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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文化的发展从人类历史的角度讲，经历了从娱乐的神圣化到娱乐的理性化，最后到娱乐的泛化这样一个大致的过程。 一 娱乐文化的发生最初与原始的巫术祭祀活动连在一起。巫术活动和宗教节日中就混和着最初的娱乐活动。按照米尔恰·伊利亚德的看法，在原初先民的巫术化世界观中，神圣和世俗的区分是对宇宙进行理解的最重要的方式。在一种群体的载歌载舞中，先民们进入到一种神圣化的迷狂体验中。原初的娱乐活动具有一种综合性，它是诗乐舞的一体化。从字源学的角度而言，巫和舞同源，按照《说文解字》对“巫”的解释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乐”的甲骨文据吕振羽、郭沫若的分析是一个象形字，为“木上张丝”的“琴瑟之象”，“乐”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包括歌唱、舞蹈、演奏在内的概念。而音乐的“乐”和娱乐的“乐”是同一个字，而且和药物的“药”也是同一个字。原初的娱乐混和着药物和音乐致幻的狂喜。因此，即使在古希腊我们仍然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说中看到音乐与药物的隐秘联系。而“诗”这一概念，按照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解析》一书中的考证，最初也和主持祭祀的“寺人”联系在一起。 原初的娱乐活动并非为娱乐而娱乐，“大乐与天地同和”，它担当着脱离日常时空进入神圣时空的功能，在娱乐中，偶然的生命与世界的再生相联系而得以超凡入圣。而这种超凡入圣不仅仅是一种外在化的可见的巫术形式，或一种文学化的比喻，而更是一种真实的内在心理体验，一种灵肉交织着的大悲大喜，一种疯癫、一种沉醉。这种心理体验的达成除了靠音乐舞蹈的激发之外，药物的催化也是至关重要的，这其中“酒”的作用必不可少。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探讨了西方的悲剧怎样由原初的酒神祭祀发展起来，而这种酒神祭祀又和狂饮滥醉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文化中很多与巫术祭祀相关的字都和“酒”有关，如福、尊、酋、医等等。可以想像，酒与原初的巫术娱乐有着天然的联系，正是通过酒，生命才鼓荡、感奋和兴起，最终达到“神人以和”。 二 随着世界的历史化，巫术世界观解体了。从先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巫祝文化的持续抵制的过程。原始的作用于巫术的诗歌被“删”了，只剩下３００余首。郑卫两地的音乐也被当作“淫声”而放逐了。与此同时，殷商的灭亡也与酒的非理性力量划上了等号。于是和巫术祭祀联系在一起的娱乐活动在先秦时期被礼乐文化所取代。原初的娱乐活动要么被当作不入流的东西而受到贬斥，只在民间流传，要么被理性化，从而与君子人格的培育联系在一起。孔子明确了培育儒家君子人格的六种技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艺既是实用性的技术，又是一个人成为君子所必不可少的素养。对这样一些娱乐活动的区别和划分，虽然不再依据圣与俗的标准，但它确实使得士人阶层的形成获得一种可辨别的文化标识。在中国文化史上，圣俗之分于是更多地让位于雅俗之分。 在古希腊，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荷马史诗》曾记载了许多祭祀竞技。但是，古希腊的泛神论传统中的宗教已经开始理性化了，神圣和世俗的分野已经淡化，而且在古希腊城邦，娱乐活动往往是政治化的，它们总是和城邦中公民品格和毅力的培育相联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从古希腊开始就非常强调对人的欲望的控制，特别是情欲。随着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愈渐加强，西方文化对身体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和细化。身体和灵魂、情欲和理性、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对抗一直是西方文明焦虑的核心，但身体的狂欢从来没有被理性完全驱逐殆尽，即使在中世纪，我们仍然可以透过拉伯雷等人的作品看到那充满狂欢气息的民间诙谐文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精神与肉体的对抗获得了一种更精密的哲学上的表达。在笛卡儿的哲学当中，灵魂成为身体的主宰者，而身体不过是受灵魂的指令支配的机器。笛卡儿的理性主义是整个资本主义理性主义普遍兴起的表征，它预示了一个更广大范围的理性主义的扩展。当然，基督教神学为这样一种世俗理性主义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按照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新教伦理中那种自我克制的禁欲主义直接相连，他论述了宗教改革是如何将对欲望的禁止克制从修道院的密室带到世俗家庭的。 三 随着宋代城市文化的逐渐兴盛，随之而来的是娱乐消费文化的兴起。为了满足都市市民娱乐消费的需要，宋代开放的新街市制度代替了唐代封闭的城坊制度，依附于商业街市的娱乐场所——瓦舍勾栏应运而生。 这样一种随都市化而来的娱乐文化的发展一直持续到近代。虽然娱乐文化在中国宋代以来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它一直都受到士人传统的排斥，雅俗之争是其争论的焦点。中国晚近的历史虽然充满了内忧外患，但娱乐文化一直以民间戏曲、节庆等方式自生自长，当然也时常为现代性规划所改造，同时也被纳入到各种政治形式中来。新中国的建立加强了对娱乐文化改造和控制的力度，将所有的娱乐活动用革命话语进行改造，以至于整个中国最后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传统的民俗节日以及娱乐活动要么被当作旧事物而被取消，要么被极度政治化，更多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节日取代了或淡化了传统的节日。这种状况一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才开始得到改观。特别是９０年代的到来，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知识分子们“告别革命”的呼声，中国日趋进入消费文化的语境中。 在西方，娱乐文化的兴起最初是由早期的禁欲资本主义转变为消费资本主义或后工业时代的产物，而且它和商品消费以及广告业和信息产业等等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使得资本主义早期那个笛卡儿式的思辩主体被欲望化的消费主体所取代。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兴奋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他们的理论锋芒指向大众文化，揭示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从流行音乐到电视等各种各样新的娱乐形式是以批量的方式生产出来，自上而下强加给消费者的。文化工业导致了个性的丧失，它使得韦伯所谓的工具理性的控制获得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却让大众日益被卷入一种灾难深重的异化现实之中。 电子和传媒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个“图像转向”（米切尔语）。于是真实与虚拟、审美和现实、娱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基本界限受到了根本的瓦解。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是“内爆”。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被命名为“景观社会”。在这样的世界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社会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按照韦尔施对“审美”这一概念在当代语境中所作的“家族类似”的分析，事实上，“审美”这一概念在当代已经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一个“娱乐”的概念，它直接和“欲望”、“快感”联系在一起。（韦尔施：《重构美学》）因此，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其实也就是娱乐的泛化。 在娱乐的泛化这一阶段里，传统的那样一种神圣与世俗、高雅与低俗、理性与欲望、灵魂与身体之间的辩证张力消失不见了，一切都可以被娱乐化、嬉戏化、漫画化。这样的后果是批评本身也可以被娱乐化，娱乐取消了距离，这将导致批评本身的不可能。所以，今天的批评必须重新获得一种来自现实的力量，戡破那由符号构成的虚假的“水晶宫殿”，揭示欲望怎样被纳入符号所构成的新的等级专制，重新唤起我们直面生活真实的勇气。 原载：《文艺报》2006年10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