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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改革开放的洪流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迅速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农村也在社会变迁中迈开了自己坚实的步伐，并在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对话中凸现着重要的位置。拥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和9亿农民的广袤农村决定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9亿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前进的方向和进程。 当下的艺术创作,正在经历着一个经典美学冲出樊笼走向大众的过程，正在经历着一个以文字为载体转化为以视听为载体的生活审美化的过程。在众多的艺术样式中，电视剧以其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渗透力之强、影响力之大等迅速成为引领中华民族艺术潮流的主要形式。它在提升整个民族素质的大众美学发展中越来越扮演起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对现实的观照、对精神的提升、对文化的宣扬等都成了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广大农民的主要文化生活内容，电视剧是他们的精神食粮。而农村题材电视剧又直接将视点和笔触对准着农业、农村、农民的生存状态，它的生产和传播应该引起更大的关注和思考。 秉承“文以载道”理念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努力构建着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思想情感变迁的心灵史，而大众叙事的语境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构建进行着消解。这一充盈着冲突与共谋的嬗变过程或可为我们所感知、所触摸、所把握。 大众叙事语境中农民改革心灵史的建构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开篇》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从深层上决定着农民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行为方式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点燃星星之火，相继而来的就是改革开放的燎原之势。重大的历史变革为几千年来沉闷封闭的农村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还原到每一个普通民众身上的，是内心的激荡和命运的抉择。 1988年之前的电视剧创作尚未脱离概念化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变相为政治服务，题材较为单一。1988年开始，电视剧界开始倡导“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标志性起点是1989年播出的《篱笆·女人和狗》。该剧的主人公枣花是一个善良、软弱的传统女子，她深陷无爱的婚姻沼泽，试图求得自身的独立。该剧通过展现北方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爱情纠葛，揭示了中国农民心灵上的困惑和精神上的裂变。在其续集《辘轳·女人和井》和《古船·女人和网》中，编剧韩志君和韩志晨又敏锐地嗅到农民“物质脱贫、精神落后”的失重现象，进一步揭示了主人公由于善良软弱而深陷枷锁的性格悲剧。编剧没有将枣花写成“娜拉”，而是从主人公的性格悲剧折射出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对农民心理结构的深层钳制。以上的“农村三部曲”在主题表达和制作水准上都堪称佳作，为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树立了榜样。改革开放初期带来的农村巨变在新兴的电视剧生产创作中初见端倪，而这样的精品创作对当时观众们思索和探讨农村发展变化以及农民生存状态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随着改革开放的重心转向城镇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哺育城市的农村渐渐在人们关注的焦点中趋于边缘化，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让所有人心旌摇荡，浮华城市的光怪陆离让人们趋之若鹜。媒体也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将战线牢牢地设定在了城市，投资商们为了迎合大众娱乐消费的需求，更是将目光锁定在了以城市为核心的生产创作上，农村题材电视剧悄然退出了电视剧舞台的中心。 尽管如此，农村题材电视剧却未曾放弃对农民改革心灵史的建构，在此期间也有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剧目推出：如《女人不是月亮》《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进一步探索女性觉醒的主题；《黑槐树》对传统血缘观念及其引领下的宗族文化进行了深层反思；《神禾塬》《庄稼汉》剖析农村改革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探寻农民在生存状况变迁中的精神困惑与超越；《牛玉琴的树》描写了在沙漠中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山羊坡》通过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刻画，表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忏悔和自觉；《风过泉沟子》则揭示了农村存在的愚昧现象，呼吁农民“精神自救”……这一阶段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普遍秉承了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和批判精神，通过对农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描述，展示农民在改革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并试图探寻精神救赎之道。 城市化进程促使乡村结构的日趋瓦解和乡土传统的日渐消亡，也一步步扩大着“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虚空化”，这使“三农”问题在新时代再次被提到了战略发展的高度上。21世纪，中国迈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崭新时期，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悄然兴起，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入整体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随着整个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农村题材电视剧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2002年，《刘老根》的播出掀起了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的新高潮，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剧目先后呈现于荧屏。如，提倡保护耕地的《圣水湖畔》，响应农业税废除制度的《喜耕田的故事》，表现基层干部带领群众建设新农村的《希望的田野》……均获得了各界的好评。与其它热门题材电视剧相比，农村题材电视剧在数量增长上尚处劣势，但相比以前却有了显著的提高。