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早熟的儿童 莎士比亚笔下的儿童角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聪明机灵。《爱的徒劳》中的毛子、福斯塔夫的侍童罗宾、《冬天的故事》中的迈密勒斯、《泰特斯·安德罗尼克斯》中的小路歇斯和《科里奥兰纳斯》中的小马歇斯都思维敏捷、天真可爱，《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威廉更让人想起杰奎斯在“世界是个舞台”独白中描述的“背着书包，满面红光”、“像蜗牛一样慢吞吞地拖着脚步，不情不愿地呜咽着上学堂”的学童(详见《皆大欢喜》：2.7.146-148)。 在历史剧中，尤其在对贵族儿童的塑造中，莎士比亚更强调了儿童超乎寻常的聪明。在《麦克白》(1605-1606)中，莎士比亚将主要素材霍林谢德《编年史》中一笔带过且面目不清的麦克德夫的儿子(24)推至前台，给他添上了20句台词。这个孩子所展现出来的聪明和勇气让许多评论家感动。布拉德利称赞这场戏“触发了心中的美感与怜悯，打开泪水与爱的泉源”(25)，他尤其为小麦克德夫临死前还想要保护母亲的行为感动，感叹道：“我不敢肯定，倘若科里奥兰纳斯之子被杀时，他对母亲的临终之言会不会是：妈妈，你快逃吧。”(26)克林斯·布鲁克斯则从“这个弱小的孩子向杀人凶手挑战”这一行为中看到了“一种威胁着麦克白而麦克白却无力消灭的力量”。(27) 小麦克德夫的台词可分为两部分。前7句主要是麦克德夫夫人和儿子讨论父亲不在，他“预备怎样过活”(《麦克白》：4.2.31)。母亲忧心忡忡，儿子却答得简洁爽快：“像鸟儿一样。”(as birds do，mother)(《麦克白》：4.2.32)这句台词共四个单词，省略主谓成分，只余方式状语，语法极简，且前三词皆为单音词，与第四词(双音词)形成“抑扬抑扬抑”节奏，简洁明快，一扫麦克德夫夫人语势的缓慢沉重。同时，“鸟儿”意象天真，呼应了《马太福音》所讲“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28)和《诗篇》中的“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29)，将谋杀的阴霾暂时冲散，勾画出一个活泼单纯、无忧无虑的幼童形象。小麦克德夫的后13行台词语气同样简洁明快，但内容主要围绕父亲是否是“反贼”(traitor)展开。母亲认为反贼是“起假誓扯谎的人”，他们“都应该绞死”(《麦克白》：4.2.49-50)，但小麦克德夫却从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反贼”——人多就是“君子”，人少就是“反贼”，并断言“那些起假誓扯谎的都是些傻瓜”，因为：“他们有这许多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打倒那些正人君子，把他们绞死了呢？”(详见《麦克白》：4.2.55-57) 小麦克德夫以天真和直接的语气，毫不掩饰地质疑成人、说出真相，将成人世界表面的和谐撕开了一道口子，暴露出运行其中的两套自相矛盾的规则：神学(道德)规则确定了好与坏、对与错、正义与邪恶，现实(实力)原则却决定胜败。胜败无关道德，只是实力有别。伊格尔顿将儿童称为“半社会化的动物”(30)，认为“由于儿童并非游戏中的完整角色，因此他们很可能被看作是无辜的；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可能被看作是小小的撒旦”(31)。小麦克德夫的回答直截了当，反诘简单深刻，在这个生活在母亲身边的典型的“半社会化动物”身上，似乎存在着一种直觉的观察力与一种无关道德的聪明，挑战着成人世界的话语秩序。 在《理查三世》中，莎士比亚将儿童角色从家庭生活推入社会场景，塑造了另一个早慧的孩子——约克公爵。勃金汉公爵赞叹小约克“好生善辩，如此锋利而敏捷”(《理查三世》：2.4.132)，葛罗斯特暗自思忖“好难对付的孩子；大胆，敏捷，灵巧，无顾忌，能干”(《理查三世》：3.1.153-154)。