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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也从美国学派那里接受了丰厚的馈赠。美国的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史上第二个阶段,突破了法国学派的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藩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对美国学派也有热情的呼应。实际上,中国比较文学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收获。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1920年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和北欧神话研究、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类型》,以及1935年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 and Juliet(罗蜜欧与朱丽叶)》等文章,已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了平行研究的先河。后来,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以及杨周翰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中西悼亡诗》等都是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70年代,钱钟书的《管锥编》更是别开生面的平行贯通的楷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初期,美国学派所提倡的平行研究一时遍地开花,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每年数以百计。在平行研究中,人们有意识地在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中,寻求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并在平行比较中尝试为中国文学做进一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但对于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陈寅恪等一代学者早就提出了质疑,随着80年代后平行研究的热潮汹涌,有识者及时指出了它的弊端和问题。季羡林等学者严厉批评了那些“X比Y”式的牵强附会地比附,遂使得90年代后期的中国比较文学有了更健康的发展。此后,中国比较文学在平行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了自己的探索。70年代钱钟书的多项式平行贯通的研究实践,成为中国式平行研究之楷模;而90年代后发表的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和论文,在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使平行研究的方法论更趋于科学化和成熟化。 对美国学派提出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也给予了一定的回应,大多数的学科理论著作和教科书都在努力提倡和阐述“跨学科研究”。但最近二十年来,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却很有限,与理论上的大力提倡并不相称。这可能是由于对“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这一命题的认识并不统一。其实,早在30年代已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宗白华关于诗画同源的研究,朱维之和许地山关于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等。另外,首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杨周翰1989年也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 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其实,只要我们清醒地把握“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指的只是“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而不是别的研究,换言之,只要我们把跨学科研究理解为文学研究的一种角度与方法,则许多误解都可以烟消云散。举例来说,对比较文学而言,“诗画同源”的研究,重点在“诗”;“文学与宗教”的研究,重点在文学;关于《春江花月夜》的词曲歌舞的多媒体研究,重点在词。事实很清楚,如果没有这样的跨学科研究,人们对文学的了解就会缺少很多有意义的角度,而这些角度只有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提供。 综上所述,中国比较文学充分吸取了历史上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它并非只是被动地接纳外来的学科理念,而是在研究中试图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有理由说,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不是外来学派的一个分支,它发出了独特的声音,表现了深入的思考,显示了自己固有的特征。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两个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