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史学家卢卡克斯（Jone Lukacs）回望20世纪，称“这是一个短暂的世纪。与19世纪的文化潮流相比，20世纪显然出现了更多去政治化、去社会化的孤独灵魂。但短暂20世纪之后的世界，一头是消费主义的物质化压迫日益加剧，另一头是极端化的宗教、邪教力量大举回潮，无不以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为活跃的心理基因。是太多历史灾难催生了个人主义，还是太多个人主义反过来诱发了历史灾难？今日推文韩少功老师以“波西米亚”和个人主义美学的故乡——欧洲的“渡口”（布拉格一词的原义）为中心，漫谈二十世纪的历史和文学。
    一
    一个跨国流动的族群，幽灵般在欧洲各地出没。英国人称之为吉卜赛人，俄罗斯人称之为茨冈人，西班牙人称之为弗拉明戈人，法国人则称之为波希米亚人……他们的深肤色和大眼睛，他们在流浪旅途上的吉它、歌舞、水晶球、大篷车、猴子或小黑熊，形成了到处流淌的悲情与浪漫。
    他们把自己称为罗姆（Rom），即吉卜赛语言中的“人”。
    法国人眼中的这些波希米亚，像乔治﹒比才歌剧《卡门》中的女主角，普希金长诗《茨冈》中的草原人，当然是来自以前的波希米亚王国，即大致重合当今捷克的地块。其实，最早的吉普赛人据说来自波斯、印度——布拉格大学的W教授告诉我，只是波西米亚国王曾对这些流浪者给予庇护收留，签发旅行关防文书，因此给了他们又一个故乡。
    曾与捷克合为一国的斯洛伐克，至今保持了全球最高的罗姆人比例，但数百万波希米亚先民毕竟早已流散四面八方，把故地让给了更多白种人。他们为什么要走？为什么总是以路为家走向地平线？也许，作为他们最后的故乡，中欧平原这一地区缺少足够的粮食。这里一马平川，绿荫满目，风景优美，却没有春夏季风这一重要条件，没有生成淀粉和发达农业所必需的“雨热同季”，因此只能靠放牧、采猎维持较低的人口保有率。也许，中欧平原这一地区也缺少高山、大河、沙漠、海峡等天然的军事屏障。在一个冷兵器时代，一个几乎全靠人肉方阵相互铣削以决定胜负的时代，辽阔的波西米亚夹在西欧、斯拉夫、奥斯曼几大板块之间，任列强的战车来回碾压，太像一片天然的角斗场，一项大量删削人口的除数，很多弱势者只好一走了之。
    有意思的是，这些卑微的流浪者似乎一直在承传欧洲艺术之魂，以至Bohemian，一般译为“波希米亚”,既有早期的人种意义，也有后期的地域意义，至今仍是自由、热烈、另类、性感、优雅、颓废的集大成符号，一种生活时尚的多彩密码。吉它、涂鸦、梵香、石木手链、周游世界的冒险，似乎总是释放出民间的神秘野性。流苏、褶皱、大摆裙、大理石花纹的重色调，包括深蓝、深黑、大红、大绿、橘红、玫瑰红以及“玫瑰灰”，则透出中世纪的晦涩，蓄聚了岁月的大起大落与层层叠叠。这种艺术情调是欧洲最柔软的一块。连傲慢的现代资本在这里也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美学抵抗力。BOBO（布波族）流行全球，作为流行文化的小资版，在很多人心目中竟形成了波希米亚（B）＋布尔乔亚(B)的最佳组合。所谓嬉皮与雅皮兼容，自由与财富两全，像资本家一样有钱，又像艺术家一样有闲、有品位、有率性自由——已成小清新、小确幸们最大梦想的调色盘。据说一个标准BOBO的形象就是这样：既有蓬乱的头发又有无比讲究的内裤，既有天价皮质上衣又有超便宜的牛仔裤，既有后现代的极简主义全套家具又有老掉牙的裸铁风扇和青瓷大碗，既有出入名流会所的脸面又能接受大麻……热情万丈地做一把公益事业也时有可能。他们是一些奢华的另类，高贵的叛徒，满嘴文艺腔的当代英雄，反抗主流却早已暗中领导主流。
    波希米亚终于从街头巷尾进入了沙龙和时尚杂志封面。
    但他们离罗姆人的出发地已有多远？
    二
    当年弗兰兹·卡夫卡也许就是这样走出了查理大学，斜插过小树林，经过那家印度人的餐馆，下行约两百多步，再经过那个德国人的钟表店，进入瓦茨拉夫广场。在街口拐角处，他照例看见了操弄手摇风琴的卖糖老汉。
    他也许继续沿着碎石铺就的老街向前，在一盏盏煤气街灯下走过，嗅到了那家土耳其店铺里咖啡和甜圈饼的熟悉气味，然后远远看见了市政厅大楼高高的尖顶，还有旁边的伯利恒教堂。他照例捂嘴咳嗽了，咳到自己几乎头炸欲裂的时候，听到了钟楼上自鸣钟应时的当当敲响。
