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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地方卫视播出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在上映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所引发的关注度，正如有媒体描述的那样:剧内炮火纷飞，剧外火花四溅。北京、东方、江苏、云南四家卫视以每集100万元的价格买下首播权；开播首日，江苏卫视就以“零点首播”打破“同天同时段播出”的和谐局面，随之四家卫视的争播大战白热化；观众群则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拥《团》派”和“倒《团》派”针尖对麦芒，在网络上发起一场又一场关于“《团长》究竟好不好？”的辩论。 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诸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士兵突击》等军旅题材电视剧确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收视高峰，深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持续的军旅剧热潮，更多人心中的疑问是:它火热的路到底能走多远？ 《团长》:创新还是试验？ “近些年来，军旅剧确实一直在收视和口碑上处于引领状态。”解放军总政治部艺术局影视主管李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多年来，他致力于军旅剧的创作和策划，《亮剑》、《士兵突击》是他参与策划的主要作品。李洋介绍说，军旅剧“观众爱看，投资人愿意投，也曾令我吃惊”，“即使是不那么保险的剧，从投资人角度来说，也基本没亏过”，但他认为，近期军旅剧在创作题材、风格样式上的“同质化”倾向也逐渐明显，这说明在创新上遇到了瓶颈。 在对军旅题材文艺作品颇为关注的青年学者傅逸尘看来，新世纪军旅影视剧持续热播多年后，在大规模、大批量生产之后，如何还能吸引观众眼球，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技术层面和题材领域寻求突破，而《团长》在这两方面都具有创新意味:从题材角度而言，此剧描写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这个题材此前几乎没有人拍过；同时，逼真的战争场面、演员“话剧般”的台词都带有强烈的创新和试验的味道，“尤其是在电视剧这样一种高度大众化、娱乐化的艺术形式中，能够做到如此大规模的探索和创新很不容易。” 但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团长》的主题是“旧”的。他认为，事实上此剧并不是为了表现远征军的故事，故事非常稀薄，它表现的是“五四”以来、上世纪80年代人们非常熟悉、经常讨论的“国民性”这个大主题，远征军只是这个大主题的附着物。“这部戏过于注重象征意义，每个人象征一个地方的中国人，他们一开始的麻木、苟且偷生，象征整个的国民性。开审判龙文章的会，每个人出来说两句，完全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而不是具体的在当时的情景里这个人可能做的事。人物的状态超出具体情境的限制，观众无法跟着剧情走。”而且《团长》没有找到与时代的契合点，“现在人们对民族性格、文化缺失等方面的思考方式已不是采取鲁迅式国民性的反思方式，而将其视为人性的一部分。”同时，他也注意到，该剧演员的表演走的是“高端文艺试验”的路子，比如，“龙文章在审判会上用相声贯口把各地地名串了一遍”。 张颐武和傅逸尘都认为，影视剧有自身的规律，《团长》采用的方式很难找到与观众交流的“点”。“影视剧是一种大众的艺术，它的效果评估一定要在与观众的互动关系中，不是创作者的主体行为，社会的反响和观众的接受度是很重要的指标。”李洋说。 “军旅”热还是“精神”热？ 而对于诸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士兵突击》等影视剧来说，它们就是在创作者与观众的互动中获得成功的。在张颐武看来，军旅剧之所以火，跟具体的军旅没太大关系，“观众并不需要在军旅剧中知道具体的革命如何运作，而是需要其中浪漫的、超出想象的生活。现实生活过于平淡，需要精神上的一种新寄托，这种寄托无法在现实中脱出常规，内心很多不能满足渴望，在影视剧超常规的生活中，找到了精神上超常规的一种可能性。” 而在李洋看来，时代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而军旅剧中总有一种不变的东西，给人心灵家园的感觉，其中蕴积的最古老的精神价值取向，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等，与深植于民众潜意识里的心理需求互通。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教授毛尖更愿意把以《士兵突击》为代表的军旅剧所表现的美学或趣味转换视为一种社会征候:以罕见的赤子之心和社会理想，激活了曾经让我们无比珍视的一些定义，比如集体、荣誉和意义。