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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研究在八二年内继续有数百篇文章发表，涉及的问题仍然相当广泛。其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将思想研究和艺术研究结合起来，分析也趋于细致；二是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有助于澄清曹雪芹生平、家世讨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三是研究方法及红学史的讨论得到一定的重视。此外，在读书、版本、批语等研究方面也有新的收获，学术交流亦很活跃。现将情况分类概述如下： 思想艺术研究 《红楼梦》一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这是学术界所一致公认的。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对它的思想研究和艺术研究在发展上是不平衡的，如对其主题的探索和人物的评价方面，常常缺乏必要的艺术分析，而一些探讨其艺术技巧的文章也流于琐细。这种状况近年开始有所转变。很多研究者注意从文学发展史或美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常有新见。王勉《文学传统与<红楼梦>的诞生》〔1〕不满足于以往仅仅注意历史背景中政治、经济和思想史料的局限，主张开阔眼界，将作品放在更广泛的历史和文学的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在《红楼梦》主题形成的过程中，历史和传统对它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王孟白、邹进先《<红楼梦>的主体构思及其艺术表现形态》〔2〕、程鹏《人学·红学·美学--试论曹雪芹的“人学”思想与审美意识》〔3〕及王一纲《用艺术的方式把握社会历史的客观行程》〔4〕等文，都力求从思想与艺术的整体关系上探讨《红楼梦》达到的历史和美学高度，各有特色。方平《王熙凤与福斯泰夫--谈“美”的个性和“道德化思考”》〔 5〕以文学比较的方式分析了曹雪芹与莎士比亚笔下这两个长期有争议的复杂艺术形象的异同，进而论及“美”与“丑”既统一又相对的辩证关系，并涉及文艺批评中一些原则问题，别具一格。《论<红楼梦>中的“色”、“空”观念》〔6〕和《论<红楼梦>中的神话描写所展示的美学思想和艺术构思》〔7〕两文是中年研究者苏鸿昌的遗作，他在这两篇文章中着重探讨了曹雪芹如何借用宗教神学的形式来展开他的美学思想与艺术构思的，并认为“色”、“空”观念正是他美学思想中“真”、“假”观念的具体发挥。在作品思想问题方面，石昌渝《论<红楼梦>人物的悲剧性》〔8〕从社会冲突的角度阐述了书中叛逆者、反抗者和正统人物几种类型不同的悲剧命运及根源，指出这些悲剧性质虽有不同，但都体现出人性与礼教，即“情”与“礼”的冲突特点。朱再铭《试论<红楼梦>宝黛爱情悲剧的必然性》〔9〕和白盾《论王熙凤性格的悲剧意义》〔10〕则从这些人物的性格及其社会地位方面论述了他们的悲剧特点。 在思想研究方面，赵荣《婚姻自由的呐喊，男女平等的讴歌》〔11〕从七个方面概括了全书的主题，并尖锐地批评了“牵强的‘总纲论’”、“杜撰的‘崩溃论’”、“拔高的‘新人论’”和“乌有的‘掩盖论’”。端木蕻良《曹雪芹和孔夫子》〔12〕与梁左、李彤《曹雪芹的“乌托邦幻想”质疑》〔13〕两文在探讨曹雪芹思想方面各有所见，端木认为书中谈到的“明明德”是“主张对事物要还它以本来面目”，“要对历史作重新的估价”，并借此“阐发自己的新思想”；而梁、李认为曹雪芹的思想受到历史的限制，没有也不可能在书中提出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境界。对主人公贾宝玉思想的研究与探讨全书思想成就有密切关系，张毕来在《就儒学及其对立面的矛盾关系考察贾宝玉的异端思想》〔14〕一文中认为贾宝玉的思想内涵相当复杂，他从儒、佛老、小说中都接受影响，但在根本理论上却没有超出儒家的哲学体系。基于这种认识，张文从儒学与市民文学的矛盾关系上评价了贾宝玉“异端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丁淦在《近代民主主义--人文主义的萌芽》〔15〕、《补天--<红楼梦>和贾宝玉的灵魂》〔16〕及《“斥天”的补天派--论贾宝玉的反封建》〔17〕三篇文章中提出贾宝玉是具有早期人文主义者若干特点的新型“补天”人物。评论其他人物的文章也较多，其中王朝闻的两篇文章《质本洁来还洁去--林黛玉的审美趣味》〔18〕和《冷月葬花魂--黛玉个性的相对性》〔19〕是他近来致力林黛玉专论的一部分，都是从思想艺术和谐一致的角度探讨林黛玉形象的丰富内涵及塑造方式上具有的典范意义的。林文山《凤姐形象漫议》〔20〕侧重从细节描写上分析王熙凤形象的复杂性，并论及续书描写的得与失。