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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五种倾向相辅相成。有鉴于此，我概括地提出以下两点陋见，求教于各位同仁。一是立场问题，二是方法问题，思想观点则皆在其中： 一、 立场问题 立场决定方向，它始终是学术研究的关键问题。的确，学术研究不尽与政治有关。一次考古发掘，一个名词考证，一次文献梳理等等，完全可能是纯学术的。但是，这样的纯学术究竟有多少？而且退一步说，即使这些研究是纯学术的，其背后也不能完全没有目的。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一切研究，尤其是人文研究难免带有政治色彩，因为其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一切人文研究无论有意无意都必定是某种主客观意识的反映并服务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在此，我不妨以后现代主义思潮为例，来看看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后现代或后工业时代等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首先是服务型、资本型经济取代生产型经济，其次是控制技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此外，在贝尔看来，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主要有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构成。这些观点不久即演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所谓“大趋势”（Megatrends: Ten New Directions Transforming Our Lives，1982）或“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1984年）。此外，贝尔早在1960年（《意识形态的终结》）就开始主张淡化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对峙犹如传统殖民方式，正明显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即便白宫并未从一开始就接受贝尔的意见，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美国政府明显开始两条腿走路，即在保持军事和经济压力的同时，有意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为冷战时期乃至六十年代的内部矛盾（如在越战、代沟、学潮等问题上对抗）和六、七十年代的反共政策蒙上了面纱。这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的风行创造了条件。因为多数后现代主义者至少一度是以反对西方制度或西方文化传统为初衷的。九十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全面接受了贝尔们的思想，在“淡化”意识形态、加强跨国资本运作的同时，开始实施“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当时日本正沾沾自喜地发展家电、推行办公现代化如传真机之类。然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一日千里，不仅迅速淘汰了传真机，而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利润奇迹并使世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与此同时，法国学者利奥塔于1979年发表了《后现代状态》一书。他从认识的多元性切入，跨大了认识的相对性，并由此阐述了后工业时代文化的无中心、无主潮特征，从而引发了后现代主义热潮。拿西方文化而言，从古代的神话传说、歌谣史诗到近代的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文学或文化主潮（用我们的话说是主旋律）。而后现代文化特征恰恰是多元并存，在利奥塔看来，无所谓谁主谁次、谁中心谁边缘。于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德里达、拉康、福柯和美国耶鲁学派的德曼、米勒、布鲁姆和哈特曼等几乎同时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认知方式发起了解构攻势。于是解构主义大行其道。解构主义也称后结构主义，它是针对结构主义而言的，是对结构主义的扬弃。 于是，解构、消解、模糊、相对、不确定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后现代概念开始大行其道，从而否定了认识和真理的客观性，导致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客观上为意识形态的淡化提供了更为广泛，也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持。因此，无论这些学者初衷何如，他们的成果客观上顺应，甚至推动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们不妨以后殖民主义为例。他表面上是针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立场，但实际上却是针对东西方二元思维的一种解构主义。 再不妨以生态批评为例，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生态批评确实对生态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毋庸讳言。但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就未必具有普遍效应了。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在诺贝尔领奖台上说过这么一番话：当欧洲人正在为一只鸟或一棵树的命运如丧考妣的时候，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十年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因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十二万，这等于乌默奥全城的居民一夜之间全部蒸发。无数被捕的孕妇，在阿根廷的监狱里分娩，但随后均不知其孩子的下落。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大陆有二十万男女英勇牺牲。十多万人死于中美洲三个小国：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同时，智利这个素有美洲礼仪之邦美称的国家，竟有十分之一即一百万人逃往国外。乌拉圭则每五个公民中便有一人被放逐。1979年以来，萨尔瓦多的内战，几乎每二十分钟就迫使一人逃难，如果把拉美所有的流亡者和难民合在一起，便可组成一个国家，其人口将远远超过挪威。 马尔克斯的这番话置于今天也难说过时。可见，对于发展中国而言，首当其冲的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可现如今由于发达国家一方面把些高能耗、高资源消耗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指责后者的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过多。这便是最近正在热谈的碳排放问题，它无疑是美欧扔给我们和发展中国家的又一张王牌。正因为如此，美欧的一些人文学者甚至对发展提出了否定，这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极端姿态。但反过来说，没有节制的开发肯定是一种明知故犯：对来者、对他者的犯罪，也不符合自然伦理。所以这是一对矛盾，如何进退，确实充满了利益纠结。 世界就是这么矛盾、这么莫衷一是。同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所在2002年6月27日已被正式撤销被一些人说成是“多元文化的终结”，而事实上世界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跨国狂欢时代：不同声部、不同色彩聚集在一起，不分主次，不分你我，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近年来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不也是如此吗？老的、新的、土的、洋的， 杂然纷呈。尤其是近年兴起的网络文学和微博写作，更是五花八门、令人目眩。由此，与英国最具盛名的布克（Booker）奖并列，前不久又出现了博客奖（Bloger），以奖掖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浩浩荡荡的网络大军。 因此，立场问题归根结底首先是世界观问题，但同时也牵涉到小我与大我、个别与全局、短期与长远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比如，西方神学家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谓“爱，而后为所欲为。”孔子则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者的共同前提都是爱，都是仁。因为有爱，你不会去伤害别人；因为有仁，你会设身处地、以己度人。但是，你之所爱，不一定就是人之所爱；你之所欲，也不一定是人之所欲。这是最浅显不过的道理。退一步说，即使立场的正确，也还有方法问题。我相信我们的研究都是有明确的服务意识的，即服务民族振兴大业和社会长治久安、文明进步。但方法不当，就可能事与愿违，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这也是人文研究何以要注意方法、内外有别的原因。 其次，代表本土利益的第三世界作家并没有真正参与到这个跨国公司时代的狂欢当中。那些所谓的后殖民作家，虽然生长在前殖民地国家，但他们的文化养成和价值判断未必有悖于西方前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像近年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加勒比作家沃尔科特、奈保尔和南非作家库切，与其说是殖民主义的批判者，不如说是地域文化的叛逆者。沃尔科特甚至热衷于谈论多元文化、指那些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作家是犬儒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