小约克与葛罗斯特斗嘴，又索要匕首当玩具，透露出强烈的攻击性和渴望进入成人世界的急切愿望，这一幕被萨默维尔称为“选剑还是选玩具的经典选择题”(32)。 有意思的是，为了彰显小约克的聪明，莎士比亚特意改写了他的年龄。史载1483年葛罗斯特公爵将侄子爱德华五世和约克公爵囚杀于伦敦塔，同年宣布即位，史称理查三世(1483-1485年在位)，约克公爵理查遇害时年仅11岁，威尔士王子爱德华五世13岁。但莎士比亚笔下的小约克却生活在母亲伊丽莎白王后和祖母约克公爵夫人身边——这意味着他尚不满7岁；而小约克说他知道“葛罗斯特一生下来就长着牙齿”，还是听他的奶妈说的(详见《理查三世》：2.4.32)——将老妇人的故事信以为真，是早期现代戏剧中典型的幼儿形象。(33)换言之，莎士比亚虽未明言小约克的年龄，却实际上将他的年龄改小了，让他“年纪这样幼小，却已这样伶俐，真了不起”(《理查三世》：2.4.135)。 在《约翰王》(1596-1597)中，莎士比亚着力塑造了亚瑟小王子出众的语言表达能力，如亚瑟自己所言，“为一双眼睛请命，是需要两条舌头同时说话的”(《约翰王》：4.1.98-99)。在第四幕第一场，得知赫伯特奉命要烫瞎自己的眼睛，亚瑟苦苦哀求对方饶过自己，一面感叹“只有这顽铁时代的人才会干这样的事”(《约翰王》：4.1.60)，“铁块它自己虽然烧得通红，当它接近我的眼睛的时候，也会吸下我的眼泪”(《约翰王》：4.1.61-63)，一面回忆与赫伯特相处的温馨点滴(详见《约翰王》：4.1.41-52)。这段台词哀婉优美，综合运用了比喻、排比、拟人、反问等多种修辞方法，语言水平远超儿童，也给导演改编和演员表演制造了难度。1984年，BBC与RSC合拍《约翰王》时，导演戴维·吉尔斯(David Giles)就将亚瑟的一百余行台词直接删去三分之一，其中第41-58行、第60-71行近三十行修辞华丽繁复的台词被删至只剩最后四行(第68-71行)(34)，让该剧更符合现代观众的口味。如此一改，亚瑟不如原著中那么口齿伶俐、积极主动，却更“像个孩子”了。 莎士比亚喜爱塑造早熟儿童。在现代观众眼里，这些过于年少聪明的孩子往往不算真正的儿童，只是“顶着成人脑袋的儿童”。事实上，20世纪以来，学界对早期现代欧洲儿童的一个普遍观点就是：早期现代欧洲人没有“儿童”的概念，儿童只是“微型成人”(miniature adults)。普拉姆认为，中世纪并不存在一个分离出来的儿童世界：儿童和成人一起生活，生活方式也一样，他们做的游戏、玩的玩具、听的童话故事都一样，没有分别。(35)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斯指出，虽然儿童一直生活在我们周围，但现代的“儿童”概念直到18世纪中期才完全形成。(36)在1976年出版的《现代家庭的形成》中，爱德华·肖特研究了儿童抚养方式和教育方式的转变，指出儿童的身份经历了从被无视的客体到主体再到现代社会人们的关注中心的转变，良好的育儿技巧并非人性的必然，而是现代化的产物。(37)事实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倾向于认为：尽管早期现代英国人已认识到儿童的存在，但在当时，现代的童年概念尚未形成，儿童和成人没有分别。 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讲，“聪明”(so wise)与“年幼”(so young)的组合在舞台上频频出现，也体现出早期现代英国人对于时代和自我身份的认知更新。戴维·李·米勒曾借凡·戴克爵士(Sir Anthony van Dyck)的一幅儿童肖像画《菲利普·卡塔尼欧，艾琳娜·格里马尔迪公爵夫人之子》(Filippo Cattaneo，Son of Marchesa Elena Grimaldi，1623)，解释了早期现代英国人喜爱早熟儿童的心理原因。米勒认为，画中的小男孩充满“男性的自我确认”和“早熟的控制力”，却并不让人反感，反而激起观者的怜爱，这种怜爱之心是出于一种“施恩式的纵容”(patronizing indulgence)，即这个孩子受人喜爱是因为观众都知道他是在“扮演”(impersonate)成人，虽然他本身并不“是”(is)成人。