    一辆马车摇摇晃晃窜下来，溅起街面积水并惊飞几只鸽子，引来某个临街阳台上的狗吠。他几乎绕过了老城广场。就在广场那边，赫然耸立的市政厅大楼上，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四个人物塑像，分别象征这片土地上四类群体：“欲望”“虚荣”“死亡”“贪婪”，其中最不堪的“贪婪”当然派给了犹太人——卡夫卡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犹太崽，在这些街巷蛇行鼠窜，是这个广场上受到羞辱和指控的一个阴暗灵魂。
    布拉格一片红瓦黄墙，群楼荟萃，千塔竞立，集众多教堂、城堡、宫殿、剧院、碑塔、雕绘老桥于伏尔塔瓦河两岸，任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新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等各种建筑风格争奇斗艳百花齐放，完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一个晚霞下的金色童话。它曾被无数参访者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欧洲文化的聚宝盆之一。然而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这只童话里活得并不安宁——我已在这里至少参观了他五、六个旧居，都是隐在窄街小巷里的那种，采光明显不足的那种。我惊讶他的青春如此破碎，把一个窝不断地搬来搬去，东躲西藏似的，惊弓之鸟似的。是要躲避父亲、躲避某个女人、还是躲避市政厅大楼上那种日日示众的指控？
    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却曾蜗居于黄金小巷，其实是各类杂役混居的连排宿舍，低门矮窗，狭小如穴，并在破房子里写出著名的《乡村医生》。这后面的苦涩隐情不能不让人猜想。他曾给父亲写过一封多达百多页的长信，但始终没有将信发出，直到自己死后才被人发现。这后面的故事也想必让人唏嘘和心酸。不管怎么样，种种迹象表明，他活得越来越腼腆、沉默、孤独、脆弱、惊慌、神经质，在照片上的表情如同死囚。他在美丽的布拉格不过是一个影子，一种破碎而凌乱的若有若无，以至全世界轰然震撼的那一天，他写下一篇著名的日记，只有一句话：
    德国对俄国宣战了，下午去游泳。
    这是1914年8月2日。德国此前一天向俄国宣战，以配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的进攻，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场大战最终席卷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导致一千万人丧生，三千万人伤残，并大大改写了欧洲地图。中欧最辉煌的时代由此一去不返——这是指继神圣罗马帝国坍塌之后，哈布斯堡王朝覆灭之后，短暂的奥匈帝国也再遭肢解。作为满地碎片之一，波希米亚从此走上孤弱之旅。
    很难想象，面对这样一场历史风暴，故国家园大难临头之际，卡夫卡仍然冷漠如冰人，只是提上泳镜和泳裤走向河岸。他是不是太冷血了？是不是太缺乏社会热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过，一个犹太少年蜗居在杂役们的破房子里，连一个父亲也沟通不了，连自己的婚姻也屡屡失败，又拿什么去撼动国家战争机器分毫？特别是身处中欧这地方，无论是德意志那样的西方强邻，还是俄罗斯那样的东方大国，都无不汹涌着对犹太人的敌意，无不出现排犹、仇犹的暗潮。他这只小蚂蚁又能做些什么？满眼望去的基督徒们几乎都相信是犹太人出卖和杀害了耶稣，都相信犹太人应对欧洲的黑死病承担罪责，更相信犹太人正在以“贪婪”吸走众生之血……这种恶感每天就昭示于市政厅那座大楼。那么德国战胜俄国，或俄国战胜德国，对于他来说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中欧最常见的双头鹰旗徽，不管西望还是东望，又能望来一些什么？
    这个影子选择游泳，选择个人主义，显然不那么令人费解。