李厚基《象外之旨，意外之趣--秦可卿艺术形象塑造质疑》〔21〕和白盾《略论林黛玉的美》〔22〕则着重从艺术方面分析了这些形象的特色。这些文章分析具体，论述细致，各有所见。争论的文章主要有商志荣的《也论薛宝钗--兼论钗黛形象的对立》〔23〕和何权衡的《也谈晴雯--兼及晴雯评价中的几个问题》〔24〕，商文试图从艺术结构入手，分析论证薛宝钗并非封建社会的受害者与牺牲品，而是一个“灵活自如的生活在各种反动腐朽的习惯势力中的人物”，曹雪芹对她所持态度是基本否定；何文认为晴雯并非“具有叛逆精神的奴才反抗的典型，而是奴隶反抗的典型。评论次要人物的则有夏麟书《论尤二姐》〔25〕，陶建基《论尤三姐》〔26〕以及关于紫鹃、小红、贾母等文，难以一一具列。人物论是作品思想艺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必须把握全书的基本内容和作者的总体构思，并注意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发展历史和彼此关系，才能说深论透，不致搞得琐碎。 对《红楼梦》艺术成就及手法技巧的研究，是近年来进展较大的领域之一，发表的文章也逐年增多，其突出特点之一，是很多研究者着意从中国传统美学、文论的角度，或以中、西文论相结合，来探讨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及价值。林方直《论<红楼梦>的“实象”与“假(借)象”》〔27〕从典型、意象、映象、主客观、时空观等几个方面分析作品艺术形象构成的特点，吕启祥《<红楼梦>中艺术意境和艺术典型的融合》〔28〕论述作品鲜明民族特色的形成，都有意由此探索中国古典文学形象独特魅力之所在。讨论《红楼梦》结构艺术的文章数量较多，其中胡小伟《胸中意匠巧经营》〔29〕一文重在研究创新特色，从对传统诗画、戏剧艺术融汇借鉴而加以变化发展的角度论及作品结构艺术整体性、灵活性及悲剧性的特点，眼光比较开阔。薛瑞生《佳作结构类天成》〔30〕重点分析作品“织锦式”艺术结构的突出特点及其对全书构图、布局的制约；蔡义江《“石头”的职能与甄贾宝玉》〔31〕则从叙述方式和两个宝玉的隐显关系上论及结构艺术；邓遂夫《<红楼梦>主线管窥》〔32〕主张宝黛钗三人的命运悲剧即为全书的主线。邢治平《浅淡<红楼梦>的艺术结构》〔33〕则就全书纲领、主线及情节波澜进行了剖析。何宁《<红楼梦>结构初探》〔34〕认为作品是以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来构成的“以三部曲为基调的结构形式”。看来对作品的结构问题还需要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讨论，这对理解《红楼梦》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倾向也是十分必要的，在艺术研究方面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王西彦《细节描写与人物命运》〔35〕从创作角度探索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如何起到“一击多鸣”的艺术效用，并进而论及这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重要区别之一。至于探讨《红楼梦》艺术手法和描写技巧的论文，例如预示、白描、心理、环境以及语言艺术的则有相当数量，不乏新的见解，限于篇幅，难以具列。总之，《红楼梦》艺术中还蕴含着大量的未经深入开掘的宝藏，将会对作品思想的研究以至古典小说理论的总结概括提供丰富的资料，对于发展当代的文学艺术事业，也是大有俾益的。 《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研究也相当活跃，张锦池《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石昌渝《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情节的逻辑背离》、韩文志《从<红楼梦>前八十回看续书中的林黛玉之死》〔36〕及徐恭时《续梦贾假与甄真》、王基《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与刘润芳《从袭人性格的前后变化看高鹗续书的得失》〔37〕都围绕续书是否存在曹著佚稿、续书功过评价与艺术得失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分析也较详尽细致，有助于这一问题讨论的深入。 作者研究 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平家世问题的研究，是《红楼梦》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悬案甚多，聚讼纷纭，牵扯了很多研究者的精力。八二年发现了几件颇有价值的资料，有助于澄清其中一些久讼不决的重要问题。被称做是“重大收获”。