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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作为重要方法的学术史研究 作为人文研究方法的学术史或学术史研究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德国俾斯麦时代。此后，学术史逐渐成为西方一切学术研究的先决条件。任何论文的写作都隐含着学术史梳理。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一切学术研究都是很难想象的。 然而，前面说过，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盛行。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与此同时，经典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学术史研究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也即对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何辉斌教授在《西方悲剧的中国式批判》中写道：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创造了差异性、多元性、碎片化、小叙事、非连贯等概念……但过于强调这一方面，容易使人们忽视另一面。假如真的没有共性，我们能够把树上的片状物叫做树叶吗？或者说，树叶这个词语能够存在吗？可见特殊性和普遍性是并存的，两者不可偏废。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特殊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竭泽而渔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诸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宏观与微观、客观与主观、历史与现实、审美与道德、内容与形式、语言与风格等等，均在学术史及学术史研究视阈之内。 作家作品的学术史研究著作至少由三部分组成。第一步是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摊，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二十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无疑构成了耐心和毅力的考验。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则在所难免。拿《红楼梦》为例，仅中外文目录就可以编撰好几大本。从维新时代的梁启超到王国维、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蔡元培到胡适，从“五四”之后的吴宓到余平伯，再从周汝昌再到冯其庸，等等。这中间还有或深或浅、或精或泛的鲁迅、何其芳、吴恩裕、王湘浩、金克木、谢冰心、钱锺书、李希凡……甚至毛泽东、张爱龄、霍国玲（或霍氏姐弟）、刘心武、王蒙，等等，加上国内外炮制的大量硕博论文，实在是汗牛充栋、几难胜数。然而，《红楼梦》学术史的阙如，无疑是我国学术的一大缺憾。这其中所牵涉的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及学术人等并非三言两语可以含括。然而的然而是，纵使红学浩如烟海，却时代有所偏侧。重视学术史显然是对学术碎片化、形式化、相对化等等的一次反动。于是也便有了勇武之人，以致填补空白指日可待。 第二步为研究之研究。它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二十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但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以及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与此同时，作为当代学者，面对过去我们并非无话可说。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更是有话可说。从文学出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乃至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若骛。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辨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也是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西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作品是说不尽的。再拿红学为例，梁启超的红学观体现了维新思想，胡适的红学观则反映了“五四”时期所崇尚的科学主义，而钱锺书的一个“不喜欢”又完全可能牵引出双重（或多重）维度的学术探究：从柯尔律治到T.S.艾略特或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到表现主义关乎文学本体或本质的讨论，如一流作家写人性或人本、二流作家写现实或现象云云是一个维度；《红楼梦》及红学是又一个维度；对广义的悲剧或喜剧的偏爱则或可成为第三个维度，等等如斯。正所谓纲举目张，有点有面，点面结合，有瓜有藤，藤瓜相连，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环节是尽可能精粹地提供一份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仅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总之，对关乎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要观点、方法进行泽竭而渔式的梳理，以厘清学术与思想传承与鼎新的关系，从而解析经典肌理，即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并努力使之当代化、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因此，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不仅是一种方法，它同时也是学科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基础，甚至传承的前提、创新的土壤；对中国学者而言（无论西学国学）更是向着观照、守护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一种创造性努力。这种努力在“全球化”（也即跨国资本主义化）时代弥足珍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外国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