贯穿其中的热诚和道德又让这些军旅剧突破了题材限制，为当下生活进行了“吸尘”和“输氧”。 显然，无论是“军旅”题材本身还是军旅剧所蕴含的精神诉求，之所以能被观众认可和喜爱，在于它们的表达与人们当代的日常生活经验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人性”。 采访中，记者发现，学者们在对近年来军旅剧的发展走势上有一个共识:从注重“事件”到刻画“人”。据李洋介绍，表现军人家庭、情感、婚恋观的年代剧是目前保障军旅剧有良好收视的一种主干产品，“观众很喜欢、收视有保障、投资很踊跃”，从2008年到今年，年代剧占了军旅剧的80％以上，比如正在后期制作的《当兵的人》《在那遥远的地方》等。 但与此同时，已高密度地出现荧屏并还将风行的所谓“人性”冲击，在一些学者看来，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认为，从近来的军旅剧中不难发现，创作者越来越注意到人性的弱点，但如果仅仅把人性的弱点当作人性，本身就是一种偏颇。 那么，是否生活细节、爱情、家庭生活，还有在军旅剧中不时出现的“脏话”就是“人性”的标准？“人性的基本标准是善和尊严，是生命与他生命的善的以及尊严的关联。这不仅仅是一个指向，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没有人会否认，人性不再是人的本能呈现和权利主张这样的朴素的人性观，包含婚姻、离经叛道等，但它们不是人性的标准。如果它们是人性的标准，那么我们不是正在找回而是越来越失去对人性的判断。”曾创作《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优秀军旅题材小说的湖北作家邓一光在谈到文艺作品中的人性问题时这样表达。 突围:路在何方？ 去年，在某个论坛上，李洋建议投资界人士对军旅剧的投资要降温，“一种题材类型引领如此长时间已经不是容易的事，观众肯定会出现阶段性的审美疲劳。并且，军旅剧的精品也越来越少。”他说，2004年的《历史的天空》、2005年的《亮剑》、2006年的《暗算》、2007年的《士兵突击》，这些作品不仅是当年军旅剧的翘楚，放在全国的影视剧中，都是最耀眼的。可在2008年年终盘点时，他们发现，虽然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但已找不出一部特别“打眼”的代表作。今年是共和国建国六十年庆典，从目前已经开拍和在进行后期制作的作品的情况看，军旅剧的创作势头依然强劲，大概有500到600集，以平均每集50万元的投资成本计算，约有近3亿的投资，“没有往下拐，基本上是缓坡上行发展”。但他同时表示，这只是基本的投资取向和创作数量的概念，而最终的结果还有待检验。 《团长》在播出时就顶着“中国版《兄弟连》”的名号，创作类似《兄弟连》这样的作品是否可以成为突围的一个方向？“按照我们现有的制作力量和电视剧的市场回报空间，限定了我们不能投资太大。而且中国老百姓从收视习惯上可能不大习惯这样过于震慑和血腥的故事。”李洋说。 以战争题材的电影为例，张颐武认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理解战争的方式，不易规定为一个统一的模式。我们只能说中国人对战争的理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跟西方不同，所以表现的方式也与西方的路径不同。不同的民族在表现历史时有自己的历史环境，所以不得不做适合自己历史环境的选择。现在，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像《集结号》这样的电影，对战争的复杂性、微妙性有了很多的表现，虽然也有缺点，但跟过去相比，视角上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改变不能说就比之前高明，而是历史环境给它提供了条件，有了这样思考的空间。 在荧屏上表现过去鲜有涉及的远征军题材本身就说明“随着国家的发展，对历史解读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大家能用相对客观、公正、包容的心态面对历史，这也从另外一种角度显示出我们的大国气度。”李洋这样表示。 在当下的环境中，军旅剧该如何突围？以战争片为例，学者们的思考或许能给予我们一些启示。毛尖说，在美国的越战片和德国的二战片背后都有编导强烈的社会和政治诉求，而目前还不太能看出我们的导演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感。 解玺璋则注意到国内军旅剧在表现人性时的“刻意”之态，“艺术是最怕刻意的，应该更自然一点，对人性有一个很自然的表达。” 而张颐武表示，目前我们战争片类型还很单一，可以多几种形态来思考战争，比如意大利《美丽人生》，含着泪的笑也是一种表现方式；比如《虎口脱险》这样的喜剧。“我们需要另外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尝试不同的类型，这样就会增加很多新的可能性。” 原载：《文学报》2009-03-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