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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接下来是怎么做的问题。我认为，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人文研究大体上存在，或谓依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偏颇，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 引进照搬较多，自主创新较少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不必说，即使近几年，据出版总署的有关统计，我国的知识产权贸易仍严重失蘅，赤字巨大；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其逆差之大令人震惊。拿原创文学作品而言，2009年我国出版长篇小说近三千部，各种文集一万五千余种，网络长篇小说一百余万部，但真正走国门的微乎其微，学术著作则更不待言。而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此。即使有个别作品侥幸输出，其质量也未必上乘。相当一部分甚至是有明显立场问题的。而我们的多数学术产品即使走出去，也会贻笑大方。至少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只消稍稍点击一下关键词，你就会发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成果仍在不加批判地照搬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乃至立场、观点，于是乎主体性、叙事学、后殖民、后女权以及多元、相对、狂欢或者流散、互文、解构等等，充斥学苑。 （二）关注西学较多，重视东学较少 且不说国学尚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和正确的对待，因为不少人正从小孩和脏水一起倒掉的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食古不化的十全大补。这是老前辈郑振铎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抨击第一次“国学回潮”时所说的话。现如今，我们当中的有些学人甚至无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驱寻找马克思主义、借鉴苏联经验，尤其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不是崇洋，便是复古，甚至把封建迷信也一股脑儿地当作宝贝和学问。而西方的文化产品登陆我国市场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好莱坞电影、国际大片不必说，许多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也犹如“最高指示”，恨不得传达引进不过夜。比如丹•布朗的最新小说、一些美欧著名学者的著述，几乎都是中外同步发行的。总之，食洋不化现象所在皆是。幸好地球是圆的，东西方还有时差。 （三）微观研究较多，宏观把握较少 季羡林先生在《神州文化集成•序》中认为，“东方重综合，西方重分析”。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谁说我们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经、史、子、集中没有分析？问题是，这些年来不少学者不知不觉、慢慢习惯了钻牛角尖式的问学方式，似乎非如此便谈不上什么学问。这不是数典忘祖吗？在目下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著作和各色论文中，“马尾巴功能式”的研究不在少数，以至于有的研究人员大半辈子津津于某个作家的某部作品的某个枝节问题，对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趋之若鹜、如影随形，而且乐此不疲，汲汲于蜜蜂式的重复。 （四）就事论事较多，规律探讨较少 在人文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且不说重大的理论体系，即使是一般学术规律都乏人探询。我的一位前辈学人、九叶诗人袁可嘉先生曾经用十二字概括西方现代主义，谓“片面的深刻性，深刻的片面性”。我认为是非常精辟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三十年走过路，反思一下从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到五花八门的后现代主义，我们有多少这样建立在扎实的辨章和深入的考镜基础之上的概括和论述？ （五） 生搬硬套较多，分析批判较少 没有立场，更谈不上原创的方法和独特的观点。人云亦云，必然导致批评的阙如。而且学术界多少存在着一个误区，认为真正的学问必须避开马克思主义、淡化意识形态。殊不知淡化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比如所谓的纯形式、纯学术批评；又比如一味地追随洋人、推崇西学、惟洋人马首是瞻，试图拿张爱玲或徐志摩或穆时英或沈从文或林吾堂或周作人取代鲁郭茅、巴老曹。我不是说张徐穆、沈林周一无是处，也不该因人废文，但厚此薄彼显然是有利于所谓的“多元化”（实际则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因为只有在众声喧哗、众生狂欢的环境中，跨国资本才如鱼得水、犹龙入云）；再比如当下充斥文化市场的那些戏说、话说、恶搞或调笑，恰好与网络的虚拟文化殊途同归，正极大地消解着传统（包括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以及对于发展中、崛起中的中华民族还至为重要的民族向心力和认同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