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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文论的时间之河里，理论家们为理解文学的基本性质问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思路。不同的话语体系对“文学性”进行了不同的理论阐释和界定。在对“文学性”的种种领悟和理会中，“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符号性”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几种。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我们领悟和理会“文学性”最为重要的着眼点。 我们重提“文学性”问题，主要目的在于重新审视和考辨这些理论视点和话语方式在现代生活世界背景下的有效性。在我们看来，由于现代生活世界的变化及消费社会的来临，传统文学理论对“文学性”的看法业已逐渐丧失其理论有效性。文学理论的悖谬性处境既由它们而产生，也将由对它们的克服而得以超越。 一、形象性 所谓“形象性”，是指文学用形象来认识世界的基本性质。长期以来，形象性从骨子里制约着我国文艺学界对文学基本属性的理解。笼罩在形象性视野之下，我国文学理论对后现代文学的惊人变化和处身状况毫无觉察。 把形象性作为文学的根本属性，这是古往今来从认识论角度看待文学所得的基本结论。以认识论观之，文学是人类认识世界、观察世界、摹仿世界的一种方式。文学与哲学、科学等文化形态一样，都以认识世界的真理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在认识过程中，它们都要经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最终达到对世界本质、规律和真理的认识。只不过，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形式——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比较起来，文学在认识世界、掌握真理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不离开形象。在这种视野当中，形象性作为一个精练的术语，准确地表达了认识论文艺学的精神实质。 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理论上讲，它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第二，人是理性动物的先验设定。第三，语言工具论的逻辑先行。这三个要点或明或暗地隐藏在认识论文艺学代表性人物的理论体系之中。 远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为认识论文艺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地基。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和前辈学者艺术摹仿自然的观点，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也对摹仿说作了重大的调整。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里，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辩证统一。普遍性通过特殊性呈现出来，特殊性内在地包含着普遍性。表面看来，柏拉图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被有效克服。现实世界不再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理念本身就内在地包含在现实世界当中。这样，艺术与理念的距离不再“隔着三层”，艺术对自然的摹仿也就具有了反映本质规律的可能。亚里士多德由此确立了文学艺术的高度真实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成为后世文学认识论的渊薮，显然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 但是，亚里士多德对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关系的修正并未真正克服“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是因为，文艺的功能不在于对现象本身的准确摹仿，而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20世纪以来的现象学运动表明，现实世界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区分是“本质主义”的逻辑前提，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诗学是文艺学认识论理所当然的最后堡垒。 黑格尔美学作为辩证法在美学领域中的集大成者仍未脱离“逻各斯中心主义”窠臼。本质与现象、一般与特殊的二元对立是黑格尔美学体系底部的坚实基础。这突出地表现在黑格尔关于美学的定义当中：“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142页。）黑格尔通过理念来推演世界和历史的发展过程，将艺术看作是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统一，艺术通过感性的具体形象来把握和表现理念。但是，从本质上来看，艺术与哲学虽然表现理念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根本倾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是对绝对精神的揭示与把握。感性形象能否表现理念，这是判断艺术真伪的关键。朱光潜先生曾指出黑格尔美学无法克服的“基本缺点”是理念先行。用朱先生的话说，“他的出发点是一般而不是特殊，是抽象的理念而不是具体的现实生活。”（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482页。）这表明，黑格尔不仅将本质、一般和普遍等抽象概念与现象、个别和特殊二元对立起来，而且仍然将前者当作现实世界的本源。艺术作为用形象来认识本质规律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文艺观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一种更为精致的、更为巧妙的境界。 长期以来，我们美学界高度赞赏以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时期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它最大的功绩是把美学移植到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坚持艺术从生活、从现象出发，而不是像黑格尔将理念、一般和绝对精神当作艺术的出发点。其实，无论是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论，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命题，都未能从根本上超越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再现与表现等的二元对立，仍然从具有“本质主义”色彩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性质出发。别林斯基受黑格尔“理念显现说”的影响，提出形象思维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沿着别林基斯的理论道路，进一步提出“美是生活”的著名命题，加强了对现实生活的重视。车尔尼雪夫斯基肯定了现实生活本身的美，认为艺术是现实生活的“代替品”，现实生活永远高于艺术，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第198页。）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具有一个非常大的共同点，即他们都肯定现实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美，反对文学从理性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进行创作。从表现上看，二者仿佛并没有从认识论角度考察文艺，其实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强调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带有鲜明的现实“本质主义”色彩。他们的现实主义美学倡导的是“自然派”文学，要求文学为俄国民主主义服务，要求文学揭露农奴制下的腐朽情况，让文学成为现实全部真实性的形象再现。 从形象视角看待文学本质，将文学性当作对现实生活本质属性的形象性再现，这一文学观念长期制约着我们文学理论界。然而，今天的文学创作远远不是这一“形象性”观念所能洞悉和透视的了。当代社会是一个“理性霸权”的时代。从日常生活来看，现代人生活在理性、秩序、规律之中，信仰法律制度、游戏规则，凡事讲究目的、规划、策略。韦伯将现代归结为“去魅”，无疑是精当而准确的有力刻画。从文化形态看，理性科学是现代文化的主宰，拥有至高无上的裁定权。所有的知识类型，无论是实践的知识、经验的知识还是信仰的知识，它们的价值和地位都由理性和科学来掂量和判断。一切自然科学处理着我们与客观世界的相互关系，引导着我们、观察和认识世界。一切的社会科学处理着我们与社会、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规定着社会制度和行为准则。无论是卢梭所谓的“社会契约”还是哈贝马斯所谓的“交往行动原则”，作为一种理性秩序和社会科学体系，它们都以客观、系统、逻辑的“合法性”论证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和尊严。 理性霸权的确立，意味着知识等级制的形成。一切知识都以此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根本尺度。离理性越近者，越具有理性及其所确定的亲属性性质者（如逻辑性、客观性、确定性、推理性、非个人性、非经验性等等）就越有价值，越处于知识系统的高级别位置。离理性越远者，越具有被理性判定为非其亲属性性质者（如隐喻性、主观性、情感性、想象性、片断性、经验性、非确定性等等）就越无价值，越处于知识系统的边缘地带，甚至被淘汰出局。在人类现有的文化形态当中，文学作为别具一格的知识，即所谓经验和感受的知识，自然处于理性知识等级系统的边缘。“形象性”观念的目的，无非是为诗一辩，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都是在竭力发掘文学艺术中稀薄的理性因素，从而使文学能分享逻辑理性的光辉并进而让文学艺术赢得一席之地。 在汉语语境中，形象性概念还有远为深层和特殊的内涵。用刘小枫的提法，20世纪汉语思想存在着“主义话语”的文化现象。“主义话语”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获得现实社会法权的“意识形态”（注：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西方文论选（下卷）.伍蠡甫主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409页。）文学理性中的“形象性”概念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主义话语”。潜伏在这一术语底部的其实是这样的逻辑观念：即文学是用“形象”表达的意识形态。所谓“表达”其实就是图解，是对先行于创作过程、情感体验的、逻辑状态的意识形态的形象化翻译、转述，其实也就是意识形态的通俗性讲解。 然而，在当代文学坚定的世俗化进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渐呈颓势，日常生活、私人经验和花花绿绿的世俗场景彻底改变了文学性本身。各类文学及审美观的变革极大地冲击和动摇了“形象性”文艺学的根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