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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一篇文章里①，笔者从“面”的范围，开列与介绍了与吕进先生截然不同的“成果清单”（包括三十部当代诗学专著、十几篇重要文论、四十多位学人），以此在总体评价上，纠偏吕先生关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新诗研究的“失察”。拙文的整体性评断，虽属蜻蜓点水，但依靠翔实材料，也大致反映出当代诗学前沿地带，确实活跃着一支中青年研究力量。多年来，这支前卫队伍，遭遇主流话语掣肘、为时尚文化挤兑，同时也承受着来自诗歌写作第一线的苛责。现在，笔者拟从这群人中，抽样若干，进一步深入“评点”，弥补上一篇文章做整体概括时，对“个案”有所忽略的欠缺。试图透过个案，近距离看看这一批人，这二十多年来具体干了些什么：是在迷茫险要的地带，努力探索，有所结果，还是缩在“后方”，做平庸的重复“建设”。借此，也回应多年来，诗人们普遍对批评理论的不满。有必要重申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如果说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中国新诗取得了自她诞生以来最长足的发展，那么至少可以肯定与与之互动的当代诗学有关，特别与一系列前沿诗学地带的勘探有关。 二 徐敬亚 提到当代前沿诗学，不能不提到徐敬亚。徐敬亚的重要性是干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写于一九八一年、正式发表于一九八三年的《崛起的诗群》（三点五万字），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炸响了当年解冻之后仍相当沉闷保守的诗坛。虽然该文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屡遭批判，但随着时间推移，它的意义日渐显露，无可争辩地进入百年新诗理论发展史和现代文学史。 《崛起的诗群》是第一篇全面评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宣言式文章；是朦胧诗创建过程中，为争取艺术生存权利发出的最强烈的第一声呐喊；也是对朦胧诗进行的最早、最全面的艺术阐释。它对旧诗歌秩序造成严重打击，理论上启动了一代青年的诗歌感觉与诗歌意识；影响了一代诗歌及文学评论。由于当时大规模的批判，反弹出广泛的阅读影响，《崛起的诗群》成为一次现代诗歌的普及传播载体。新时期现代诗发展到今天，与这篇文章大有干系。 第二件事：徐敬亚策划组织“中国诗坛一九八六现代诗群体大展”。大展以七个整版、十三万字规模，发表六十八个民间社团流派、一百余位诗人的作品、宣言，以及他本人写的《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为大陆后现代诗歌整体浮出水面，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其正面影响是，促进艺术民主，开辟了中国民间诗歌大规模集结的先河，促成现代诗歌编辑、解读、评论方面的民主风气，大大激活民间诗歌写作的探索、实验风气，为大陆现代和后现代诗歌的生长打开空间。 其负面作用是：夸张的诗歌规模、注水的诗歌流派、放肆的诗歌主张和写作风气，由此得以泛滥，形成了现代诗嬗变超速的不良后果。“领头羊”所带来的流弊非浅。 八十年代末，徐敬亚推出《崛起》的姊妹篇《圭臬之死》，论述了从“朦胧诗”到“第三代”的演化过程，继续保持一贯的前倾姿态。后来有《隐匿者之光》及《父亲应当及时死去》，则论述了九十年代诗歌到“下半身”写作。 徐敬亚产量不多，时隐时现，但每一次“现身”，都加速对陈旧诗歌的冲击，参与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的更新。徐敬亚视野宏阔、汪洋恣肆，凌厉而辛辣。语言的灵光在汩汩涌冒中，闪现华彩，同时开了散文式直觉诗歌评论的先例。 周伦佑 与徐敬亚有类同之处，且更为激烈的是周伦佑。陈超曾评论说：周伦佑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少数的精英之一；周伦佑是炫耀的、雄辩的，构筑体系毫不手软；他的遗世狂傲和吁求拥戴心理令人惊异地扭结在一起②。 