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一位意大利书探专程拜访俄国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他带走了帕斯捷尔纳克首部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原始书稿。
    帕氏相信该书不可能在苏联出版，因为官方认为此书攻击1917年革命，是一株无可救药的毒草。从意大利开始，《日瓦戈医生》的多种译本在世界各国出版；与此同时，帕斯捷尔纳克则在苏联国内遭遇了疾风骤雨般的舆论抨击。这部巨著也引起了中央情报局的注意。后者秘密印刷了一批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偷运进苏联。
    《日瓦戈医生》由此被卷入冷战双方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时过境迁，这段不同寻常的轶事，终于在半个世纪之后，由本书的两位作者发掘整理，公之于世。然而，导演唐棣读完这本《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首先引他感慨的不是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多舛的命运，而是音乐……
    
    （美）彼得·芬恩（荷）彼特拉·库维著贾令仪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版
    尼采不仅是哲学家，帕斯捷尔纳克也不仅是小说家。在他们灵魂深处住着一个同样卓著的音乐家与诗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后来的作为——读了两人的传记后，这种感觉尤其明显了。
    先说尼采，他1844年生于一个新教牧师家庭，每天家里必放宗教音乐。也可以说尼采是在音乐声中长大的。从14岁首次作曲到28岁拜访指挥家彪罗之间这些年，他已写了很多曲子，献给亲戚们的很多曲子现在还在流传。
    尼采的玩伴格劳斯多夫也曾回忆尼采中学时荡秋千之余的即兴作曲，然后大家都很快乐地倾听。虽然，我不信此人口中“贝多芬在幻想曲方面不能比尼采掌握得更好”之类的夸奖，但可以说尼采对音乐的追求发端很早，且很有天赋。
    这完全没有影响大师彪罗的判断，那个普通的下午本该淹没于历史。后来，它变得值得一提完全是因为那几句狠话——“情感上极尽夸张之能，让人极度不舒服，作品本身是反音乐的。”以及尼采的尴尬。他哑口无言，那个晴朗的下午就在他飘忽的眼神中布满了乌云。
    
    尼采
    而帕斯捷尔纳克的忧郁可能是天生的。1890年，他在一个俄罗斯家庭出生。父亲是一位插画家，母亲是钢琴家。这个忧郁少年对音乐的迷恋一点不比尼采轻。帕斯捷尔纳克还在母亲指导下学过6年作曲，他明确说过“人世间我最喜欢的是音乐。”他最后放弃音乐的原因，可不像他后来放弃诗歌那么为人所知。
    我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很可能把这个谜团写入了诗，比如他的诗常提及音乐家、音乐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名字几乎穿越整个音乐史——莫扎特、肖邦、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舒曼等。
    尼采的偶像舒曼也在这串名单之中。不少人还知道尼采和音乐家瓦格纳的故事。这个故事始于尼采24岁造访瓦格纳之后。尼采在一周后的日记中还无法抑制那种喜悦：“我的生命的最好的事和最高的瞬间，和您的名字联结在一起。”
    1872年《悲剧的诞生》出版了，尼采还没有从被音乐家们打击的低落中缓过来，就在瓦格纳的音乐中找到了”古希腊悲剧的影子”，一种尼采推崇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影子。同年，拜罗伊特音乐节邀请他，他满心带着“一种类似信仰的思考”（尼采日记）前往。
    两年后，再次来到拜罗伊特音乐节是为了听瓦格纳演奏的《众神的黄昏》。最后一幕众神覆灭，英雄齐格弗里德最后被刺死，尼采感到瓦格纳对他所推崇的真正人性的背叛。这次旅行的心情差了很多。后来《众神的黄昏》首演，尼采没看完，便匆匆离开拜罗伊特小城。“我必须全力保持克制，以此来忍受我现在彻底的失望。”他说时似乎已能平静地面对与昔日好友的分道扬镳。
    