其中之一，是张书才《新发现的曹頫获罪档案史料浅析》〔38〕一文介绍的存于清代《内务府档案全宗》中一件原始文件，即雍正七年七月刑部移会，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件史料说明，曹頫确系由“骚扰驿站”获罪，在审理中又究出其转移财产，并案追及亏空，因而革职籍没，导致了这个“百年望族”的彻底败落，但在结案处理时，却仅“枷号催追”，雍正还特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显与当时究治“奸党”大不相类。从这些史料还可看出，曹頫居官行事确有问题，雍正斥责他“年少无才”、“行为不端”并非诬言。这不但补上了曹家史料中一个极重要的环节，而且有助于对曹府败落“经济原因”、“政治原因”两说的争论做出判断。黄龙在《曹雪芹与莎士比亚》〔39〕一文中披露了另一项饶有趣味的资料，这是他早年读书时由英国人温斯顿(Wi-lliam Winston)著《龙之帝国》(《Dragan-′s lmperial Kingdom》，Douglas，1874)中摘录下来的，略云其祖父腓立普在华经商时与江宁织造曹頫时相过从，曾向其“宣教《圣经》，纵谈莎剧”，而“曹之娇子竟因窃听而受笞责。”若果属实，则应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曹雪芹，目前，正在国内外通过各种渠道查找这部书籍。文物史料的辨析方面也有一定进展，吴晓铃在上海全国红学会上展示了他收藏的近人所作《考槃室诗草》(左月右誉)正稿本和其他资料，证实哄传一时的所谓“曹雪芹自题画石诗”原来确实是有人抄自这部诗集的〔40〕。传谓清人所绘的两幅“曹雪芹小像”也引起热烈讨论，王利器《试论<王南石写悼红轩小像>的真伪》、郭若愚《王冈绘“曹雪芹小像”辨伪》和陈毓罴、刘世德《五论曹雪芹画像的真伪问题》力主“王冈绘像”之像主非曹雪芹，陈、刘文章还进一步论证其人可能是金牲(梯愚)，而周汝昌《由“幽篁图”四家题诗想起的》〔41〕则继续对此存疑。争论更激烈的是另一幅由河南博物馆收藏的，传谓“陆厚信绘曹雪芹小像”，该馆副馆长韩绍诗应全国红学会一再邀请，介绍了他们三年来对此画真伪问题调查的经过和分析得出的基本认识，确认此像像主为清代乾隆时人俞瀚(楚江)，这与陈毓罴、刘世德前几年对此像考证的结论基本相同。韩绍诗还详细介绍了当年向该馆寄售此画的商邱县古董商人郝心佛伙同朱聘之、陆润吾作伪的经过，并出示了有关资料，这在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上海报界也立即进行了报道〔42〕。多数同志认为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可信的，但也有同志持不同态度。会后，周汝昌先后在《“雪芹小照”公案》〔43〕、《对“调查报告”的质问》〔44〕等文中提出质疑，黄裳《曹雪芹的头像》〔45〕亦支持周的意见。由于此像真伪问题涉及对曹雪芹生平、交往、思想和《红楼梦》创作过程的认识，继续讨论以至最后澄清其中的疑问是很必要的。关于北京香山正白旗三十九号房屋是否即“曹雪芹故居”也争论有年，学术界多数持否定态度。近年冯精志、冯华志、胡德平等在考察它的真实性上下了相当功夫。舒成勋述、胡德平整理的《曹雪芹在西山》〔40〕一书及胡德平《香山曹雪芹故居所在的探讨》〔47〕收集了当地传闻，并与这一带文物古迹及有关档案、史料相参照，论证这所“旗下老屋”确与曹雪芹有关，可备一说。 考证曹雪芹生平家世的其他文字也提出一些新见。张书才《曹雪芹旗籍考辨》〔48〕根据档案史料认为曹之隶属应为“正白旗包衣汉军籍”，而非“正白旗满洲”。徐恭时《槐园闻雁西园曲》〔49〕考查了曹雪芹在北京的若干史实。邓遂夫《曹雪芹续弦妻考》〔50〕从传谓“雪芹书箱”之上大胆推出一系列新异的见解，主张曹的续弦妻名为“李兰芳”，即《红楼梦》中之史湘云，亦批书之“脂砚斋”，为曹家舅氏李煦后人，一度因获罪发卖沦落风尘，后潜逃与曹遇合，等等，其中一些观点已有前说，邓文将其串连而发展之。家世方面则有吴新雷《苏州织造府与曹寅、李煦》〔51〕和朱淡文《曹寅小考》〔52〕等。胡邦炜《贾瑞与王熙风》〔53〕与李全华《关于曹雪芹创作经历问题》〔54〕涉及《红楼梦》创作和成书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续作者的研究方面有进展。徐恭时《续梦假贾与甄真》比较细致地探索了高鹗的生平史迹，并与汪租青《高鹗娶张筠说质疑》〔55〕同样对高续娶张问陶之妹的说法表示质疑，进而对张诗自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的可信程度大表怀疑。马国权《<红楼梦>作者与辽宁》〔56〕在钩辑程伟元史料方面较为详尽。王昌定《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问题》〔57〕则主张后四十回仍为曹著，程高二人并非续作者。 对《红楼梦》作者的研究无疑是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有相当成绩。但这种研究考证应对了解《红楼梦》及其作者的创作思想，创作经历有所帮助，在文物史料的辨析和使用上尤须慎重，这样才不致增加研究工作的困难。