新时期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不再将新旧思想的交替、农民精神的困惑与救赎作为主要表现内容，而是重点表现农民“穷则思富、富则思进”的创业奋斗历程。带领农民创业的乡镇企业家和富有胆识的基层干部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守土”与“离土”的分化及相继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也进入了农村题材电视剧的视野，如《喜耕田的故事》《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触及到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的精神困境，《民工》《生存之民工》关注农民工在城市中所受的精神歧视和不公待遇，呼吁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环境。 总体来说，新世纪农村题材电视剧涤荡了以往冷静、沉重的反思气息，轻松向上的励志氛围成为主流。《福星临门》《喜庆农家》《欢乐农家》《金鲤鱼》等，仅题目就已经透出洋洋喜气。而《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实现了农村题材电视剧与贺岁剧的联姻；《刘老根》《圣水湖畔》云集小品明星，天生就带着一些喜剧特色了。 然而，花团锦簇的富贵气象并不能遮蔽农村中仍然存在的精神与物质贫瘠，温情脉脉的流水叙事之轻亦不能承受“三农问题”的种种尖锐和沉重。在大众化的叙事语境下，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农民“心灵史”的构建，正在多重因素的消解下趋于疲软和苍白。 农民改革心灵史在大众叙事语境中的消解 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叙事主体，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层面：审美层面、商业层面和意义层面。新世纪的电视剧面临着格外复杂的电视文化环境，在多重文化的冲突与共谋之下，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几个层面相互妥协与融合，而其中“心灵史”的构建就面临着多重的消解。 大众叙事语境中强调政治教化的主流叙事策略，削弱了农民心灵史建构中“心”的灵动，使农村题材电视剧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政策的图解。如《喜耕田的故事》为响应废除农业税而制作，剧中喜耕田的大量内心独白，其中不乏对废除农业税政策的由衷赞美之词。如：“中国2600年，三皇五帝，谁给农民免过税？”诸如此类的话更像知识分子而非农民的口吻，生硬的说教姿态削弱了喜耕田这一人物的行动力量。在图解政策的观念下，一些农村题材电视剧抽离了人物丰富的情感维度，拼贴出一些类型化的“单向度”人物，如：“致富农民”、“基层干部”、“返乡大学生”，等等。这些作品的主要冲突和矛盾焦点过多地集中在农民怎样经过与外部世界或体制转轨的搏击而获得了物质上的充裕和富足，从而大大削弱了对农民精神世界的剖析和对农村精神生态环境的透视，农民对物质的追寻和实利的渴望淹没了精神世界的贫瘠性和复杂性。 大众叙事语境下的商业叙事策略，则消解了农民心灵史建构中“史”的厚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小品化倾向。农村题材文艺作品运用喜剧元素原本无可厚非，一些优秀的农村题材小说都富有很强的幽默色彩，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然而，当今的一些农村题材电视剧为了追求收视率，过分强调“包袱”，不从人物的性格弱点和故事的合理逻辑出发制造幽默，而是一味运用所谓相声式的贫嘴和滑稽的肢体动作来搞笑，使人物形象泛丑角化，故事情节荒谬失真。2006年央视贺岁剧《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被诸多观众诟病的原因就在于此。剧中农民购买宠物猪、给宠物猪洗澡等情节，离奇荒诞脱离农村实际，纯粹为挠观众痒痒。此外还有一些农村题材电视剧，只是留存了“农村”的外壳，而故事内核已经完全被极力置换了，创作者营造着情感和权术的奇观来迎合观众庸俗的欣赏趣味。《刘老根》用过多的笔墨编织了刘老根、韩冰和丁香的“三角恋”，就带有这样的倾向；而《乡村爱情》似乎写的是都市爱情了。 当今，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者创作立场的失衡与乡村生活体验的缺失，使他们对农民心灵史的建构“雾里看花”，缺乏真实感人的细节和力量。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关怀农民疾苦的优秀作品，“乡土情结”更是贯穿现当代文学史始终。从“五四”文学到新时期文学，作家们或以“俯视”的姿态反思批判农村的种种落后、愚昧现象；或以“仰视”的姿态歌颂农民的优秀品格，塑造着带有理想色彩的新型农民。无论“仰视”还是“俯视”，都建立在浓厚的“草根情结”上：精神上超越了哺育自己的土地，情感上又怀有深深的眷恋与热爱，在离开与回归的纠结中，体味着批判与热爱的共生。如今，“乡土情结”却发生了异化。对于厌倦了都市生活的现代人来说，乡村意味着宁静、超脱的田园诗情。大部分农村题材电视剧编剧来自城市，本身就缺乏对于乡村生活的体验，为了迎合受众的“小资情调”，把农村生活写得很虚美，或者凭借书本阅读的想像去写农村，这样的作品是不能唤起农民的感动与共鸣的。因为没有厚重的生活积累就很难达成高尚的情感积累。有一些创作者缺乏对土地的热爱和对农民的尊重，不去切身关怀农民的真实情感体验，而是本着将观众逗笑的目的肆意编造情节，甚至不惜丑化农民。这种小品式的创作姿态只能赢得一时的笑声，却不能起到为农民代言、为农民启智的作用，更不用说提升农民卑微的灵魂了。 中国农民的精神世界极为复杂和神秘，其中既有封建腐朽的部分，也有传统文化精华的部分，这是由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改革开放的30年，则又为农民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的文化思想元素。农民既是社会根基的组成力量，也充当着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在乡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农民经历着巨大的精神裂变和阵痛。他们离开了世世代代维系生存的土地涌入城市，良田被抛芜。同时，在城市向农村扩张的过程中，没能顾及尊重农村原本的生产、生活状态，强制性地夺取资源，污染和浪费问题严重。而农村长期存在的保障体系相对薄弱、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都一一凸现出来。 不仅如此，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导致了农村连年不断增高的离婚率、大量缺乏关爱的“留守儿童”、家庭的“空巢化”与独居老人等等问题。随着农业生产中坚力量的解体，地方农民文化的根基正在逐步消解，而伴生的则是令人堪忧的城市农民工“两栖”身份和生存困境的现象。 目前，农村总体上处于躁动的状态，无论是生产经营方式还是生活存在方式等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具体到每一个普通生命个体，他们所经历的种种酸甜苦辣、快乐忧伤，悲欢离合、生生死死的故事，远远超乎书斋里的想像之外，这是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的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境遇、他们的精神困惑、他们的苦闷挣扎等等，都是值得创作者充满激情地去思考和表达的。没有写出农民真实的喜怒哀乐，没有顾及到他们作为“人的尊严”，没有真正呈现出那无边无际的悲悯大地，这是创作者的责任，也是整个业界的责任！ 在大众叙事的语境中，农村题材电视剧应该是农民生活的代言人，也应该是农民情感的抚慰者。创作者只有站在尊重农民、体恤农民的立场，去了解农民的真实生存境况和情感诉求，怀着悲天悯人的现实主义情怀进行创作，才能避免农村题材电视剧沦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商业的傀儡，为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农民抒写真正的心灵史。 原载：《文艺报》2009-03-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