及其与“文化”的关系。无论是谈论“作者”、“文本”、“文类”，还是述及文学与“历史”、“性别”的关系，文学作为美学实践之一种，其批判价值都得到了强调和突显。在下篇“如何研究文学”中，这种理念也得到了有效贯彻。比如谈到“重写文学史”问题，就没有将其当成客观、冷静的书写，其中照样包含强大的话语拆解力量，“‘重写文学史’不仅是改变几部作品的声誉和地位，事实上，这将触动文学制度和经典体系的既定结构。这时，无论修史者资格的论证、重读史料依据的价值观念还是经典名单的增删、文学史课程的调整，知识领域的一系列震荡都将在隐秘的中介转换之下，曲折地进入社会”[35]。 三 上述分析表明，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在谈论“话语分析”与“文学功能”时，其实一直都围绕着文学的语言及其形式系统（文学性）这个核心来展开。而其对文学性的关注又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者，以及布鲁姆式的守旧派所痴迷的“形式”范畴有着较大的理论分野。它既要考察“形式”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内涵，又要敏锐地探查“形式”对于意识形态的祛蔽与破毁功能。当然，形式系统本身也是历史地变迁的。这种理论姿态对于一部新锐的理论教材来说非常关键：它不只是挑战了已有的理论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文艺学学科的理论体系。 自文化研究在国内兴盛以来，文艺学学科如何应对挑战成为一个争执不休的理论命题。近年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更涉及学科体系、边界的反省与检讨。一些新锐教材的面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面向学科实际，针对这种理论现状进行发言的。所以，它们反叛的理论烽火主要不是燃烧在概念、范畴层面，而是燃烧在学科理论体系层面。童庆炳在谈到当下的反本质主义时，就断然声称自己并不是本质主义者。因为，通过马克思、尼采、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努力，反本质主义早已深入人心。也就是说，这一战争早就结束，已经没有悬念。不过，在谈到当前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时，他陷入两难。在自认“妥协”的情形下，他以为只能兵分两路：一部分人专心研究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另一部分人可以去研究文学性在各个领域的蔓延。两条战线可以交锋，但不要互相指摘、说三道四[36]。这与新批评代言人韦勒克、沃伦所强调的内部、外部研究殊途同归。这一妥协恰恰显露了问题的症结，即弊病存在于僵化的理论体系中。有研究者指出，童庆炳的教材是典型的辐辏式。这种理论体系包括“五大板块”，它貌似涵盖一切，其实弊端显著，即“较为稳固的结构和思维容易转化为封闭的一成不变的结构和思维”[37]。如是看来，正因为理论体系自身的封闭性（本质化），才使得外部研究没有立锥之地。因要与国家意识形态密切配合，文学的“本质论”常常沦为不可移易的总体论。这时，再要引入民族、性别、阶级等研究主题，变得相当艰难。 新近出现的三部理论教材在打破这种僵化理论体系方面做了可贵的尝试———除南帆、刘小新、练暑生的《文学理论》，还有王一川的《文学理论》、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学界倾向于将这三部教材放在一起进行横向比较。针对其结构形态，方克强总结出了三种范式：关系主义、本土主义、整合主义[38]。在评价三部教材的优劣得失时，其观点在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关系主义注重考察文学与外部意识形态的关联，但对于文学内部各元素关系的考察较少；本土主义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建构思路，最具独创性，只是个别概念的处理有失妥当；陶东风的整合主义有效地完成了对知识的地方化与历史化处理，但将“知识”替代理论，体系建构的力度不够。 这一类比容易发生理论上的错位，可能强行将不同观念体系的理论教材拉扯到同一个平面进行理论对撞。陶东风的如下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构成了对王一川教材的一种解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路数，极易下滑为一种“拼凑”行为。陶东风在论述文学理论知识的“地方性”时，特别提到中西理论传统的差异，两者“具有极为不同的价值取向、基本范畴、理论框架以及表述形态”[39]。而王一川在谈到“文本层面”时，就将西方概念强行地横移过来进行僵硬的比较。虽然他知晓理论资源来自新批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40]，但这并不妨碍他将“文本层面”与中国传统的言、象、意进行生硬的对比。在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中，谐音、节奏、格律等文本的物质层面有着本体地位。它们作为形式体系的组元，在特定时代形成传统或惯例，制约文学创作，并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评价标准。而“言”在中国美学传统中，是要超越的，所谓得意而忘言。因此，这些类比近乎理论上的伪命题，其产生方式意味深长：西方有文本层次说，为了文化尊严，于是在中国的传统美学中孜孜以求近似的对应物。陶东风的看法一针见血：所谓的话语“拼凑”不过是“失语”焦虑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冲动的曲折反映。对此，南帆亦特别指明，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意味着派生于农业文明的传统理论的逐渐失效。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超出了“道”、“气”、“风骨”这些范畴的阐释范围，人们不得不引入“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后现代”这些术语予以补充，甚至取而代之[41]。也就是说，选择或者放弃某一种文学理论，阐释的有效与否远比理论家的族裔重要[42]。 这里，我更乐意将论述的重点放在南帆与陶东风教材理论体系的比较上。他们两人都对文化研究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而且都提出了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关系主义与建构主义。陶东风认为，所谓本质只有在“历史性”与“地方性”的限定下才有其合理性，不存在超历史的、普适性的文学观念。文学“本质”源自社会历史文化的建构。不过，在具体处理文学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联之时，他的教材出现了裂隙与保守倾向。比如在“文学的思维方式”、“文学的体裁与风格”等章节中，教材就没有将建构主义的理论观贯彻到底，而是过于强调形式自身的变迁史，淡化乃至忽略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建构链条。这是次要的，关键在于这种建构主义是宰制性的：文学在意识形态面前完全是被动的、被铭写的。于是，文学成为历史压抑的产物。文学功能是什么，它有怎样的意识形态效应，这些问题在教材中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这样，其理论体系难免结构涣散。比如在第三章“文学与世界”中，教材谈到作者中心的文论范式和文本中心的文论范式。至于两种范式之间是怎样发生转移的，文本中心的理论范式对于意识形态分析又有什么意义，都没有进入理论的视野。因缺乏一种有效的链接手段，它最终只好诉诸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汇通”。