周伦佑先是刮起“匪夷所思”的非非主义飓风，让人陷入“还原”迷宫，继而点燃“红色写作”③ 火焰，高扬体制外写作旗号。经过实践调整，最后走向“拒绝后现代，走向本土，介入当下”的归宿。用简单的术语概括周伦佑的体系——“变构说”，是最恰当不过了。变，充满颠覆、消解；构，意味建设、整合。前者集中体现在“反价值”论上，后者体现在“红色写作”中。 “反价值”论包括八十年代中期写的《变构：当代艺术启示录》、《反价值》、《第三代诗论》和《非非主义诗歌方法》等文论。周伦佑令人震惊地进行价值大扫荡——清除伪价值、中止五大价值系统、取消“两值对立”结构、取消价值评价、取消价值词（特别是取消形容词）、反美、反情态、反真实……与此同步进行身体力行的实验。 笔者十年前曾指出：这种文化解构理论，带着相当虚幻、超前的成分，但都深刻体现出第三代于文化重重困惑悖论中的突围精神、冒险精神和创造精神。在这一系列不无极端乃至谮妄的设想中，有意思的是，它并不完全步西方某学说的后尘，也不拾东方正宗亚宗、种种儒道释的余唾，而是一种几乎来自自身实践的“异想天开”。这种假说（包括蓝马的“前文化思维”）是大陆后现代诗最具冲击力的本土理论“源头”④。 经过磨难后的周伦佑，九十年代提出“红色写作”。其宗旨是：“从文本转向现实，从模仿转向创造，从逃避转向介入，从水转向血，从阅读大师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深入骨头与制度，涉足一切时代的残暴，接受人生的全部难度与强度，一切大拒绝、大介入、大牺牲的勇气。深入虎口的大无畏精神，写别人不敢写的，写别人不准写的主题与梦想。”⑤ 周伦佑的狂悖、尖端、前瞻，在同辈人中简直无出其右。周伦佑的变构诗学影响着一大批人，特别是“反价值”催产了大陆后现代诗歌。应该说，从范畴到方法，周伦佑建立了自己的“变构”体系。毫无疑问，他成了第三代诗歌最重要的理论“寡头”⑥。影响还超出诗歌界。 唐晓渡 唐晓渡向来以思想深刻和绵密见长，他提出的几个诗学命题、概念，在当代诗坛得到广泛认可。写于一九八七年的《实验诗：生长着的可能性》、《不断重临的起点》等，最早提出“个体的主体性”。在此之前，诗歌界还在“小我——自我——个我”的圈子兜步。唐晓渡把一个原本出于高度思辨、倾向于静止的哲学概念，改造成一个动态的、切合诗歌创作实践，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诗学范畴：揭示“个体”和“主体”之间既相互制约（“缺乏主体性的个体只是某种微不足道的自我中心，而缺少个体的主体性则是空洞无谓的主体性”）又相互生成（所谓“生长着的可能性”的实现）的辩证关系，并将其作为一个不断重临的起点，用以观察、描述和评价“个人化”。藉此打造生成诗学的“诗眼”。 写于一九九七年的《九十年代先锋诗的若干问题》，提出“个人诗歌知识谱系”和“个体诗学”，这一对概念可以视为是唐晓渡“个体的主体性”的进一步细化，或微观批评在诗学上的具体主张，主要关涉诗歌创作中主体性的内在转化问题，同时也是一种诗歌批评方法论的自我期冀。可以说，“个体的主体性”，是当代诗学自我开发术语的重要贡献之一，由于它的科学与缜密，获得普遍运用。 一九九四年唐晓渡提出“时间神话”问题。从根子上清除庸俗进化论和历史决定论对转型中的中国现代文化、现代诗歌的影响，进一步确立文学、诗歌本体观及其价值尺度。《时间神话的终结》获“首届‘文艺争鸣’奖”。这一提出，打破了文学界诗歌界长期的思维定势，一再被研究者论及或引证。 此外，一九八六年，以评论翟永明的组诗《女人》为契机，唐晓渡最早提出了当代诗学中的“女性诗歌”命题，并进行初步阐释。一九八九年初，在《纯诗：虚妄和真实之间》一文中，率先对当代诗学中的“纯诗”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做出定义。 综观唐晓渡的诗学，有着突出的面貌：一是极强的问题意识，善于慧眼识相，鞭辟入里。二是精细的对话风范，有一种虔恳、内敛的开放，有一种如切如磋、丝丝入扣的话语方式。三是谨严的“行规”，批评的自足与对象保持辩证客观的平行。据丰富而求贯通，由精密而行张力。 唐晓渡文论大量涉及诗学基本概念、术语、问题（如中国语义场、诗歌监护人、诗的临界点、内倾化、新纪元意识、“前方”维度、垂直支配、意识形态引力场、话语制高点、后一切主义等），不断进行梳理，唐晓渡堪称当代诗学的问题型专家，是当代诗学种种难点，及其关节部位的精密造影仪和有效校正仪⑦。 陈超 陈超的主要业绩表现“生命诗学”建设与全面的“细读”式文本批评上。 八十年代，他就把主攻目标瞄准在生命与语言的关系上，着重研究生命体验与语言之间的转换关系。