这方面工作的进展，依然是红学界关注的。 版本、批语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八二年三月出版了新本《红楼梦》，改变了多年以来“程乙本”独家通行的局面，这在红学版本史上有一定意义。新本校注组吕启祥执笔的《关于<红楼梦>新校本注释的若干问题》〔58〕和林冠夫执笔的《扫叶摭零--回顾<红楼梦>新本的校勘》〔59〕回顾了自一九七五年校注组成立以来在工作中遇到的若干具体问题，以及选目、体例、内容、校勘中的种种考虑。胡文彬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60〕，论及新本的得失。此外，蒋维锬《<石头记>庚辰本底本新探》〔61〕对吴世昌、冯其庸的有关论点提出商榷，主张庚辰本是由两个底本拼配的，且与己卯本同出一源，并无过录关系。李少清《从<石头记>到<红楼梦>》〔62〕则由作品题名的改动探及各早期抄本的关系，认为称作“甲戍本”的抄本应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定本。批语研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杨星映《脂砚斋论人物塑造管窥》〔63〕、郝延霖《脂批“自传说”考》〔64〕、杨传镛《王府本侧批不是脂评》〔65〕、正苍山《谈有正戚序本<石头记>的批语》〔66〕、王卫民《谈刘履芬东观阁本<红楼梦>批语》〔67〕等。 从脂批和早期抄本的其他线索探讨曹雪芹著八十回后佚文，是近年红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徐恭时《卅回残梦理遗篇》〔68〕试拟出了后三十回回目，并列明各回主要情节及判断依据。梁左、李彤《警幻情榜增删辨》〔69〕从两条脂评的校读问题论及全书创作 中的删改增补，对周汝昌、蔡义江的有关论点作了补正。周岭、刘振农《贾元春判词新探〔70〕和张宇绰《“一从二令三人木”的可能解》〔71〕则对判词预示的人物结局提出己见。此外，张俭《“一从二令三人木”新释》〔72〕和综述《关于“一从二令三人木”的几种解释》〔73〕也是围绕王熙风结局问题展开论争。吴世昌《<红楼梦>后半部的“狱神庙”》〔74〕及卢红《略论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75〕则是分别与赵冈和蔡义江有关见解商榷的。 红学史及方法研究 红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已具有相当规模，其分类之细，争论之多都颇惹人注目，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研究者的行列中来。这一方面说明它确有一定的业绩和影响，但在另一方面，也招致了来自红学界内外的许多批评。这样，红学史的总结以及研究方法的改进革新问题也就愈来愈突出了。如何把红学研究推向新的水平，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四月份，在《红楼梦学刊》第四次编委(扩大)会议上，许多专家及研究者的发言强调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尖锐性。 在红学史的总结和研究方面，一些文章比较全面的阐明了看法。胡文彬在《论红学的历史形成及其研究》〔76〕中，对红学的来源、内容、分期和未来方向作了概述。郭豫适《应当重视红学史的研究工作》〔77〕提出红学著作和资料应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历史遗产来加以批判继承，其历史经验要总结吸取，并应重视红学研究本身的研究。刘梦溪《红学十题》〔78〕从十个方面回顾和探讨了红学的历史和现状，并就其内容、意义、方法、突破等问题发表了广泛的意见。张春树《冷眼看红学》、周笑添《评<评红学三十年>--兼谈争鸣的态度和方法》及赵乃初《毛主席的红学观点和傅继馥同志的批判逻辑》〔79〕一组文章是八一年关于《红学三十年》一文争论的继续，毫无例外地支持称赞刘梦溪的基本论点，并对丁振海、傅继馥、王志良、方延曦多所指责。这场争论涉及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评价、研究方法及学术作风等方面的问题都是极其严肃的。这组文章发表后，争论突然中断了，相信还会继续辨明是非，使问题得以澄清的。 研究方法的讨论也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周汝昌《什么是红学》〔80〕一文较全面地谈及他的看法，认为“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主张红学只包含“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四个方面。这种看法，在目前红学界中有着某种代表意义，值得注意。