    正是从这里开始，卡夫卡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他以《判决》《审判》《城堡》《洞穴》等作品，与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一道，后来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和图腾，开启了以自我和感觉为核心的20世纪美学大潮，孕育了日后遍及全球的文艺青年。
    他生长于欧洲的“渡口”（布拉格一词的原义），也许并非巧合。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其水泱泱，其天茫茫——就像大批波希米亚人从这个渡口开始流落他乡，卡夫卡不过是沿着笔头里涓涓不绝的蓝墨水，从这里开始逃亡于内心自我。
    三
    个人主义美学的故乡，承受了20世纪太多的灾难，上演了一出出现代史上惊心动魄的逆转大戏。
    1938年10月5日，阿道夫·希特勒指挥下的德国军队战车隆隆，尘土蔽天，闪电式地成扇形突破边境线，一举占领苏台德地区，踹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德国人来了！德国人来了！……人们望风而逃。可为什么是德国？德国不正是中欧居民多年来一直向往的福地吗？不正是新教活跃的解放区、而且是本地同道们惨遭天主教镇压之后的投奔之地吗？不正是现代大牌科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们扎堆式井喷、而且是中欧少年争相前往求学的希望之地吗？不正是新式工业产品层出不穷绚丽夺目、以至商人、技工、企业家们津津乐道的模范之地吗？……连卡夫卡也在学习德语，准备前往德国深造或就业。没料到经济危机一来，“老师”便翻然变脸。自1937年德、意、日三国最终结成法西斯同盟，走完《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的最后一步，同盟最优先做的事，就是在慕尼黑会议上逼英、法两国妥协，切下苏台德这一块肥肉。
    这一地区有大量德语人口，小说家赫拉巴尔的《我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也描述过德裔孩子如何被其他族裔孩子侵凌的故事。历史总是复杂的。英、法等听任这一变局发生，听任波希米亚流血和呻吟，也不一定没有他们的难处。但强权的逻辑一旦确立，战争机器一旦咆哮，任何形态的文明社会也不会比原始部落更少一些残忍。受害的首先是弱势一方。德军即便把这里当作满洲国式的“被保护国”，也开始把大批犹太人、反抗嫌疑者投入集中营和刑场，仅在布拉格西郊一个村子就杀光199名男人，差一点杀光全部孩子（仅有8个年龄最小的被领养）——后来由国际社会设定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惊天惨剧。其实，受害的最终也少不了强势一方。就在这个苏台德，数年后因纳粹德国战败，竟有223万德语居民被新政府驱逐出境，其财产全部被没收充公——只要比较一下中国建三峡水库，耗时多年，耗资千亿，广泛动员19个省的物力，也只安排了水库移民150万——就不难明白远超此数的德语难民是个什么概念。他们净身出户，哭号于途，一时间死伤万千，并且从此沦为一块记忆空白，断不会有什么国际节日以为抚慰。
    混乱的剧情还在继续。1968年8月20日晚，布拉格机场同意一架苏联民航客机因“机械事故”临时迫降，不料客机一降落，冲出机舱的却是数十名苏军特种兵，直扑指挥塔台和其它制高点。几分钟后，一个满员空降师乘三十多架运输机，在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下，以每分钟一架的节奏空降布拉格。由苏、匈、保、东德近三十个师组成的华约地面部队，分四个方向越过边界，合围捷军营地，逮捕执政党领袖杜布切克。一夜之间天翻地覆，让国民们再一次震惊得目瞪口呆。这些苏联佬来干什么？他们的坦克凭什么黑烟滚滚，竟在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广场横冲直撞？如果说当年德军入侵，还依仗着西方科学、工业、学术和文化的骄人气焰，那么苏联佬呢，那些楞头楞脑的大头兵，太像顿河流域的牧民和西伯利亚的农夫，一群无知的乡巴佬，是来卖土豆还是来看马戏的？