    《尼伯龙根的指环》第四部《众神的黄昏》
    瓦格纳耗时26年创作了该剧，他以二百多个主导动机贯穿全剧，采用明暗两条线来推进剧情的发展。该剧在巴伐利亚上演时，由于乐队编制庞大以及对歌手在音量音色和强度方面的特别要求，国王路德维希出资建造了拜罗伊特剧院。
    再说帕斯捷尔纳克。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说：“莫斯科在帕斯捷尔纳克出生以前就属于他。”作为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也的确没让朋友们失望，他创造了诗中冷峻而深远的俄罗斯风景。1922年至1923年，这种有点未来派影子，有点布洛克风格的诗浮出水面。
    当时的潮流却不接受这些作品，苏联批评界多次指责他太深奥、复杂、繁琐，远离当代苏联现实。苏联的现实是什么？帕斯捷尔纳克在1924年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没有音乐，也不会再有了，或许还会有诗歌，但它也应该不会再有了，因为需要生存，可当代生活却无论如何也不需要它了……”
    这，就是现实。
    假如，把帕斯捷尔纳克离开诗歌的原因比作一个清晰的谜团，我想他故伎重演了。这次的谜团被记入小说，后来的十年，帕斯捷尔纳克闭门写作，这样就不至于时不时遭到文学界的嘲讽了。他跟以赛亚·伯林说过：“作为诗人，我也许不值得被记住，但作为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我将被人们铭记。”
    “一个为自由而战的战士”，在我看来就是日瓦戈医生。他躲在冰封的古堡里写诗，他经历的一切最后变成了25首诗。帕斯捷尔纳克放下笔的那一刻，心情一定感到了诗的安慰，在叙事里创造诗的安慰。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苏联时期著名小说家及诗人
    以赛亚·伯林在代表作《个人印象》里记述了这一幕：他（帕斯捷尔纳克）兴奋地把我带进书房，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我手里。“我的书，”他说，“都在这里了。这是我的封笔之作。请指教。”他希望这部小说能够传遍全世界，“用我的语言把人心点燃”。就像他的诗那样，我想他肯定没有想到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所以，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连喜悦都是陌生的。还好颁奖词里两次提及一个熟悉的词：“……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
    据说，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科学院回电报用了五个意味深长的词：“感激。激动。光荣。惶恐。惭愧。”感激、光荣是本能反应，而惶恐和惭愧更多是面对国内四起的声音。这也是一个公案了。
    
    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邮票
    惶恐融入1958年10月23日到12月29日的分秒，帕斯捷尔纳克面对朋友的离弃，政府的威胁，来自文学界的批判声音，彻夜无眠。还包括《新世界》编辑部当年那封令人他晕头转向的退稿信也在两年后公开发表在《文学报》上——“小说中表明作者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
    帕斯捷尔纳克被逼得几近崩溃。他在这段时期给好友利瓦诺夫写过一封信，他几乎成为了日瓦戈医生的化身，小说里的日瓦戈医生谴责朋友们说：“你们身上唯一生动和闪亮的地方就在于，你们和我在同一时间生活过，并且知道我！”来自另一个强大的充满诅咒的世界。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也好不到哪里去，无外乎“我要把你们全都绞死”之类的话。利瓦诺夫的沉默也许是对的。那种情景下的帕斯捷尔纳克已经被比孤独更可怕的气息扼住了喉咙。
    
    （俄）帕斯捷尔纳克著顾蕴璞李海王智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4月
    前面提过的25首诗是作为小说《日瓦戈医生》的第17章出现的，并命名为“日瓦戈的诗作”。其中一些句子是这样的——
    “尽管留有闲言碎语
    那时我们已不存在。”
    还有——
    “我们的相会是为了分手
    我们的欢颜是为了留言，
    让那苦难的暗流
    温暖生活的冷酷。”
    以及——
    “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
    承受我的审判。”
    是故事中主人公对命运的呼号，同时可能连作者都没预见到，也是同代人对一个时代的最终发言。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日瓦戈事件”与1988年出版的一本书《瓦格纳事件》本来没什么关系。西方世界对《日瓦戈医生》的赞颂和苏联对其过度的批判，在空气中交错回荡。这让我忽然想起尼采在书里称赞比才的音乐而贬抑瓦格纳及其代表的浪漫主义为颓废的音乐的态度。只要阅读《日瓦戈医生》，就会更觉得回声沉重。
    
    《日瓦戈医生》俄文版封面
    最终，帕斯捷尔纳克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拒绝，在我看来也是当时的俄罗斯对文学的拒绝。两年后，生命也拒绝了帕斯捷尔纳克……一般情况下，我尽量不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诗变得危险，藏满了人内心暧昧不清，并影响深远的那部分东西。同时，我也在尼采发疯后的一些话里感到类似的东西——“没有音乐的人生是一种错误！”
    音乐来了，我们几乎只能面对，无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