陈伟《<红楼梦>研究方法谈》〔81〕针对当前红学研究中依然存在的或断章取义，或用我所需，或任意拔高等形而上学的表现及“索隐派”方法进行了批评，主张应当用将美学的眼光和历史反映的眼光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来研究这部杰出作品。何满子在《也谈<红楼梦>研究的突破》〔82〕中对“曹雪芹世界观的保守性多于高鹗”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以作家主客观的分裂为特征的艺术分析方法并非“突破”。王昌定《从“红水泛滥”想到的》〔83〕不同意“泛滥说”，认为就红学研究目的是继承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达到古为今用这点而言，现在所做的还太少。红学研究应当联系实际，从牛角尖中走出来。吕启祥《形象的丰满和批评的贫困》〔84〕一文以薛宝钗评论为例，论述了《红楼梦》研究中忽略艺术形象的美学价值，离开作者创造人物的具体历史环境，而以简单化的概念去套丰富复杂生动的艺术形象的种种偏向，希望以艺术鉴赏和科学分析的兴盛带来艺术批评的繁荣，颇有见解和特色。卢兴基、高鸣銮《从现实主义理论看<红楼梦>自叙说》〔85〕则以现实主义典型化理论分析了“自叙说”的得失，主张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段启明《“旧红学”中的典型论》〔86〕中认为“旧红学”中包含着某种真知灼见，不可一概抹杀，它在典型问题上的一些论述要比“新红学”自传说高明得多。郭豫适《如何提高红学考证学水平》〔87〕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伟大的认识工具”，立足唯物主义科学基础，注意防止克服兴趣主义看作提高红学考证学水平的三个关键。杜景华《<红楼梦>与理论研究》〔88〕就红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结合问题发表了看法。此外，还有一些文章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提出了新见，如扎拉嘎《<红楼梦>与<一层楼>、<泣红亭>》〔89〕分析了两部蒙古族文学名著接受《红楼梦》影响的情况及它们在思想倾向上的异同，在这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 本年度，还有不少国外学者的研究文章发表，其中受到重视的有美籍学者余国藩的《<红楼梦>中的自我与家庭--悲剧女主人公林黛玉新探》〔90〕，苏籍学者庞英的《关于苏联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的两封来信(摘录)》及《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第六十四回考析》〔91〕，日本学者大高岩的《曹雪芹的近代思想》〔92〕及香港学者宋淇的《论怡红院总一园之首》〔93〕等。尹慧珉《介绍一部红学专著》则对美国学者米勒(Lucian Mill-er)的《<红楼梦>中虚构的面具》一书作了评介。〔94〕 本年度出版的红学专著有《我读<红楼梦>》(《红学文丛》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舒芜《说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梦溪《<红楼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锦池《<红楼梦>十二论》(天津百花出版社)，周中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漓江出版社)舒成勋、胡德平《曹雪芹在西山》(文化艺术出版社)，张嘉鼎《曹雪芹的传说》(河北人民出版社)以及胡文彬、周雷选辑的《台湾红学论文集》、《香港红学论文集》(均为天津百花出版社)和《海外红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等。 本年度的学术活动也很活跃，除了十月份在上海举行的“一九八二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外，四月底在南京，五月初在太原，七月份在大连还分别举行了江苏、山西、辽宁三省的红学讨论会，其中江苏、山西两省还成立了学术组织，贵州的红学研究小组也积极开展活动。同时，继民族舞与芭蕾舞相继移植改编了舞剧《红楼梦》后，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也在积极着手将这部杰作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及戏曲电视连续剧，这不仅有助于《红楼梦》的普及，也将给红学带来许多新的课题。使红学研究进一步与当前的文艺创作结合起来，这对《红楼梦》研究本身的进展，也将大有俾益。 〔1〕〔21〕〔22〕〔29〕〔49〕〔66〕〔84〕〔86〕〔93〕〔94〕 《红楼梦研究辑刊》第8辑。 