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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晨晨：《当下》呈现了目前研究的状况，那么您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未来方向有什么展望？ 窪添庆文：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是传世资料非常有限的时代，新资料的发现是研究拓展的重要方面。但是新资料的使用不应局限于对某些简、墓志的个体研究，更需要整体考察它的存在环境。例如，壁画研究不仅需要分析壁画的内容，也必须考虑壁画在墓葬整体中的相对关系。另一方面，大量传统资料的数据化使大数据研究成为可行的手段。第三，新的研究视角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不得不承认，现在日本年轻学者的研究大多像我一样，关注比较细微的问题，对大问题关心相对稀薄，这正是很多前辈学者所担心的。这并不是要求继续时代区分等问题，而是需要在自己的研究中建立对整个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如果没有这种背景关怀，研究就会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而缺乏将来性。这样的研究不过是单纯的自我满足。 付晨晨：在日本像《当下》这样由专业历史研究者撰写的历史普及读物很多，不仅有《亚洲游学》之类的杂志，还包括很多文库本，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窪添庆文：日本人确实喜欢阅读历史书，比如不少女性非常喜欢日本的战国时代，有些新书（文库本的一种，例如岩波新书）甚至达到几十万的出版量。这些文库中也有很多纯粹的历史学研究。中国史相关文库本不多，但是诸如宫崎市定的《科举》、三田村泰助的《宦官》（《科挙 : 中国の試験地獄》、《宦官 : 側近政治の構造》均出自东京中央公论新社出版的中公新书系列）等书，文字优美，内容简明有趣，非常畅销。可能人们都对历史抱有一些好奇心，想知道历史中隐藏的另一面。这种历史知识的传播，不仅需要出版社运作，也是历史学者的责任。很多日本的出版社编辑会参加学会，选择比较有趣的课题。而历史学者也很乐意出版这些普及读物。 付晨晨：最后请您向中国读者推荐本书中的文章。 窪添庆文：这是一个难题，从内容上讲每一篇都是经过精心撰写的，尤其是三位中国学者的参与直接拉升了本书的研究水准。与事先确定好日本的执笔者不同，三位中国学者的参与都是因为在不同场合的学会中听到他们高水平的报告而特意邀请的。如果，从中国读者不太熟悉，或者内容新颖的角度来挑选的话，第一部分堀内淳一的《各自的“正义”》在对各个国家进行鸟瞰式整理基础上分析皇帝如何主张自己政权的正统性，值得首先阅读；第二部分泽田雅弘的《书法史上的刻法、刻派之新视角》是传统墓志研究中很少关注的新问题；第三部分中介绍蜀都成都社会的作者新津健一郎是执笔者中唯一的一位博士课程学生，可以借此了解日本目前学生的研究水平；最后一章中，纯粹是自卖自夸，由我执笔的《北魏后期的门阀制》是利用墓志进行研究的一个例子，可资参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