    诚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穷棒子的政权，并从纳粹手里解救过半个欧洲；苏联把人造卫星最早送上太空，让美国也不能不忌惮几分；是苏联的经验让中、东欧这些红色友邦也普遍建立了国营工厂、廉租国民公寓、少年宫和工人俱乐部、福利性的医疗、教育、供暖、供水、供电系统，以至早期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同志也像很多青年一样，曾热情讴歌红色革命美好的新生活……但社会主义的乡巴佬终究魅力不够，一旦耀武扬威就更让人没法忍。正像昆德拉后来在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描述的，人们对入侵者的反抗成了一幕“狂欢的节日”。这就是说，他们并未动刀动枪，甚至主要不是去怒斥，倒是围绕坦克起哄，吹口哨，大跳华尔兹，大跳踢踏舞，朗诵歌德或荷尔德林的诗篇，用扩音器播放德沃夏克和莫扎特的名曲。漂亮的姑娘们还爬上坦克，不由分说地搂住兵哥哥照相，向兵哥哥献花和献吻……整得对方面红耳赤不知所措。
    与其说这是反抗，不如说更像戏弄，像取笑，像一种居高临下的文化蹂躏。事实上，英语slave（奴隶）一词源于中世纪拉丁语sclavus（斯拉夫人），是一个卑贱民族的语言胎记。特别是那些更低下一等的东斯拉夫人，叫喊“乌拉”一类蒙古语的老粗，当然更像是来自蒙古（或称亚细亚）的野蛮物种，要赢得中欧、西欧的尊重并不容易——这是20世纪意识形态冷战所掩盖的另一个剧本。相比之下，虽然布拉格曾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也有不少斯拉夫裔，但千百年下来，它毕竟一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宫所在地，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工业心脏和天主教重镇，其繁荣程度曾远超巴黎和伦敦，在文明等级的排序下一直深藏着强烈的历史记忆和内心自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冲突、经济落差、文化异质等诸多矛盾总爆发的一个剖面，“布拉格之春”在很多人眼里不过是一种文化回归事件，一种身份苏醒事件，是迟早都要到来的又一次欧洲史断裂。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此前的匈牙利。
    可惜的是，文化蹂躏并不能驱退乡巴佬的坦克。布拉格这一次照例表现了足够的抗议、不合作、沉默与冷目、地下电台舆论战，但除了查理大学一个学生企图自焚抗议，辱国现实似乎仍未得到多少物理性的改变。这种情况竟一直持续到二十多年后苏联自行解体，多少有些沉闷。人们如果稍微把目光移开一下，就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同是被苏军侵占的国家，贫穷得多的阿富汗，既没多少科学也没多少工业的一个亚洲小国，却能坚持长达七年的游击战，仅凭借他们的头巾、赤脚、馕饼、肩扛火箭筒以及一册《古兰经》，就打得外来的现代化强大军队灰头土脸，到处丢盔弃甲，最终被迫签约撤军而去——与之相比的布拉格是否少了点什么？
    时值“布拉格之春”48周年纪念日，我在瓦茨拉夫广场观看庆典，也只看到一些二流摇滚歌手，在舞台折腾出一些夸张姿态，唱出一些虚头巴脑的爱呵愁呵明天呵，赢得台下稀稀拉拉的掌声。背景屏幕上再现的黑白老照片，当年的坦克和旗帜，在又一轮洛可可化的历史缅怀之下显得过于陌生，有点不搭调。
    不难理解，昆德拉当年就对这个民族表达过困惑：
    1618年，捷克的各阶层敢做敢为，把两名奥皇钦差从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发泄他们对维也纳君主统治的怒火。他们的挑衅引起了三十年战争，几乎导致整个捷克民族毁灭。捷克人应该表现比勇气更大的谨慎么？回答也许显得很简单：不。
    320年过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之后，全世界决定把捷克的国土牺牲给希特勒。捷克人应该努力奋起与比他们强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吗？与1618年相对照，他们选择了谨慎。但他们的投降条约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而丧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权几十年，甚至长达几百年之久。
