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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文化的高度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是与全球文化的基本走势相契合的。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所共同追求的目的。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文学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文学的交流互动,就有可能把人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另一种全球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帝国文化霸权的实行者,而是将坚定地全力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致力于不同文化体系亦即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互动”。 从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轨迹,是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和现代化相始终的。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获得如此的发展和繁荣,根本原因在于比较文学的学术精神契合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契合了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思想解放的需要。当欧美比较文学在其学术文化的主流中已远不如过去兴盛发达时,当欧美学者由于语言和学术训练的限制还很难深入进行跨东西文化的文学研究时(这正是欧美比较文学最近发展不够迅速的原因),中国比较文学却取得了高度的繁荣。可以说,现阶段中国人、中国学者对欧美的了解远胜于欧美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学者的外国语言能力和学术修养,使得他们在跨文化、特别是跨东西文化的文学沟通与文学研究中具有更强的学术优势。这一切,都历史地决定了世界比较文学的学术重心已经逐渐转到中国。换言之,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称第三个历史时期,已经在中国展开。中国比较文学所代表的是世界比较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赋予它生命的是一个时代,它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如“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中国比较文学立足于本土文化,努力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营养,体现了博大的文化襟怀。中国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由这种开放的文化襟怀所决定的。首先是中国比较文学对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兼收并蓄。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对比较文学的中国传统渊源作了深入的发掘和阐释,并把中国古人提出的“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比较文学的精髓。同时,对西方的欧美、东方的日本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也多有借鉴和吸收。从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翻译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起,到20世纪末,中国翻译、编译出版的外国的比较文学著作、论文集已达数十种,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评介文章数百篇,绝大多数的比较文学教材都有评介外国比较文学学科史的专门章节。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成果如此重视,这正是中国比较文学繁荣昌盛的一个表征。 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本身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的特点也甚为显著。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领域的全面性。涉及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梵语、朝鲜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文学的研究较多,不必多说。即使是“小语种”的比较文学领域,也或多或少有人在从事研究。可以说,就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全方位性而言,中国比较文学在世界各国中即使不是最充分的,也是较充分的。可以说,中国比较文学已具备了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视野和眼光。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演变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接洽中外学术、促进文学交流、开拓国际视野、构建世界意识、打通学科藩篱、强化整体思维、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为中国文学定性和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 20世纪中国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具有国际性、世界性和前沿性。它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同时突破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性,使比较文学真正成为一门沟通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学问,与此同时,从各种不同角度,在各个不同领域,将比较文学研究推向深入。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对历史上作为第一阶段的法国学派有充分的借鉴,也有必要的超越。法国学派所开创的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研究,曾在50年代遭到了美国学派的批判和否定。但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实证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而是研究中的一种必然需要。例如,历史上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的印度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在宗教信仰的束缚下,在宗教与文学杂糅中,古人只能创造却难以解释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胡适、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季羡林等将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学关系史,在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同时,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贡献了第一批学术成果。此外,中国文学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长期的传播和影响,也给中外文学关系、东亚和东南亚文学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而,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中,实证的文学传播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是收获最为丰硕的领域。中国学者将中国学术的言必有据、追根溯源的考据传统,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与方法结合起来,大大焕发了这一研究的生命力。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成果,以其学风的严谨、立论的科学而具有难以磨灭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学术生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