但这种“汇通”缺乏结构有机性，致使文化研究沦为提防对象———“文化研究对于文学主要是一种‘外部’研究，它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的同时，又有消解‘文学自身’的危险”[43]。这一推断无疑直接受制于其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教材指出：意识形态范畴不能完全覆盖艺术概念，虽然文学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前提，受到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但又常常超越了当下的意识形态[44]。 显而易见，《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所津津乐道的“跳出意识形态”，不仅表露了其对“外部研究”的犹疑和抵触，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化研究自身的合法性。这与教材“导论”部分对文化研究的强调和倚重近乎背道而驰。出现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该教材没有妥善处理好形式系统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联。因此陷入理论尴尬：它一方面想接纳与拥抱文化研究；另一方面又担心其蜕变为一部文化研究理论。南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首先祛除了所谓“纯文学”的乌托邦理念，即根本就不存在“超越”意识形态的文学形式和本质。也就是说，外部、内部研究之分差不多是无稽之谈，任何内部问题的研究都将关涉外部，而外部是促使内部问题发生历史变迁的源动力。文化研究也不是简单的外部问题，一样涉及一系列的“文本”与“形式”。对此，编著者重申了一个布鲁姆式的问题：在进行文化研究时，文学批评会不会再度放弃文本的细读，从而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文化研究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径，但是，文本和形式始终是一个不可摆脱的圆心。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下，文学批评也仍然要坚持对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考察的是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45]。也就是说，当消弭了外部、内部之分，文学的功能就不是简单地诉诸所谓的“超越”意识形态，而是表现为马尔库塞意义上的批判与瓦解。这时，回顾一下卡勒的立场是尤为必要的———“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文学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46]。 【注释】 [1][6][14]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16、23、9页，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2]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9—1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409—42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5][7][8][9][10][11][15][23][24]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14、9、201、201、206、206、208、21、210、2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见《巴赫金全集》（第2卷），452页，李辉凡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3]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29页，三联书店2007年版。 [16]特雷·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1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7][19]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11、1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18]张旭春：《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评〈文学理论新读本〉》，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1期。 [20]刘小新：《“话语权力”与90年代文论范式转型》，载《福建论坛》2003年第5期。 [21][41]南帆：《理论的紧张》，147、139页，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22][35][45]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47、229、3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5]南帆：《后革命的转移》，2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27][28][29][30][31]南帆：《文学的维度》，24—25、25、26、28、31、3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32][33] [34]马尔库塞：《审美之维》，104、106、11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6]童庆炳：《反本质主义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 [37]董学文、金永兵：《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328—3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8]方克强：《文艺学：反本质主义之后》，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9][43][44]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18、260、2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0]王一川：《文学理论》，144—14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2]南帆：《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46]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41页，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廖述务，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2007级博士生） 原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