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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装它只会在一个地点，一个时间，发生一次。我们对周遭视而不见，假装听不到人类不停的哭泣。 ——阿伦·雷乃《夜与雾》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古罗马竞技场用几百年的时间处死过50万人，奥斯维辛短短四五年就毁灭了110万生命。二战硝烟散尽，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矗立在疲惫的世人面前，这些机器的坦率和高效，一度几乎毁灭了人类对这个世界所有的自信和憧憬。难道，奥斯维辛也是科学、文明和进步结出的果实？是什么让那些拥有理智和同情心的普通人甘为刽子手，或者在刽子手面前沉默？ 60多年来，这些问题凝结成一只逡巡在西方世界上空的幽灵，一度似乎解决了，但从没被遗忘。不断有人跳出来，回忆、阐释这段历史，德国人哈德?施林克也是其中之一。他起初没有料到小说《朗读者》会在世界范围造成轰动，诚如他所言，这部作品“太个人化”，也“太德国化”了；凯特·温丝莱特可能也没有想到，她在电影《朗读者》里的纳粹女看守角色，在第81届奥斯卡奖的评选中助她捧得最佳女主角的小金人。 这个故事是如此简约飘忽，然而，它又是丰沛而沉重的，它让所有因奥斯维辛之谜而困惑不安的人们战栗。 普通法西斯 好莱坞一线女星里，也许没有谁比温丝莱特更合适出演汉娜?施密茨。在15岁的少年米夏·伯格眼里，36岁的汉娜眼睛浅蓝、嘴唇丰满，“下巴很有力的样子”，“轮廓是很完美的曲线”，“一张典型女性的脸盘，开阔饱满而不轻易动容。”在这部英语片里，英国演员温丝莱特不能、也不需要演绎一个纯正的德国女人，她演出了汉娜的姣好、丰腴、一点点阳刚之气和下层女工的粗率，就足够了。最重要的是，她够自然。那场经典的更衣戏里，让米夏怦然心动的，不是汉娜的裸体，是她“向自己身体内部收敛进去，任其独行其是”的那种“安详稳重”和超然物外。 米夏和汉娜的故事，如果只看他们怎样相遇相亲到莫名分离，似乎没什么新意——这段忘年恋切断前后联系单独看，悖德的罪恶感微乎其微。电影用舒缓的叙事和铺张的暖色，渲染了米夏为汉娜朗读时两人感受到的惬意和融洽。 他们那时有多快乐，汉娜突然作为被告席上的纳粹站在米夏面前，让他明白了“朗读者”的真正含义，就有多残酷。施林克早年是一位侦探小说家，他给汉娜设计了两个秘密，她是纳粹，还是文盲。但前一个谜底，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没跟大家玩解谜游戏，而是将真相直接推到前台，不给人躲闪空间，只能直视。这一点，十分德国。 普普通通的售票员和纳粹战犯，两个汉娜如果都被观者接受，人们就不得不去想：如果战争不爆发，她不就是一个西门子的女工么？她的本性那样自然率真，难道灭绝人伦、扭曲暴戾的法西斯罪行在这片土地上，是“自然而然”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 生死朗读 汉娜可以选择她的朗读者；她的选择，有关生死。 很多集中营的故事，都有关选择。《苏菲的抉择》（1982年），就是让一个母亲在儿子和女儿里选择，两个只能留一个。《辛德勒的名单》（1993年）上选了谁，谁就可以活下去。汉娜，作为集中营看守，定期定量选择瘦弱的犹太人去送死。她也会选择一些“纤弱细嫩”的女孩子，好吃好喝养着，让她们夜里为她朗读。 汉娜让米夏成长，但他走不出汉娜。他是她永远的、最后的朗读者。他们的灵魂，因为朗读而羁绊一生，也因为朗读而再没有交集。小说里汉娜占有、支配小米夏，他无原则地向汉娜妥协。电影软化了这种倾向。实际上，汉娜对米夏的统摄力持续了后者的大半生。小说里，汉娜受审的前后，米夏在心里忍不住为汉娜开解：她是想那些朗读者最后的时光好受点吧。不这样想，他怎么能接受自己也是汉娜的朗读者这个事实。不是因为他街头发病，被汉娜救助，他俩怎么会相识？他和那些死去的朗读者，有多少不同？ 米夏与妻子分手后，主动当起了汉娜的朗读者。他的朗读磁带，是拒绝交流的倾诉。他收到汉娜的信小心存放，但从不回信，他的拒绝，加快了汉娜生命力的枯竭，甚至可以说促成了她的自杀。这算不算朗读者的复仇？ 书里的点题之笔在电影里不见了。本来，米夏按照汉娜的遗愿，找到当年的一名幸存者。他向那人坦言道：“我是她的一名朗读者。”电影则让米夏说：“我年轻时和汉娜有过情事（affair）。”境界的差别一目了然。 这是考虑到通俗电影的受众，在刻意弱化原著残忍的拷问，强化爱情元素。可是，最动人的爱情从来都不是生长在平地上的。鸿沟两边的有情人才让人难忘——无论他们选择跨过去，还是默默相望，抑或在跨越的时候跌落深谷。爱与死，都是有了选择，才激动人心。 两代人 汉娜的年纪可以做米夏的母亲，他们是两代人。庭审中，还有两个汉娜的同代人，作为她的比照。汉娜因为不愿承认自己是文盲，承担了其他人的罪责，米夏在犹豫是否向法庭揭穿她的秘密。小说中他拐弯抹角地请教父亲——一位哲学教授，父亲因为没帮他想通这个困扰而倍感不安。电影中集中营讨论班的教授，有点这个角色的影子。另一个重要的小配角则全然不见了。米夏走访集中营故地，路上一个司机很生动地讲起照片上处决犹太人的场景，并说那只是“活计”而已。米夏听罢勃然大怒，说：“那就是您吧？” 书中，米夏的很多同龄人想清算父辈一代人在面对罪行时的沉默，米夏在狂热过后认为，声讨父辈，不过是想洗刷自己的羞耻感。而两代人说到底是分不开的，和父辈划清界限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作为总结陈词，米夏对自己说：“我爱汉娜，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命运，是德国人的气数！”汉娜和米夏的爱恨痴缠，俨然是两代人关系的隐喻。那个声讨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当代人需要这样的隐喻。再个人化的故事，一旦让席卷在时代洪流里的大多数觉得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 原载：《文艺报》2009-03-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