    他们应该选择比谨慎更多的勇气吗？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捷克的历史能够重演，我们当然应该精心试验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较其结果。没有这样的实验，所有这一类的考虑都只是一种假定性游戏。
    Einmal ist Keinmal。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过的事。捷克人的历史不会重演了，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了。捷克人和欧洲的历史的两张草图，来自命中注定无法有经验的人类的笔下。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
    昆德拉就是在苏联坦克前想起这些的。
    四
    美国史学家卢卡克斯（Jone Lukacs）回望20世纪，称“这是一个短暂的世纪。它从1914年到1989年，仅持续了75年。”
    作者划定这个75年，显然是要凸显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1989（柏林墙倒塌）这两个节点。前一个节点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前半个世纪遭遇重挫，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法西斯主义土崩瓦解，殖民主义地盘丧失殆尽；后一个节点则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后半个世纪也遭遇重挫，包括苏联解体和整个东欧红色版图的全面易帜——那一段真是戏剧性的一日一变呵，法国电视台的主持人每播完一条东欧国家变色的新闻，就忍不住补上一句：“各位观众，还没有中国的消息。”
    一前一后，风水轮流转。作为两次大规模的现代制度探索，两种苦涩的历史教训，二者构成了人类20世纪的主要遗产。不无巧合的是，这两次大震荡都曾以捷克为最初震源之一。只是这一片各方应力反复交集的震源区，倒是一直显得平静，显得温和与柔软。似乎很多当事人已习惯了忍受多于抗争，散弱多于团结，犬儒多于铁血，因此既没有多少行动也没有太多思想，很容易被史学家们的目光跳过去。他们的前人可不像是这样的。布拉格广场上矗立着胡思的雕像——那位布拉格大学的老校长，比马丁·路德更早的宗教改革家，年仅45岁被腐败天主教会处以火刑的新教先烈，一直在登高回望，思接云天，斗篷呼啸而去，其悲怆的目光触抚人间，构成了英雄主义一大丰碑。他眼中的疑惑似乎是：你们波希米亚的血性、能量、历史主动性如今还在？
    也许，很多当事人都像卡夫卡一样，转过背“游泳”去了，亦如昆德拉后来一本书名所宣示的，“庆祝无意义”去了。
    一种逻辑关系在这里也令人疑惑：是太多历史灾难催生了个人主义，还是太多个人主义反过来诱发了历史灾难？
    与19世纪的文化潮流相比，20世纪显然出现了更多退场者，更多“游泳”者，即去政治化、去社会化的孤独灵魂。不论是阴郁的卡夫卡，还是奢华和逍遥的“布波”一族，20世纪的“文青”们更多一些颓废和虚无的精神底色。这些人避开了各种宏大叙事的专断与胡夸，常在文学艺术这一类个人化事业上别有活力，心细如丝，异想天开，独行天下，包括在捷克这一弹丸之地形成瞩目的文化高地。哈谢克、卡夫卡、赫拉巴尔、伊凡·克里玛、昆德拉、哈维尔……光是享有广泛国际声誉的文学家，在这里就能数出一大串，远非众多其它国度能比。但这一冲击波也留下了大片的精神废墟。事情似乎是这样：只要往前多走半步，心细如丝就是过敏症，异想天开就是幻想症，独行天下就是自闭症……而这正是当代很多“文青”常见的人格特点，是大批高等院校正在输出的才子形象，也差不多是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中说的：“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
