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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符号性 自俄国形式主义以来，20世纪文论发展出一条从语言学或符号学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文学性”的思路。众所周知，俄国形式主义最早明确提出“文学性”(literariness)这个概念并把它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范畴。莫斯科语言学会代表人物罗曼·雅可布森明确指出：“文学科学的主题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因素”。（注：杰弗逊，罗比.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流派.李广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25页。）此后，布拉格学派、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性”概念。但是，这些学派都是从一个比较狭隘的角度，即文学作品的语言层面，来认识和理解“文学性”概念的。它们的结论与其说是“文学”的，还不如说成是“语言”的或“符号”的。 语言学文论最大的一个贡献是将语言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维度突显出来。语言不再是理性、思想的传达工具，是逻辑思维的自我动作和交流的“透明”工具，它是“诗性”的、“隐喻性”的，具有自己的特性和自身的价值。语言可能是“不透明”的，它并不使我们直接感知到外部世界，甚至使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变得更加“陌生”。语言可能是“含混”的，它存在着“悖论”、“反讽”和各种各样的“张力”。语言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符号世界，是一个“牢笼”，有着自己的规则和体系，自己就蕴含着美的可能。 但是，语言学文论最大的缺点恰好也是这一点。符号学视野将文学性限制在文学作品的语言学层面，不再理会文学性的形象之维、情感之维，不再理会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作用、反思作用和干预作用。当代文学创作其实并非仅仅只是一种语言游戏，仅仅在符号层面上下功夫。在向世俗生活的转向过程中，当代文学强调私人经验的直接表达、日常生活的欲望书写。符号学观念将“文学性”视作与现实生活完全无关的语言能指的自我嬉戏，显然与现代文学性存在着巨大的理论错位。 语言学文论是指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单纯从符形学和句法学来考察文本的研究方式。纯语言学研究将文本当作一个封闭的符号体系，尽量不涉及语义问题，丝毫不理会文学文本的含义、价值和所传达的现实生活内容。纯语言学研究在什克洛夫斯基、穆卡洛夫斯基、雅可布森和托多罗夫那里表现得都十分鲜明。其中，雅可布森的符号“自指性”理论尤其具有代表性。在雅可布森那里，“诗性意味着词语作为词语而不是作为已经得名的物体的代表物或情感的宣泄物被读者感知。”（注：René Wellek.A History of Modem Criticism. vol.7:German,Russian and Eastern European Criticism,1900-1950.New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第373页。）这表明，雅可布森的“符号自指论”认为，文学语言是一种不指向“所指”的“能指”。也就是说，在符号由“能指”指向“所指”的过程中，文学语言的“能指”发生了逆转，它不再指向“所指”，而是反过来指向它自身。在这里，“指称性”的科学性文本就与文学区分开来了。“指称性”的科学文本的能指直接指向所指，它的符号完全是透明的。这样，文学就是由于“符号自指性”而使能指优势加强到一定程度的文本。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主要任务也就成为对文学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符号自指性”的揭示和分析。结构主义诸流派将文本当作一种“能指自我指涉”的符号体系，将文本视为一个封闭的能指系统。杰姆逊将俄国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立场称为“语言的牢笼”。 与俄国形式主义等结构主义语言学略有不同的是英美新批评。如果说结构主义的“文学性”着重于探讨文本的符号学特征的话，那么，新批评则将“文学性”看作是文本是一种“语义结构”，着重于探讨文学作品“语义结构”的构成特征。在新批评看来，文本由词构成，每个词汇都有确定不移的字面义，同时会引发许多闪烁不定的联想义，文学作品的本质就是词汇多种含义相互交织而形成的“语义结构”。与此同时，词与词相互联结，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语义关系，这就是“语境”(context)。由于“语境”的存在，词的含义会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语言的字面义会被扭曲、扩展、压缩和变形。这样，文学作品的“语义结构”就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丰富。新批评认为“文学性”就是文本“语义结构”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多义性、丰富性既冲突又统一的独特性质。 与其它文本比较，文本“语义结构”的特征是非常鲜明的。科学性文本的“语义结构”是透明和清晰的。为了避免误解，科学文本要求语言的意思必须精确，语言与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具有确定不移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它所传达的信息与文本字面约定俗成的意义完全吻合。韦勒克有一句简短的话精彩地论述了这一点。他说：“语言的文学用法和科学用法之间的差别似乎都是显而易见的：文学语言深深的植根于语言的历史结构中，强调对符号本身的注意，并且具有表现情意和实用的一面，而科学语言总是尽可能地消除这两方面的影响。”（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第11页。）这里说是说“两方面”，实际上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差异从现代语言学看来最大的不同就在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上。科学语言趋向于使用类似数学或符号逻辑学那样的标志系统，其特征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高度合一，能指尽量直接地指向所指。文学语言则完全不同，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是如此的“透明”，能指不必与所指完全合一。因此，科学文本和其它实用性文本的语义结构是单一的、清晰的和透明的。而文学文本的“语义结构”则与此截然不同，它是复杂的、多义的和朦胧的。为了进一步分析文学文本的“语义结构”的独特性质，新批评创造了一系列的术语和概念，并采用了“文本细读”的方法。布鲁克斯和沃伦合著的《理解诗歌》是新批评文学文本语义细读和分析最成功的范例。他们对文本语义的细腻分析表明，文本的“文学性”主要就表现为文本语义的多重性和复义性。 由于将文本理解成一种“语义结构”，新批评对“文学性”的理解就与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大有不同。从文本本身的性质来看，新批评所理解的“语义结构”决定了文本结构的语义多层次性。为深入阐述语义结构的文学性，新批评家们采用了“隐喻”(metaphor)、“复义”(ambiguity)、“反讽”(irony)、“张力”(tension)、“悖论”(paradox)和“多层结构”等术语进一步揭示和描述了语义结构的复杂构成。 无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文论还是新批评，它们对文学性的设定都是“符号性”的，都致力于从符号学层面界定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符号学文论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与现实世界无关的符号学事实，将“文学性”理解为文本作为符号的特殊性质。然而，符号性概念在开创文学研究新领域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理论局限。任何符号，无论它具有怎样的感性外观和符号规律，都不可能完全与社会生活无关。传统文学是这样，当代文学更是这样。在消费社会当中，后现代文学与现代性文学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结构主义文论之所以从“符号性”角度来理解和分析文学性，是因为它所针对的是现代派文学。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与俄国未来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具有很深的联系。现代派、先锋派文学将文学的自主性、独立性发挥到了极致。内心独白、符号自指、语言游戏、叙事技巧等等，符号性在揭示现代派文学的特征和属性这一问题上的确一针见血。但是，当它将符号性上升为所有文学的根本性质时，却不可避免犯下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尤其是对消费社会的文学创作而言，狭隘的“符号性”概念根本无法真正切中当代文学性本身。 诚然，我们的理论为理解文学性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阐释途径和线索。然而，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所有这些阐释文学性的途径和线索都逐渐失去了理论的有效性。后现代文化对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逻辑与隐喻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背反恢复了文学的诗性之维。文学既不是道德情感表现的工具，也不是与现实世界全然无关的符号体系。在功能问题上，文学艺术高举感性冲动的大旗，坚决反对康德以来的“审美无关功利”说，解构着艺术与现实、审美与功利的界线，不断向感性、向商业性靠近与融合降解。种种迹象表明，传统文学性概念的各种界定方式和阐释途径都陷入了一种悖谬性的境地之中。重释文学性，重建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已经成为当代文艺学最为紧迫的理论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