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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研究视野的扩大,包括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拓展。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引入,使中国传统学术视野中一直被忽视的许多领域得以呈现,得以纳入学术文化的体制之中。例如,对于中国神话及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是不够重视的。2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却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的亮点。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使中国神话和民间文学显示了独特的价值。茅盾、赵景深、周作人、钟敬文等人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跨文化的历史地理学派的传播研究方法、平行研究的主题学方法,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就是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此一方法的使用不仅将学术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根部,而且将民族的和民间的东西赋予了世界性价值; 90年代以后,又有新一代学者在神话与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使人类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相交叉,尝试建立了“文学人类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颇具活力的新领域。再如翻译文学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率先尝试从跨文化的立场将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80年代后,人们发现翻译文学研究作为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天然的研究对象。正是比较文学在学科理念上对翻译文学研究的支持和铺垫,使得翻译文学研究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翻译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又如,在法国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与实践的启发之下, 90年代后有不少研究者对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更有人从“形象学”概念中进一步引申出“涉外文学”的概念,并把它视为比较文学特有的研究对象。“形象学”乃至“涉外文学”的研究,为9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 比较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引入,还使得文学研究的方式与途径得以更新。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在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都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理路与方法,但也有一定的封闭性。20世纪初,从王国维开始,援用异文化中的观念和方法,对中国文学加以重新解读和研究,遂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由此开中国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之先河。试图以A文化的文学理论阐释B文化的文学作品,或以B文化的文学理论阐释A文化的文学作品,这样的“阐发研究”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以至有些台湾学者提出阐发研究就是“中国学派”的特色。尽管这种方法有着以中国的材料为外来学术思想做注脚的弊病,但它的发生和发展乃至普泛化,都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有着深刻的渊源和关联。从比较文学学术方法对其它学科的渗透与影响来说,像“阐发研究”这样的发端于比较文学的学术方法的普泛化,正表明了比较文学对其它相关学科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和渗透到了80年代后仍然存在并有明显表现。再如, 80年代后陆续出版的诸如《中国古代文学接受史》、《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之类的研究成果,虽然都是在中国文学内部谈接受问题,并不属于比较文学,但其基本的思路显然与比较文学所主张的国际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影响与接受等有着密切关系。 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在所谓全球“一体化”的阴影下,促进文化的多元发展,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宽容,开通和拓宽各种沟通的途径,也许是拯救人类文明的惟一希望。我们有理由相信,奠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必将在消减帝国文化霸权、改善后现代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离散、孤立、绝缘状态等方面起到独特的重要作用。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宗旨就是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高举人文精神的旗帜,为实现跨文化沟通,维护多元文化,建设一个多极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所100871;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0087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