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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自设的标准，想收录谁就收录谁，想拒绝谁就拒绝谁，这是一种怎样的傲慢与偏见？这种傲慢与偏见的底气在于，《辞海》的编撰者具有官方身份。 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从今年开始将展开２００９版修订工作。昨天，记者从《辞海》的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了解到，新版辞海将增加近万条新词，“巴金”这一词条将被收录其中。而如“超女”等新时代词汇不会纳入《辞海》。（１０月１８日《北京晨报》） “巴金”可以被收录《辞海》，“超女”只能靠边站，想必编纂者自有充足的理由。问题是，拒绝“超女”的理由能否让人信服？而且，收录不收录“超女”这一词条，到底由编纂者自说自话，还是应纳入更宽泛的视野，这也是值得追问的。 余秋雨在参与推广《辞海》正版的活动时，曾如此说道：“辞书是民族文化的度量衡，当这个衡量标准也被假冒时，话语权就彻底乱套了。”诚然，作为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考量着一个国家的学术能力，惟其如此，才更需谨慎，也更需要具有包容性、前瞻性和客观性，而不能一味政治挂帅和惟意识形态化。新版《辞海》的编纂者称，“将增补收录一些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词条”，“巴金”作为文坛巨擘，影响巨大，被收录其中合乎情理。“超女”的影响自然也不容小觑，这一新时代词汇为何就不能收录呢？ 按照自设的标准，想收录谁就收录谁，想拒绝谁就拒绝谁，这是一种怎样的傲慢与偏见？这种傲慢与偏见的底气在于，《辞海》的编撰者具有官方身份。１９５４年夏，一代历史学家顾颉刚被抽调主持整理《资治通鉴》时，不无受宠若惊，甚至担心会“声名太盛”。顾颉刚是清醒而内敛的，但是未必所有的编撰者都能谦抑。如果任凭一己之好恶，来收录新鲜词汇，显然是不可取的。 众所周知，“清史纂修工程”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对于这一浩大的国家文化工程，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说：“要修清史，官修是必须的，但应该允许编纂者有研究撰写的自由，而不能因为官修就只能定于一尊。”同样，编撰《辞海》也应如此，编者应该更宽泛些，不能由少数学者说了算；视野应该更高屋建瓴些，不能太狭隘太封闭。 其实，《辞海》展示出的傲慢与偏见并非始自拒录“超女”。有“中国第一字痴”之称的李延良老人，呕心沥血地从１９８９年版本的《辞海》中找出了２０００多处错，但是令人遗憾的是，“１９９９年的版本只更正了一部分，出错处仍有近２０００处。”还比如，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定价３９８０元，并且一度不降价，如此高价有多少人能消费得了？试问，如果不是背后的官修身份，价格能会定得如此畸高吗？ 曾任《辞海》主编夏征农说：“一切学问、文化是有继承性的，同时它又受到历史局限的限制，所以它一定会有缺点，因此《辞海》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修正提高，丰富充实。”如何修正、如何丰富《辞海》是当务之急，问题是，不保持谦抑的姿态，不敞开宽广的胸怀，不真正展现应有的包容，不破除挟官方以自重的潜意识，类似“超女”的新词就不会被收录。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0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