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本土影片《海角七号》在台湾雄踞榜首八周，一扫台湾本土影片近些年的颓势，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有媒体说该片是台湾电影创作开始转逆的标志，侯孝贤对其也大加赞赏，海协会主席陈云林赴台湾时也观看了此片，并品尝了片中提到的“马拉桑”台湾米酒，大陆正在热映，可以说《海角七号》已经演变成台湾2008年的一大文化现象。我们不禁要问，何以一部以青春、爱情为主题的商业影片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竟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片中有明暗两条叙事线，一条是通过小镇组建本土乐队引发的一系列小故事；一条是男主角偷拆一个收件人不明的邮包而发现的一段尘封多年的爱情往事。两条线索互为交织，最后融合成一首男主角向女主角示爱的婉约情歌。但是，观影后令人印象深刻的却不是这两条主线的叙事，而是片中透过众多小人物的群像刻画，体现出来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博弈和融通。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想像 先撇开故事不谈，看看现实为我们展现的“海角七号”运营情景。《海角七号》的宣传模式是独树一帜的，并非常见的媒体轰炸，而是走娱乐大众、耳口相传的民间路线，往往是一家儿子说好看，介绍给父母、亲戚、朋友，传播愈广终成传奇。 无疑，这种宣传模式成功了，但是在台湾影坛沉寂许多年后，谁都无法把这一切仅仅归结于宣传模式的成功，事件本身更体现了台湾民众对本土影片的关怀与期待。影片的热潮不是靠一个人或一撮人造就的，而是举众人之力的成就。 展开来说，台湾人民何以将这部影片抬上如此高的地位？也许正如导演魏德圣的心声（也是剧中台词）：难道你不期待彩虹吗？作为台湾缩影的恒春小镇，无法避免商业文化的大潮席卷。片中作为切身感受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典型人物——代表会主席，他的不满总是直接而真挚：“什么地球村，你们外地人来这里做生意，土地要BOT，山也要BOT，现在连海都要BOT！”“唉，咱恒春这么水，年轻人却甘愿出去给别人做工！” 这些怨言其实都是全球化时代的老生常谈，异地的跨国资本不知不觉进入，劳动力无声无息流失，而如今在这强推文化产业化的时代恐怕连文化都能“BOT”。这种忧虑不仅是主席的，也是属于饱受发达国家消费主义文化侵袭的所有民族的。于是不难发现，影片上映的观影热潮与片中展现的本土文化求生存求发展的勃勃生命力，一同为我们展现了一副相互映照的互文本，无论其中多少是文化实力的展现，多少是人们关于文化振兴的美好向往和想像，《海角七号》连同它产生的文化效应成为全球化时代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博弈共赢的一次有效尝试，同时也为我们带来许多启示。 全球化、本土化，抑或全球本土化 《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声称，有人曾质疑该片乡土化的影像风格是否卖座，但他认为这种乡土化的表述方式正是影片所要表达的，不可回避。现今影片票房已证实导演的眼光，但是反过来我们不禁要问，这部影片真的“乡土”吗？ 其实不然，作为一部精打细算的商业电影，片中不乏好莱坞式爱情轻喜剧的套路，流行的音乐元素，一波三折的剧情，无处不在的巧合，唯美如画的风景……而过去和现在明暗两线索相交叙述的叙事方式，以及通过镜像时空关系的两时态重合，造成再续前缘效果的人物设置，在如《情书》《假如爱有天意》等经典爱情影片中已屡见不鲜。从叙事的方式上看，该片无疑充分地迎合了大众的口味。 再说内容，虽然故事发生地在恒春小镇，环境描写不乏农田菜地小商小贩，人物也大多一口恒春方言，但是无论从故事发生背景还是人物塑造都不是“乡土”二字可蔽之，各国模特、海滨酒店也是小镇景观，体现着小镇与时俱进的姿态，就连八十岁的茂伯也能说出“樱木花道不流行”的时髦话。而作为本地文化标志也是影片重头戏的暖场乐队更是缺乏原汁原味的本土气息，主唱阿嘉是刚从台北归来的游子，虽有得意的技艺却失去了纯乡土的本真。 无论从影片信息还是导演初衷，我们都难以将其认定为一次纯粹的台湾本土文化展示，然而，正是这种影片与现实相呼应的文化自觉为我们展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积极的文化态度。 在这个以“全球化”为口号，却仍依照民族国家形态存在的时代，全球化更多的是商务、金融、贸易、信息的不对等传播，是以经济强国、文化强国为中心的发散式“全球化”。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没有哪种文化是全然封闭不能沟通的，对话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于是更多抱积极态度的学者认为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也是可以交流互动的，如果存在一种全球文化，那也不要把它理解成公共的文化，而应理解成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场所；更有学者认为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并行的，全球化过程中既有联合又有分化；而弱势文化的非中心化也非全然的劣势，相反它带来了新的自由…… 这些学说均显示了全球化时代弱势文化生存的可能，但是，我们不能忘了，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消费主义的时代，消费主义的最大特征是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件事物的功能而是它表达身份的符号，最大的获益者最终只能是符号的所有者，文化也概莫能外。就如《海角七号》高潮的演唱会，虽然剧中表现的是代表本土的暖场乐队激情四溢的动人演出，但是演唱会仍是以“中孝介”的名义进行的，暖场乐队再震撼人心也只是无名的演出。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隐藏着的最大受益者仍是以“中孝介”为符号的日本流行文化，消费时代的“符号”影响力无可回避，而作为弱势文化的一方，在与强势文化的二元关系中如何取得“姓名”也许不是光靠文化自身可以解决的。 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在强势文化的“符号”势力下，有学者也看到了弱势文化在无名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新的形态，称之为“全球本土化”。 这个词由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提出，来源于日本市场营销活动的术语，指全球性的东西本土化。罗伯森认为这个词描述了本土条件对全球化的反馈作用，意味着普遍化与特殊化趋势的融合，两者共同起作用。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麦当劳为适应全球市场而在世界各地不得不进行的口味以及饮食文化的本土化。 这个有趣的现象在现今屡见不鲜。在《海角七号》中虽然本地乐队的演出机会是代表会主席“强取豪夺”获得，但是本地乐队与日方演出并未形成冲突对立的关系，而是通过与日方共赢共生使本地文化在一定程度得到了宣扬。当茂伯手捧月琴弹起民谣《野玫瑰》，这场本代表着日本流行文化的演唱会也不再纯粹，而当中孝介心无芥蒂地上台与阿嘉合唱《野玫瑰》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代表中国台湾文化的恒春与代表日本文化的日方表演团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文化的融合。 这种融合虽然有些许无奈，却真实地展现了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博弈共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放大到各个民族都是令人欣慰的，而台湾地区这种敞开胸怀接受文化融合、文化共生的姿态也是现今大多国家和民族的共识。 通过《海角七号》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电影人对历史的文化态度是积极的，既有怀疑也有冲突，但是立足于本土文化，台湾人将历史的痛楚、强势文化商业文化的冲击融通包容，最终化解为自身的文化精神力量，作为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有效动力。剧中展现的原住民、客家人以及各型各类的人群以这样的文化态度观照和接纳当下事物，无不生气勃勃，活力无限，让人心生愉悦。 这可能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一种文化态度，正所谓有容乃大，和而不同，多元共生，双方共赢。 原载：《文艺报》2009-02-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