他借助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强调诗的原动力是生命的体验，是混沌的生存意志，主要靠直觉、情绪捕捉，最后经由语词给予拔高塑型。《生命诗学》大半以此为建筑核心，其精彩论述到处可见：“一首诗就是诗人生命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展开。”“语言和生命是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完整形式，是一种相互发现和照亮的过程。”“诗歌是诗人生命熔炉的瞬间显形，并达到人类整体生存的高度。” 对于以生命意识为圭臬的第三代诗歌来说，陈超有关生命诗学的种种阐述，获得普遍反响，从本源上推进当代诗发展。这不止应归结其哲学语言学的强力渗透，尖锐直入腠理，哲思与诗思、知性与激情有效压合，且文气沛然，一脉贯底。陈超九十年代还提出“历史想象力”，要求在见证的迫切性与技艺的迫切性中维持平衡，这在今年出版的论集《打开诗的漂流瓶》中，有着很好的体现。 多年来，陈超所追求的“诗性智慧和自由洒脱的随笔性文体”（刘翔语），已然成色十足，在同行中十分醒目。 陈超的另一主要业绩是作为中国现代诗歌“新批评”的先行，很早就坚持从最基本的词素、音节、语感、意象等细部做起。 一九八五到一九八七整整三年，他每天的必修课是解读有难度的现代诗。一九八九年出版最能代表细读式文本批评的专著《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从五四起索解一百多位诗人，洋洋洒洒九十万字。二○○○年增补出版，改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成为更完整的版本。 堪称姐妹篇的《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则收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世界六大洲一百零四位诗人二百八十三首作品，计三百八十七篇导读。这两部导读，完成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诗歌博览会。在“诂诗与悟诗”之间取得引领式浑融。既照顾到批评洞察，又呼应阅读吁求，细密不失潇洒，谨严而伸缩自如。再次显现作为诗人和批评家的陈超——那种十分难得的穿透力。单凭这二百万字，陈超够得上大陆“新批评”的重镇。 程光炜 程光炜正式起家，应是一九八四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对谢冕先生“开刀”的那一篇商榷文章，至此进入批评角色，一发不可收。一九九一年出版《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虽然薄薄的只有十二万字，却有较高的含金量。从当时整个诗学水准上看，这本小册子具有诗歌语义学的开拓意义。它切入先锋诗歌内部形式结构因素：语调、词根、语气、旋律、语相、转喻等，进行仔细揭示，不少识见，常被引用。 以语义学为核心武器，程光炜斩获不小。他对诗人原型、心理、生命形式、幻象、非个性化等逐一解剖，颇见通透。例如，对于坚、韩东等人创作的批评、对女性诗歌语言内在结构的深入，毕光明曾评价道：“新理论的运用，反映出他的聪明矫捷，就尖端的艺术问题与诗人们进行激烈而愉快的精神博弈，绝不是才具稍逊者可以胜任的。”⑧ 九十年代初，程光炜做出战略性转移——从诗化批评进入学术圈。他加强知识分子身份立场和文化研究力度，这与他彼时正攻读现代文学博士大有干系。他先后完了成艾青、卞之琳、何其芳四十年代创作心态研究、李瑛五十年代创作与当时体制关系的研究。他从单纯的作品分析中走出来，开始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结合，用更专业的方式为当代诗学寻求完整，时有新意。他有意“退回”历史，重新挖掘那些值得思考、却被掩盖、扭曲的现象和问题。这一学理化的回转和研究视域的延伸，无疑为后来新诗史撰写打下深厚基础。 九十年代，程光炜的主要影响是三篇诗歌叙事学论文——《九十年代：叙事及其他》等，揪住了诗歌本体演化中的新变，全面阐释叙事不是作为手段，而是作为思维方式的可能、可取，及功能作用。这些年诗界叙事之风盛行，与程光炜的理论倡导是分不开的。 