〔2〕〔10〕〔28〕〔47〕〔65〕〔70〕〔73〕《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2辑。 〔3〕〔4〕〔53〕〔68〕〔69〕〔71〕〔89〕《红楼梦研究集刊》第9辑。 〔5〕《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 〔6〕《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3期。 〔7〕〔26〕〔34〕〔51〕《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4辑。 〔8〕《华中工学院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1期。 〔9〕《扬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 〔11〕《贵阳师院学报》1982年1期。 〔12〕《江海学刊》1982年第4期。 〔13〕〔15〕〔32〕〔62〕〔76〕〔92〕《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1期。 〔14〕《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3-4辑。 〔16〕《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3期。 〔17〕〔56〕《北方论丛》1982年第5期。 〔18〕《文学遗产》1982年第1期。 〔19〕〔20〕〔31〕〔48〕〔52〕〔54〕〔55〕〔58〕〔59〔63〕 《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3辑。 〔23〕《锦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 〔24〕《郑州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 〔25〕《北方论丛》1982年第4期。 〔27〕〔30〕《文艺研究》1982年第3期。 〔33〕 《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 〔35〕《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2期。 〔36〕〔41〕均载于《红楼梦研究集刊》第9辑。 〔37〕均载于《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4辑。 〔38〕《上海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 〔39〕 1982年7月31日《南京日报》。 〔40〕见《上海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有关学术报道。 〔42〕1982年10月24日《文汇报》、《新民晚报》， 11月18日《文学报》。 〔43〕 1982年11月12日《北京晚报》。 〔44〕〔81〕〔87〕 1982年11月18日《文学报》。 〔45〕1982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 〔46〕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5月北京第一版。 〔50〕《红岩》1982年第1期。 〔57〕 《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60〕 分别载于《山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4期。 〔61〕《福建论坛》1982年第2期。 〔64〕《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 〔67〕《文献》第11辑。 〔77〕《华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 〔78〕《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80〕《河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 〔82〕1982年10月19日《光明日报》。 〔83〕 1982年12月7日《光明日报》。 〔85〕《天津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 〔88〕《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90〕《文学研究动态》1982年第13期。 〔91〕《上海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3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