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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儿童的死亡 莎剧(尤其是历史剧)中的儿童角色大都以悲剧收场，很少活到成年，儿童的死亡主要由军事斗争和权力倾轧造成。《亨利六世》中，约克公爵的长子鲁特兰被虐杀，约克公爵的另外三个儿子又通过杀死亨利六世之子爱德华王子为长兄复仇；《麦克白》多次谈及儿童的生养、父母与子女、政权与子嗣的关系，但全剧没有一个儿童活到剧终；《约翰王》中的亚瑟王子跳下高墙摔死；《理查三世》中的爱德华王子和约克公爵被囚杀于伦敦塔；亨利五世威胁法国人要将“那些赤裸裸的婴孩高高地挑在枪尖子上”(《亨利五世》：3.3.38)。儿童的死亡也可能发生在家庭之中。麦克白夫人发誓“我会在它[婴儿]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它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它的脑袋砸碎” (《麦克白》：1.7.56-58)；塔摩拉要亚伦“用刀尖”替他俩的私生子“施洗”(详见《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4.2.70)；迈密勒斯惊吓而死，西西里的法律竟默许里昂提斯将小公主潘狄塔杀死(详见《冬天的故事》：2.3.182-183)。 对于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观众来讲，这些骇人的台词和情节可能并不陌生。诚如劳伦斯·斯通所言，“死亡在当时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实即是如此”(Family：81)。1600-1649年间，英国人的平均寿命为36.4岁，而极高的婴儿死亡率实际上大大拉低了英国人的平均寿命。(59)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的死亡”这一题材在莎剧中频频出现，并非戏剧家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当时英国现实生活的投射。《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中，女巫投入沸釜的物件包括妓女生下的死婴的手指(“娼妇弃儿死道间，断指持来血尚殷。”[《麦克白》：4.1.30-31])。斯通引用了这句台词，感叹“20世纪找到这个成分可不太容易，但在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国却不怎么费力”(Family：474)。事实上，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观众很可能以为这个婴儿是被妓女故意闷死的。1624年，英国曾出台《杀婴法案》(Infanticide Act)，将妓女“秘密埋葬或隐藏死婴”定为犯罪，这从侧面证明妓女杀子弃尸绝非罕见。(60)而在家庭中，由于控告的难度、大众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及1640年以前留下的历史证据相当不足，家庭内部实际发生的谋杀肯定多于法律卷宗记载。(61) 从社会文化上讲，“儿童的死亡”这一题材并非莎士比亚独创，而是早期现代英国相当流行的写作题材。当时的英国诗人热衷于描绘儿童的死亡，美化死去的儿童。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哀叹儿子五岁半就不幸夭折，深情地回忆起他“三岁半就认得一百多个法语词，不到五岁就知道动词的主、被动形式并且开始学习名词，五岁时就能轻松阅读，还能读他父亲潦草的手写体……背诵了不少诗歌，还能背默表演戏剧”(62)。仅本·琼生一人就写过三首著名的儿童悼亡诗：为其长子所作的《我的长子》(“On My First Son”)、为其长女所作的《我的长女》(“On My First Daughter”)和为著名的儿童演员佩维所作的《伊丽莎白女王剧团的儿童S.P.的墓志铭》(“Epitaph on S.P.，a Child of Q.El.Chappel”)。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儿童死亡率确实很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早期现代欧洲文化中“儿童被死神保护”这一观念的影响，如本·琼生所言，儿童是“上天的财产……好得让尘世远远无法消受，/而天堂想要保有他”(63)。 米勒从菲利普少爷的画像入手，对“儿童的死亡”这一话题的流行做过社会心理学的阐释，提出了“父亲的见证”(Father's Witness)这一原型。除前文已提及的部分论述外，米勒还认为，正是因为早熟的孩子在扮演成人、模仿父亲、见证父亲，所以他自己必须死亡，以体现父亲的存在。(64)米勒以《圣经》“耶稣基督之死”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上帝天父在福音书中的超验(transcendence)意味着上帝除了人子的“小身体”之外，并无其他实体。这个身体是幼小的——它不仅仅是一具躯体，而且是一具亲人的躯体——无疑，这一方面是因为耶稣被想象成孩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耶稣的身体代表着天父的“大”身体，即使耶稣以发育成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身体出现；若非如此，天父神秘的实在性就无法被想象出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就是里昂提斯希望调查迈密勒斯(是否他亲生)所显示的那样。它用儿子的身体来表明父亲的真实存在，而后者的真实存在一直不为人知。(65)儿童之死是对“父亲的在场”的见证，这就可以解释《麦克白》中的小麦克德夫和《冬天的故事》中的迈密勒斯为何如此短命了。若将此处的“父亲”理解为“父亲的隐喻”，即“父权”，亦可解释莎剧中诸多孩子的死亡，如《理查三世》中的约克和爱德华、《约翰王》中的亚瑟、《亨利六世》中的鲁特兰等。但为何“神童早天”题材常常出现在16及17世纪文学中，到了17世纪后期却逐渐隐退？关于早期现代英国人热衷描述儿童的死亡的时代因素，米勒并未阐释清楚。 