近日在读完《程光炜诗歌时评》⑨ 后（那里有对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等的贴切评论），我益发相信自己的判断，程光炜是属于史家之类的人才，从知识结构、学术训练、学风变化、中心位置，是可以“预见”其归宿的。按此“规律”与趋势，他已完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史》，那么我们有理由期待，程光炜拿下更具创意的中国新诗史或中国新诗史论这样的工程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王光明 从散文诗这一邻近文类出发，一九八七年王光明写出中国第一本散文诗理论《散文诗的世界》，引起散文诗界瞩目。一九九二年写出与实践密切相关的“启蒙”本《怎样写新诗》，对诗爱好者的书写与鉴赏，起到了普及推广作用。一九九三年，在谢冕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里，王光明又亮出了专著《艰难的指向》。该书以“国家话语”到“个人话语”再到“诗歌本体话语”为思路，揭示了新诗潮、后新诗潮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该书强调诗歌写作的个人、个别性，并开始对新诗本体进行初步反思。 最近刚结集的《面向新诗的问题》⑩，则收入作者二十年主要诗歌批评文论，三十五万字清晰显现王光明的足迹。他善于在反思对话中进逼，在翔实佐证下判断提升。这期间影响较大的文论有《重建个人的话语空间》、《不断破碎的心灵碎片——论新生代诗》、《后新诗潮》等。但我以为最能代表王光明个人水平的，当推《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他在对新诗“逻辑”、“情结”、“局限”的追索中，深入质疑“新诗”概念的合理性，反省新诗现代性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同时探讨现代汉语与新诗的复杂关系。一九九○年，唐晓渡与芒克创办《现代汉诗》，曾对这一命名斟酌再三给予裁定。六年后，王光明再次对“现代汉诗”进行理论深化，藉此正视中国人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的语境，同时纠正“新诗”沉积的愿望。该文思辨周密，是九十年代诗学理论的一个成果和进展。 我一直相信，王光明与程光炜具有同类项性质，亦属史家人选。稳健中的切中、爬梳里的推敲、细致的辨析过程，在史料里穿梭严谨，有着较全面辩证的把握能力，这对于其他众多诗人出身的诗评家——在重大史论面前，难免某种夸饰含混的言说，也是一种克服与正偏。 九十年代初，王光明几经反省，决定从批评转向学术，甚至把目标定在“从最具体的学问做起，从基本材料做起”。本质地说，光明二十年的积累、发表、出版、访学，包括其他文学评论，甚至包括一系列批评的再批评(11)，其实都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学问和学术——即对中国百年新诗的盘点与结账。 果不其然，本文写完后的半年，见到了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12)，六十万字的精耕细作。开放的理论思辨，在现代经验、现代汉诗、诗歌文类的互动中，高屋建瓴地澄清了新诗诸多问题。印行后得到多人的高度评价。 耿占春 在这批人当中，应该承认，耿占春是最具哲学底蕴的：谛听、静默、冥想，在神性信仰光圈的映照下，弥散着智者的气息。 早在八十年代，耿占春就有两篇关于诗歌想象力的长论，引人注目，达到当时诗歌基本要素研究的最高水准。 一九九五年他出版《观察者幻象》，虽然以断想的形式，有些逸出诗学范围，但他提出的种种与诗歌有关的“时间”、“声音”、“回忆”、“光芒”、“触摸”、“心灵”，却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让人获致诗性启迪。 耿占春依靠语言学的全面投入和哲学底子的支撑，于九十年代推出《隐喻》，笔者以为，这是中国新诗史上关于隐喻写得最为深刻的一部专著。 不必讳言，海德格尔、马丁·布伯和维特根斯坦的血脉，布满耿占春的隐喻肌体。作者从语言、诗、思三种维度入手，指出隐喻是我们全部文化的基本构成，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是对更高、更深、更神秘之物的追求，是对意义和终极的追问。作者不满日常语言对隐喻的扼杀，试图恢复诗在人类存在中的地位(13)。