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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来说，1937年冬天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情，是一道永远的伤痕。而在刚刚结束的柏林电影节上，恰好有一部以此为主题的电影《约翰·拉贝》，讲述的是拉贝先生在被日寇攻陷的南京设立安全区，救助中国人的故事。 这当然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友谊。但是在这部电影中，这份友谊看上去却有些变了味道。因为整部电影，中国人都沦为了待宰的羔羊，电影的主角是德国人和日本人。拉贝是救赎中国人生命的神，德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是救主借助羔羊而成就的奇迹。这是全部的历史吗？不是！这是一个完全忽视了中国人存在的历史！可悲的是，这部电影影射出的公众记忆中南京事件中的中国人形象，恰恰是被很多中国学者和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反复强化的。 美国的专业电影杂志，也就是《综艺》（Variety）杂志在柏林电影节期间曾经发表了一篇关于这部电影的影评。按照这篇影评的说法，这部电影“是从德国人和日本人的视角去看待南京大屠杀，至于中国人，除了一个摄影师之外，其余的都只是炮灰”。 这不是历史的真相。与一般的“传说”完全相反，1937年在南京失守之后，有数量在10万人左右的中国军人留在了城中，面对侵华日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和绝对优势武器，他们和南京城的普通民众一起在街头巷尾展开了可以说是惨烈的抵抗。这个历史，见诸很多日本兵的日记中。而在武装抵抗失败之后，在因为大屠杀而已成死地的南京，滞留在城中的中国普通民众，仍然以自己顽强的生命意志，抵抗着战争机器对于人性的凶残屠杀。中华民族不息的生命力，不是因为拯救而得来的，是因为我们血管中从来就流淌着抵抗的血液。 可是，上述种种，在电影《约翰·拉贝》中完全消失不见。剩下的只是“一个德国人拯救了25万中国人”这样一个故事。对于这种变异的发生原因，其实很多评论也都给出了解释。“这是一部德国人的《辛德勒名单》”。塑造的是一个德国的英雄，“是德国人英雄情结的一种泛滥”。甚至有些评论还把这种情结直接引向战后德国因为自己尴尬的国际地位，或者在“欧洲复兴”的潮流中面对美国的强势地位而产生的一种“心结”。面对这种儿童般的、一厢情愿式的英雄情结，我们当然可以宽容地面对。不过，前提是，70年后这样白日梦式的自我满足，不应该也不能以贬损另外一个民族的民族形象、抹杀另外一个民族的生存意志、扭曲另外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为代价。否则，就是对另外一个民族共同记忆的占用和剥削，是在“人道主义”或者“人性”这种“善”的表象之下，强行将一个民族的形象和记忆纳入一个看似普世的体系之中。通过占用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在这种普世体系中复制出一个上位与下位、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虚幻关系。与此同时，又借助资本的优势来推行这种吸纳与占用，对一个民族的历史资源进行剥削，在那种看似普世的体系中生产出自己所需的思想资源和意识形态效应。 面对这种令人沮丧到无语的现实，也许惟一一句让人还有力气去说出口的话就是：希望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能够制作出那种真正可以保护到自己的民族记忆、保护好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意志的、关于南京这段历史的电影。 原载：《文艺报》2009-03-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