昆努的《文艺复兴时间的发现》从莎士比亚时代的时代特征入手，或可作为米勒观点的补充。昆努认为，在中世纪，人们生活在神学的永恒时间里，并未察觉“世俗时间”有多重要，也就没必要担心未来，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钟表的精确运行使得时间变得容易测量，神学时间的无限性被打破了，“改变”(change)和“竞争”(emulation)成了早期现代文学和日常生活的常见主题(see Renaissance：15)。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发现自己“不是”天父，只是在“扮演”天父。人既无法控制时间，也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正如斯宾塞在《仙后》中所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危险的；所有的机会都是不健康的”(qtd.in Renaissance：217)。人们对“改变”心怀恐惧，对“早熟”孩子的能力心存怀疑，正是出于对“原有秩序被改变”的恐惧、对“儿子在自己的坟墓上跳舞”的恐惧(see Renaissance：494-500)。 “人掌握时间是不可能的”，这一点被昆努看作是莎士比亚悲剧的根源所在(see Renaissance：180)。儿童通过展示“天生的才智”(如小麦克德夫)、“长大成人的愿望”(如约克公爵)、“超常的语言能力”(如亚瑟王子)成功地“扮演”了成人，但最终却免不了被“消灭”的命运。“才华早发，断难长命”、“开春过早，往往使夏令短促”(《理查三世》：3.1.79，94)，说到底，这是人类在和无限时间之间的竞赛中最终意识到“时间不可掌握”的真实写照。一个快速成长中的儿童作为“父亲的见证”，确实讨人喜欢——因为在孩子身上，我们能看到自己；但过于快速的成长却可能破坏原有的承继关系，带来让人不安的变化。这一不安的心态，由于早期现代人对“时间”和“空间”认识的巨大改变，被进一步加深了。 考察莎士比亚时代的其他物质文化资料，可以发现，和其他时代相比，世系矛盾在早期现代英国社会文化中更为明显和激烈，它通常体现为成人对儿童、父母对孩子的遏制甚至敌意。这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年轻人口数量激增，所占比例增大，逐渐成为了一个“看得见”的社会群体，与以老人政治为特征的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政治文化形成了反差。(66)在这个意义上，莎剧对儿童命运的不祥展示，也体现出人们对社会重心向年轻人转移的深深焦虑。 成人和儿童之间并非只有亲密、关爱，世代之间的焦虑感一直存在，“对抗”一直是世代关系的一大特征。在文学作品中，儿童和少年通常被塑造为天真、冲动、反叛的化身，而成人被置于他们的对立面，强化世代斗争的激烈程度。这并非什么新鲜的观点。(67)但早期现代英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和流动性放大了这一一直存在的世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压制”与“反抗”、“被拉长的童年期”与“成长的愿望”相互对立，使得早期现代的“成年”过程(coming of age)表现出相当的焦虑和紧张感。从这个意义上讲，早期现代英国的儿童期什么时候结束，不是年龄问题，也不是生理问题，而是早期现代英国年轻人的权利问题。年轻人的权利是否被承认、在多大程度上被承认，决定了童年什么时候结束。 此外，“儿童”作为一种被压抑的身份，并不限于儿童本身。本文所讨论的儿童角色皆为男童，并未涉及女童。根据《牛津英语大词典》(OED)，早期现代英国父母常以“child”一词指称女儿而非儿子，莎士比亚在剧作中从未让其中人物用“my child”称呼过儿子，却常常这样称呼一个女儿(68)，如《冬天的故事》中的老牧人就曾问道：“a boy or a child，I wonder?”(《冬天的故事》：3.3.68)另外，莎剧中也以child称呼过拉维妮娅、考狄利娅、朱丽叶和苔丝狄蒙娜，不管她们多大年纪。(69)同时，早期现代英国舞台上的年轻女性角色常由儿童演员假扮，这就令女性和儿童的联系更为密切。由于当时女性和男性地位的诸多不同，使得不少学者在讨论早期现代英国人时，已将女性作为单独考虑对象。(70)琼·凯利—加德尔自问：“女人经历过文艺复兴吗？”她声称：“女人没有文艺复兴，至少在文艺复兴时期没有。”(71)比阿特里斯·戈特利布(Beatrice Gottlieb)认为，早期现代女性没有“人生七阶段(72)，只有童年期(childhood)、妻子期(wifehood)、寡妇期(widowhood)三阶段。在前两个阶段，女性的穿着与儿童无异，她们在家里接受教育，生活或依靠丈夫，或依靠父亲，并未“完全成年”，到了第三个阶段，女人做了寡妇，成为一家之主，才真正“成年”。(73)从这个意义上讲，早期现代女性也是另一种“儿童”。 最后，“儿童”是社会和历史构建的产物，将儿童角色放入不同时代的作品中考察，或可观照各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流变。彼得·科文尼在《童年的形象》里写道：“浪漫主义时期之前的英国文学作品中当然也有儿童……但是在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中，在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大多数韵文中，在18世纪的大部分小说中，儿童或者缺席，或被一带而过，他们最多只是成人世界的附属。”(74)固然儿童话题在19世纪重又兴起，儿童的概念对浪漫主义文学也至关重要，但19世纪文学作品里的儿童已不再是“父亲的雏形”，反倒成了“成人的父亲”(75)。然而，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儿童在多大程度上被神圣化了？他们究竟是真实的儿童，还是只是诗人想象出来的儿童？这些问题值得思考。再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出现了对莎士比亚本人的另一种扮演，即“少年莎士比亚”(the Boy Shakespeare)，而非手持羽毛笔的“诗翁莎士比亚”(the Bard)，这一热潮至今未退。(76)这一现象又代表什么？笔者在此一并提出，留待未来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