这使得隐喻成为神性诗学中的核心。耿占春为“筹建”这个核心做出了出色的努力。 他的精彩言说逐渐上升为某种箴言，充满理想、信仰，又超出浪漫派美学情结：“诗是语言的隐喻形式。因此诗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神话。”“诗赋予语言一种追加的密度，使概念在隐喻中达到了砰然破碎的思之极点，逻辑在意象里充满了精致的癫狂。”“一首诗其内在地是自我解释自我释义的。因为一首诗总是写到其语境开显时，写到它成为自己的隐喻为止。”“隐喻作为一种探测世界表达世界的方式，也作为对世界的一种信念，构成了人类思想的根基。” 周全而深入的隐喻理论，是神性诗学的支柱，耿占春无愧于这一古老“专利”的新申请者。他的行文充满智慧的光彩。可惜的是，耿占春把一部分精力用于其他研究，如果他更专注于神性诗学的全方位开发，则体系性构筑有望成型，因为他早已占有“隐喻”这一块强大基石(14)。 李震 出身于西南师大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李震，最终没有成长为该所所长吕进先生模子下的“部件”，反而以更大的叛逆背离他的导师。一九九二年他出版《当代西部诗歌诗潮论》，属于小试牛刀。同期的《诗符号论》、《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才是重头戏。 《诗符号论》树立动态本体观：真正的诗歌本体是一个不断被发现、不断被认识、不断被展开的动态结构。它是一种虚幻的所指，分属于不同动态序列的各个阶段和层次，有着内在结构的潜在文本。有论者称动态本体论观是一次“致命的总结”。诗歌符号学是李震诗歌批评的主要理论表述领域，他摆脱语言沦为套用工具的惯性，挖掘诗符号三种功能，在诗歌语言学上达到一定的理论造诣。 《神话写作与反神话写作》，全面清算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价值观和悲剧美学，倡导另一条“人的能指化”途径。即反神话写作——“由美向真、由病态的崇高向健康的快乐、由悲剧向喜剧、由假设向实在、由书面经典式的口语向活的口语过渡，而这些，正是诗歌的艺术精神加入并照亮工商业时代的可能的途径。”(15) 在此积累基础上，二○○二年李震顺藤摸瓜完成《母语诗学纲要》，该著首次对“母语”做出全新的阐释：母语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祖国语言”，而是指人类最早从大自然中习得的、并用以命名了大自然的语言，因而母语是一个种族童年的乡音，是种族无意识的存在形式。当代诗歌的写作是诗人在“异国他乡”对母语境况的不断回返和重临。他指证汉语是一种先天具备诗性特质的母语。其命名方式决定了汉语意象化、空间化的诗意构成方式，和静观——顿悟的诗意审美方式。它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呈现为：立足于解构语言的文化负荷的元语言写作、努力寻找母语的当代形式的口语写作，以及带有某些原生形态写作的倾向。 进而，李震通过精彩的个样追踪描述（李亚伟、于坚、王小妮、严力、胡宽、伊沙、非非诗歌）细致地对母语诗学做出佐证。 李震是属于悟性与理性结合的那类人，逻辑的思辨穿梭于直觉的丛林中，生命的律动感应着并扩张理论言说的表现力。《母语诗学纲要》，展示了李震对诗学体系（建立在语种意义上的语言诗学）的雏形向往和理论原创追求，这在当代诗学已属不小成绩。李震尚有提升空间，而要成就大气候，李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沈奇 沈奇对现代诗批评与理论的介入，始于对“他们”诗派及整个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直接参与、观察与思考，并从此“成为第三代诗歌最早且始终重要的发言人”（于坚语）。 沈奇的重要提法有：“过渡理论”说，指认朦胧诗只是大陆现代主义诗潮的过渡形态，肯定第三代诗歌的诗学价值与历史作用，成为其后理论与批评的基点。“裂变与剥离”说，指认诗的内部裂变与诗的外部功能之剥离，已成现代诗歌发展中一个持续的、不断加速的运动，进而指出诗与歌的分离、诗形与诗性的辨识、小众与大众的关系。“再造叙述性语言”说，指出“主题取向的寓言性，主体意识的客观性，语言表现的叙述性”，是第三代诗歌的三个主要艺术特征，此论证至今对以口语和叙事为主导的先锋诗歌，仍有实际导引与校正效应。 