    于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历史的悖论再次让人吃惊，一块文化高地放在另一个坐标系里，就可能是一片随风飘荡的落叶，一种无奈的国运滑落，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能见度越来越低。捷克几乎就是这样。它不仅与斯洛伐克分拆，再遭一次沉重的破碎；连捷克人一直引以为傲的斯柯达汽车，民族工业最亮丽的百年名片，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也于1991年落于德国大众公司之手。
    斯柯达易主之日，很多布拉格工人和市民潸然泪下，很多司机在街头一齐鸣笛，发出他们民族品牌最后一声倾诉。时任国家总统的文学家哈维尔，倒是在与大众公司总裁大谈“全球化”的美好前景，正如他后来确信“民族国家的消亡”，宣称“民族主义是一面最危险的旗帜”。
    也许他对国民们的安抚并非完全无据。特别是在中欧平原这里，国家边界总是多变，所谓民族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欧地区最常见的双头鹰旗徽，意味着这里与东、西两端根脉相连，在历史上既倾心西方也属意东方。当年哈布斯堡王朝女皇玛丽娅·特蕾西娅说“让别人去打仗，我们结婚吧”，把十几个女儿分别嫁往欧洲各国王室，想必就有一种到处结亲戚的跨国主义愿景，想把整个欧洲过成一家人。呵呵，那个“欧洲的丈母娘”尚有如此情怀，哈维尔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新时代的对外团结大叔？
    哈维尔大叔受到了西方的赞许。2003年捷克派出80名军事警察参加伊拉克战争，比德、法的拒战态度更让美国欢心，被美国国防部长誉之以“新欧洲”。可惜的是，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并不总是一个浪漫故事。也就是一、二十年后，众多精英才子目瞪口呆的是，英国冷冷地宣布“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强悍地宣称“美国优先”，世界各地突然间政治强人竞出，重新绷紧国家利益冲撞的神经……如此看来，哈维尔当年的一厢情愿还是有点文艺腔了。或者说，知识界主流力图对20世纪做一个抒情化的处理，还是过于简单。
    人们该继续“庆祝无意义”吗？
    该继续“游泳”去吗？
    当然可以。
    但短暂20世纪（仅75年）之后的世界，一头是消费主义的物质化压迫日益加剧，另一头是极端化的宗教、邪教力量大举回潮，无不以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为活跃的心理基因。看来个人主义也是容易上瘾的，甚至是权力、资本、宗教上瘾的新一代隐形根源。个人主义不论是扑向“物化”还是顿入“神学”，都像是福柯（Michel Foucault）意义上的“人之死”。世界卫生组织不久前宣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预计到2020年可能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其中2005至2015十年间的患者数猛增18.4%，每年造成高达100万患者的自杀，其相当多数更像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人体生物/化学反应。在这些自杀者的个人资料里，我们经常看到满是文艺腔的逃避心态和厌世言语。
    这也许不是一种巧合。
    查理大桥是布拉格最为辉煌的一个建筑经典，苔藓年久月深，雕像琳琅满目，是外国游客日日川流不息之处。乞丐和卖艺者也就盯住了这里。衣衫褴褛的画家、乐手、民俗艺人大多出手不凡。特别是男女提琴手一听就是专业水准，琴弓之稳，指位之准，情绪之细腻和精准，让不少游客惊讶不已如闻天籁——到底是欧洲！到底是波希米亚呵！他们纷纷朝地上的帽子里扔下三、两个硬币。
    可波希米亚是不该用硬币打发的。不是吗？
    我没有投下硬币，只是在人流中匆匆而过，情愿被他们看成是一个吝啬的亚洲佬，一个对艺术无动于衷的野汉子。
    2017年2月
    文章刊载于《钟山》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