换言之，早熟儿童的“虚张声势”(bravado)很受欢迎，一方面是由于成人能在“扮演成人的孩子”身上看到自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虚张声势”只是“扮演”，没什么攻击性。(38)确切地讲，莎剧中的儿童角色或以天真口吻一针见血地说出真相，或身穿衬裙(petticoat)却言行老成，这样的反差受人欢迎，是因为成人在他们身上看见了自己。儿童角色年龄越小，越聪明，也就越惹人怜爱。 从历史角度来看，舞台上“才华早发”的儿童频频出现，迎合了早期现代英国学校教育体系的系统化和现代化潮流。1560-1640年，在亨利八世的倡导和早期现代教育家的劝导下，英国的儿童教育和学校教育蓬勃发展，以理查德·伊夫林(Richard Evelyn)、萨洛蒙·佩维(Salomon Pavy)和神童诗人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为代表的小天才受到全社会的追捧。(39)与此同时，英国的宗教改革也推波助澜，让父母越来越渴望孩子早熟。诚如基思·托马斯所说，新教文化“反对为了游戏而游戏”，《圣经》里“小孩子更容易进天堂”(41)的典故被搁置一旁，加尔文质疑婴儿刚出生就受洗的合法性，提出儿童只有通过学习，具备了足够的知识、智力水平和成熟度，才有可能认识上帝、皈依上帝(42)。借用一位学者的话说，“这等于事实上对孩子讲：除非你成为成人而且皈依上帝，否则你进不了天国”(43)。 文学、戏剧、教育等领域早熟儿童形象的流行，与16-17世纪英国人对于时间的理解密切相关。理查多·J.昆努在《文艺复兴时间的发现》中讨论了日晷和滴漏计时器等自然计时器对社会发展的限制以及时钟如何在文艺复兴时期快速发展并超越了科学研究和展览的范畴，指出机械钟表的普遍使用使得人们重新“发现”了时间，这正是文艺复兴时代得以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标志事件。由于早期现代英国钟表的广泛使用，人们逐渐感受到准确时间作为新的度量衡所带来的改变，希望通过控制时间来掌握自己的命运。(44)于是，“儿童、世俗教育和名声这些新生力量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讨论的热点”(Renaissance：13)。暂且不论钟表的广泛使用究竟是“导致”还是“标志”了早期现代人对时间的重新发现，毋庸置疑的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进步，早期现代欧洲人的确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重视时间。索科尔研究了《“反对无所事事”布道词》(Homilie “Against Idlenesse”，1563)、《1601年济贫法》(The Poor Law of 1601)等早期现代时期文献对“浪费时间”的激烈批评，指出在伊丽莎白时代，浪费时间已被视为“罪恶且有害社会的”行为。(45)对于一个身处激烈社会变化之中的剧作家来讲，选择儿童形象来表达自己与同时代的人对“时间”的复杂感受，是很恰当的：首先，早期现代儿童数量的增多的确改变了社会面貌，加速了社会变化；第二，儿童体现着成人的生殖力，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本身就是“宝贵甚至必需的、对抗时间的手段”(Renaissance：17)；第三，儿童处于生理发育期，体貌变化迅速，未来难以预测。莎士比亚一方面将儿童角色的年龄改小，一方面又将他们的台词深化(或体现在修辞难度上，或体现在语言含义的深度上)，创造出一个早熟的童年，让这些早熟的孩子身上呈现出成人难以预测的灵性。这种灵性似乎并不遗传自他们的父母(父母大都不理解他们)，而是源于某种神秘力量，让人既好奇、期待，又有些惧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