其他还有“口语、禅味、本土意识”说——前瞻为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的主流。“简约、自由、合心性”说——现代汉诗必须重返简约之根本，以此阻止散文化、非诗化倾向的发展。“守常求变”说——批评百年新诗惟求新求变的弊病，进而提出“变”中求“常”，守中求拓的语言机制。其他如“知识的生命化、人格化与生命的知识化、虚妄化”，以及对“新诗史的六修复”等观点，也在近年产生一定影响。 多年来，沈奇先后成功推举与挖掘李汉荣、伊沙、胡宽、麦城等被遮没或视为异类的优秀诗人，另有对于坚的个案研究，对伊沙的追踪研究，其中对洛夫长达二十年的追踪研究，形成五篇切入点不同的理论文章，颇为两岸诗界称道。 可以说，在大陆二十年先锋诗歌发展的每一个“节点”上，沈奇都以进行时的敏锐，观察，体验，正负考量，发出属于自身的“土著”声音。 沈奇集写诗、批评、编纂(16) 活动于一体，本质上是一位在场批评家，有着与时俱进的批评锐气和不断求索的胆识。他经常以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直接感受追踪或寻找新的诗歌命题，显示感性诗学特色的“节点批评”：很强的感悟能力和现实针对性。他长期于创作与理论“两栖”中发展，不搬抄西洋理论，乐于置身“诗歌田野”作业，其鲜灵活络之气，在同行中别具一格。 陈仲义 或许性格使然，也是能力有限，陈仲义一开始就选择“单打一”项目（诗学以外几乎不涉及），专心瞄准长篇（无意零敲碎打）。所以九十年代以来能连续出版五部诗学专著（没有任何的课题、基金，和赞助经费，可见边缘之难）。 写于一九八三年、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现代诗创作探微》（二十八万字）属于诗歌写作学，主要是对诗人“感受——传达”图式的阐发，包括对当时较少问津的诗歌写作要素——内在节奏（内在旋律）、情绪、潜意识、智性的开发。 写于一九八七年、一九九六年才出版的《中国朦胧诗人论》，是国内最早有关朦胧诗的专论，分别提炼五位朦胧诗代表人物的写作“范式”，但因多种复杂原因，阙如计划中的芒克、多多、严力三人，是最大的遗憾。 写于一九九○年、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诗的哗变》（二十万字），是大陆第一部对第三代诗歌做“面面观”的专著。由于较早介入大陆后现代诗歌具体文本，其解剖合力当早于其他文类批评。谢冕曾评价说：“陈仲义是属于少数不露声色的前锐，但其理论机锋是无可置疑的。”(17) 一九九五到一九九七年，在研读台湾二百部诗集基础上，写出了《从投射到拼贴——台湾诗歌艺术六十种》，分现代四十种，后现代二十种（共三十四万字），体例上是总结彼岸的诗歌修辞，实质上全面切入诗歌的美学方式，洛夫先生曾主动撰文，称它是两岸诗歌技术装备之最。 二○○○年出版的《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谫论》（三十万字），则是探究新诗转型期十几种表现形态，对其特征、属性、审美价值做出厘定、概括，试图测试中国现代诗学最具活力的部位，挖掘其中生长性元素，由此构筑转型期的现代诗学。孙绍振指出：“在目前的诗歌理论界，也许陈仲义是一个被忽略了的真正的诗歌理论家……由于种种原因，他在理论上的重要性，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18) 三 以上，对十位诗歌批评家的个案“评点”，由于篇幅有限，充其量只是“点到为止”。他们所做的工作，也只是当代前沿诗学的一小部分而已。 应该提及的还有：燎原，他的《西部大荒中的庆典》、《海子评传》、《昌耀评传》和《当代诗歌流变》系列，写得才情横溢；陈旭光《秩序的生长》等相关论文，有着充分历史化的扎实学风；杨远宏有关诗歌精神重建(19) 的文论等等，影响也不小。 此外，学院出身的许多新生代批评家：敬文东、刘翔、张桃洲、罗振亚、谭五昌、周瓒、赵思运……民间方面的苍耳、马策、格式、梦亦非、木朵……都在当代诗学前沿地带进行犀利的、卓有成效的勘探；还有众多“客串”的如张清华……恕不一一列出。 总之，这支被贴上“新诗潮”标签的批评理论队伍，不像通常诗人们多以社团流派为依托，而是呈现各自为战的游兵散勇状。他们当中，有以理论想象力见长、构筑体系的，有独到洞察、埋头撰写史论的，有侧重文本“微分析”，有从事基础工程清理，有专注技术美学，有透视当下热点焦点的。每个人在各自领域、地段——各具特色、各守其职地作业，共同组成当代前沿诗学——一道绕不过去的风景线。 吕进先生很想绕过它。