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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从书”（以下简称“汉译名著”）从开始出版到现在，已经累计出版了四百种。这套丛书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业内专家有自己的评价，正在学习的大学生、研究生们有自己的评价，一般读者也有自己的评价。这些评价的一个共同点是：丛书促进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我很荣幸，有机会参与了“汉译名著”经济学类图书选题的规划和翻译工作。但更为幸运的是，这套丛书对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帮助很大。我曾经说过，假如没有这套丛书，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可能会延误不少，因为我不得不为此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耗费更多的精力。 今天，在纪念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出版的座谈会上，我想就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谈几点看法。  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第一，“汉译名著”的出版把世界文化中的精品和经典作品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能够直接读到它们，进而了解它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以我比较了解的西方经济学说史为例。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从重商主义以后，学派林立，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当时的经济运行都有独立的看法，并且相应地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古典学派。接着，在19世纪中期以后又出现了不同于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说，包括德国的历史学派和奥地利的边际学派，再到马歇尔的综合，形成了新古典学派。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了，西方经济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作为不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包括货币学派理论和新制度学派理论，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凯恩斯经济学自身也演变为“两个剑桥”之争。货币学派和新制度学派也都有了新的代表人物和新的理论。所有这些演进过程，在商务印书馆最近一些年来翻译出版的世界学术名著中，把各个学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都收入在内，这样，我们通过原著的中译本，对近三、四百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演进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也就有了大体上的了解。 阅读原著（不仅是经济学领域的原著，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内的原著），是治学的必要，也是了解世界文化史的必要。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名著”所作出的贡献之所以被学术界普遍承认，反映了学术界对这套丛书出版的公正评价。 第二，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的出版，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但大部分都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问世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急需了解国外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国外著名的学术界代表人物对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分析，对工业化、现代化阶段所涉及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问题的见解，因为这些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汉译名著”的出版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资料。 不妨仍以我比较熟悉的经济学名著为例。比如说，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困扰着政府的重大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在工业化、现代化推进的同时防止贫富差距的扩大，而贫富差距的扩大又同失业现象的加剧、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或不完美，以及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制度有待于重新构造有关。这些问题，从19世纪初年直到20世纪后期都一直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德国历史学派分析过，美国制度学派分析过，英国新剑桥学派分析过，尤其是瑞典学派更是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基本上都包括在已出版的“汉译名著”之中。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成果可供我们参考。 又如，在西方发达国家，自从金本位被废除以后，通货膨胀便成为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经常发生的现象。通货膨胀不仅影响社会的稳定，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而且由于通货膨胀促使人们预期发生变化，甚至导致预期紊乱，引起投资者不敢投资，储蓄者不敢储蓄，消费者不敢消费，经济必然陷入混乱之中。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于通货膨胀的原因、过程、后果和治理对策有着各自独立的看法，这些也收入了“汉译名著”之内。对于正在进行工业化、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这套丛书很有参考价值。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对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和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在各自著作中所表述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建议进行比较分析，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一定可以受到启发，进而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通货膨胀找到切实有效的对策。 再如，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可以了解到，区域的不平衡发展同样是困扰着各国政府的重要问题。这套“汉译名著”中所收入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反映了作者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在英国，有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等因经济发展迟缓和居民收入偏低而造成的不安定地区；在法国，有科西嘉岛因相同原因而引起的分离主义倾向；在意大利，有北部经济发展和南部经济落后而引起的对抗情绪。这种不和是怎么引起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读一读这套丛书中克拉潘所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上、中、下卷）、马克·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汤普逊的《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等书，可以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历史原因有所了解。但从理论上分析，从结合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来看，如果读一读丛书中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就可以了解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地区的繁荣会引起另一个地区的停滞或萧条的原因，因为他着重从资本流动的效应进行分析。其他西方经济学家也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总之，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关心的研究课题。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注意到这套“汉译名著”，他们从这里可以找到自己在研究中所需要的资料、研究方法和论据。 最后还可以再补充一个例子，这就是有关教育和经济之间关系的分析。自从工业化、现代化开始以后，西方经济学家们一再强调教育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仑等人，都把教育视为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因素。而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继续推进，教育的作用也更为突出。从经济的角度看，教育投入被视为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如果没有教育投入的增长，职工的技术水平无法提高，难以适应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而如果没有国民素质整体的不断提高，社会发展也难以步入正轨，这将影响社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正常化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些都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论著中有较详尽的分析。因此，“汉译名著”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很有参考价值。可以说，一个国家不重视教育，不仅会忘却过去，而且会漠视现实，漠视现实就是指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更重要的，不重视教育，意味着放弃未来，也就是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将失去自己应有的地位。 第三，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名著”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其中包含了一批有专业水平的、熟练的、能从事外语翻译工作的队伍的建设。从译者名单中发现，一些学有专长的翻译家几十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承担名著的翻译工作。商务印书馆把这些翻译家组织起来，为他们服务，给他们提供帮助，使他们能够顺利地完稿。这反映了商务印书馆历届领导的远见。不仅如此，出版社本身还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他们核对原文，帮助译者解决疑难问题，包括文字上的润色。假定缺少这样一支编辑队伍，“汉译名著”的出版会遇到不少困难。 然而，当我重新翻阅这份译者名单时，发现不少过去熟悉的名字已经过世。同我合作翻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的马雍研究员（同时也是《阿古利可拉传日尔曼尼亚志》一书的译者），早在1985年就离开了人间。我还可以列出一批仙逝者的名单，如《新科学》的译者朱光潜先生、《新史学》的译者齐思和先生、《人文类型》的译者费孝通先生、《用商品生产商品》的译者巫宝三先生、《形而上学导论》的译者熊伟先生、《投入产出经济学》的译者崔书香先生、萨缪尔森著《经济学》的译者高鸿业先生等。这些学界前辈的仙逝，使我想到一个问题，还有不少世界学术名著尚有待于翻译，“汉译名著”决不会出到四百种就告一段落，组织译者队伍该是多么急迫的一件事！ 马雍生于1931年，比我小一岁。我们合作翻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时（20世纪60年代初），都只有30岁左右。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我们还设想过，翻译完罗斯托夫采夫所著《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之后，再接再厉，把罗斯托夫采夫的另一部世界学术名著《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译成中文。但好梦难以成真。“文化大革命”前一年，我们把《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的译稿交给了商务印书馆，接着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一切打算全落空了。如今，马雍逝世已经24年，我今年也已79岁。回顾往事，不胜唏嘘。但令我始终不能忘怀的，是商务印书馆对我们这两个当时还很年轻的译者的帮助和鼓励。 如今，我深切地盼望商务印书馆把“汉译名著”继续出版下去：五百种、八百种、一千种……精心组织译者队伍，帮助他们，使他们不断提高水平。这将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业。“功在千秋”这四个字，我想绝不过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