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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书》1994年7、8两期刊发了汪晖和李欧梵的《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两篇文章之后，文化研究就作为一个热门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学界盛行起来。如今的研究界，文化研究可以说是一门显学，从大众文化到精英文化，从全球化到地域性，从性别政治到文化殖民，文化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然而考察其出发点，大都不在于纯粹学术和知识的趣味，而更多的是对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的敏感与回应，这种精神在文化研究的整个发展历程中一以贯之。因此，文化研究往往以通过城市文化、影视文化、文学生产与文学制度等为切入点，关注着当今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等。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消费社会的产生以及政治热情的减退，原有的“启蒙”、“国民性”等话语已经不能满足对文学分析和阐释的需要，同时，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对形式主义的过度把玩，使得文学研究成为圈中人聊以自娱的游戏。面对这一困境，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视角被引入，研究者得以从文本政治分析，文学制度与权力，日常生活与文学审美，文学的生产与消费等角度，对现当代文学写作作出新的理解和把握。文化视野成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时尚，从研究对象看，无论是讨论经典作家，还是一般作家；无论是流派的整体研究，还是某部代表性作品的具体分析，都有文化视野的研究。 可以说，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这种研究方式是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一种有益的探索。首先，它带来了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思维模式，比如对经典作家曹禺的戏剧研究,我们以往较多用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价值标准判断曹禺戏剧的思想意义与局限性，当曹禺研究被有的学者纳入到西方基督教文化视野后，曹禺创作的人性主题得到了深刻的发现，也使曹禺剧作在文化视野中得到了更切近其思想蕴涵的揭示。其次，文化视角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精神，从90年代上半期重评陈独秀、胡适，到90年代中期人文主义传统的讨论，以及新世纪的“底层文学”研究，皆是由文化视野引出的热门话题。第三，文化研究在更大的语境中拆解文本，进入深层次文学史成因和过程的清理和阐释。比如对30年代左翼文学中知识分子写作的考察，以及对晚清出版及稿费制度的研究，无不使我们对文学写作背后的历史语境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研究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作品分析中，文化研究是一种外在于文学本质的非文学视野，是一种文学外围的批评，它所关心的是文学作品所蕴藏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意义，它并不直接关心研究对象所内含的文学审美意义。在文化视野中，文学形式本体被遮蔽着。而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文学形式本体的艺术研究应是文学研究的最本质的任务，显然文化视野是外在于文学本质的一种非文学视野。比如曹禺研究，对《雷雨》《日出》等曹禺代表性的戏剧分析，主要不是体现在他剧作具有怎样的文化内容，而应该着眼于他话语的气氛营造、人物对话、矛盾冲突的安排，及其对话剧艺术的贡献上。无论怎样揭示或挖掘曹禺作品在思想文化批判方面表现出来的异常深刻性和丰实性，都不能回答曹禺的创作在文学上的最根本意义。 其次，在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研究中，文化研究放弃了对文本的详细解读和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形式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意义。文化研究者在面对文学史上的一些运动、流派时，往往忽视对文学作品最细微的经验和体验，不再是“论从史出”、“论从文出”，而是在事先设定的“大文化脉络”中为其定位，抽出一个抽象命题，进行逻辑分析，从而印证自身的理论构架。比如一些对延安文艺的“再解读”，将延安文艺运动定位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文化运动”，便是一种从西方现代性思潮出发，自上而下的理论想像。90年代文学界对张炜、张承志“二张”现象的讨论，也多是从二者的文化立场出发，将其定义为反抗消费社会文学堕落的“精神界战士”。考察关于这场讨论的一些论文，写作者重视的，往往是“二张”在散文中所明确表示的一些观点看法，却少见对他们代表作品《北方的河》《黑骏马》《古船》等作品人物形象、语言表达、叙事结构的分析。他们不再将具象文本视作个体性的生命存在，深入其内部，去体验它的体验，感悟它的感悟。文学失去了作为审美形式存在的独立性，沦落为图解和阐释文化观点的载体。即使是面对文本所作的“细读”，有的也已经成了另外层面上的文本政治分析。 第三，对文学文本的评价标准被解构，对经典的质疑使文学远离了审美观照视野，文学的诗意被放逐。文化研究者普遍认为，文学的本真历史并不是由文学研究者所确立的少数经典所构成，确定文学经典并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过程，所以，质疑经典的可靠性，揭示经典确立过程中的阶级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原因，提供对经典的别一种解读，就成了文化研究的主要工作。对文化研究来说，解构现成的经典观念，把经典“祛魅”乃是一个正当的要求。由此看来，文化研究的经典观是解构主义式的，它并不关注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而是更多地去呈现经典被确立的过程和运作于此过程中的复杂的权力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化研究往往坚持一种“流动的经典”观，不仅着眼于对已形成的经典的解构，也注重对被经典文学史淹没的“文学原生态”的挖掘。然而，我们必须注意，文化研究在对文学研究起到扩大视野和清本正源的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虚无主义的黑暗和混乱——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精神消费品，都存在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那么，对文学文本的评价制度就发生了危机。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我们根据什么来判断其好坏，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已经成为了一个伪命题。由此，美学批评逐渐隐退，大行其道的是一种看似深刻却不乏粗暴的文化主导性批评。文本的美学价值让位给文化价值的挖掘，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不再从文学的内部和深处出发，分析其美学韵味和诗性价值，而是直接将文本转换成一个个文化符号，用来印证批评家的某种文化理念。 文化研究对文学作品采取的，是一种“丝毫不感兴趣”的“背对”模式，在众声喧哗的大合唱中，文学本身被碎片化和零散化，“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也逐渐被湮没。 原载：《文艺报》2007-06-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