他所代表的主流权势话语，在事实面前，自觉或不自觉地制造“盲区”，加剧着对当代诗学的严重“误读”。如果我们选择沉默，就等同于认可。如果我们不主动站出来澄清事实，继续让强势话语裁定诗学版图，有可能造成更大的迷障。 笔者被迫做这一系列的“个案”展示，也是想回应多年来，文学批评界的漠然(20)。在诗歌不能成为主要文类时，诗歌批评理论更为悲哀地被挤出“版面”。同时也想回应一下创作一线的诗人们，对诗歌理论“无所是处”的指责。他们应该明白：至少，前沿诗学的艰辛，绝不亚于诗歌写作本身的难度。 相信这一批中青年工兵队伍和新一茬的后崛起者们，在强势保守和诗写第一线的双重压力下，会继续努力结果。 注释： ① 指拙文《整体缺失：新诗研究的最大遮蔽》，首发《南方文坛》2003年第2期，后全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转载。 ② 陈超：《生命诗学》，第22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③ 周伦佑：《红色写作》，见《反价值时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④⑤ 陈仲义：《诗的哗变》，第73页、第312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 ⑥ 有论者甚至认为周伦佑其原创性、变构性、本土性，一点也不比德里达差，具有世界级理论品质。见龚盖雄《在变构中展开的当代先锋诗歌》，《非非》总10卷，第342页，新时代出版社，2002。 ⑦ 在“中国现代诗学”方面，唐晓渡1998年出版《中外现代诗名篇细读》。在先锋诗的编纂方面，唐晓渡1987年与王家新合作编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1988年编选《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与谢冕先生联合主编6卷本“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首次编纂《长诗组诗选》，并撰序阐释了长诗独特的诗学内涵。 ⑧ 毕光明：《天使镜像：作为诗论家的程光炜》，《诗探索》1997年2期。 ⑨ 该书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 ⑩ 该书由学苑出版社出版，2002。 (11) 王光明还出版《文学批评两地视野》，主要是对批评的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其中几篇涉及香港诗歌评论家。 (12) 该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 (13) 参见刘翔《对诗意存在的探求》，《诗探索》1996年第1期。 (14) 耿占春还出版其他文论集《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社，2000。 (15) 《神话与反神化写作》，《九十年代评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6) 沈奇编选的诗学资料有：《西方诗论精华》，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台湾诗论精华》，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诗是什么——二十世纪中国诗人如是说》，台湾尔雅出版社，1996。 (17) 谢冕：《高空带电作业》，《文化参考报》1994年7月19日。 (18) 孙绍振：《揭示当代诗艺探索的风险》，《福建文学》1999年第11期。 (19) 杨远宏在多年以后，才得以两部诗评论结集：《涨落的诗潮》，三峡出版社，2002，《喧哗的语境》，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20) 《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隆重组织专辑，对十二位小说批评家进行评论，平均每人篇幅万字，足见关心程度。而本文是在被迫情况下，跳出来“应战”的，十位诗评家平均每人不到千字。反差之大，由此可见。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