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布罗茨基
    
    读布罗茨基的“天鹅绝唱”《悲伤与理智》，耳畔响起他的精神知己苏珊·桑塔格伤逝之声：“换了帝国”，“难以治愈的悲伤，连带无比的愤慨，无比的清醒”。语言越过时间和遗忘，承载着我们对逝者的追忆。布罗茨基在谈到哈代《身后》一诗中“冬天的星星”的意象时，曾如此富有深情地感怀逝去的诗人：“在这一切的背后自然隐藏着那个古老的比喻，即逝者的灵魂居住在星星上……当你们仰望冬日的天空，你们也就看到了托马斯·哈代。”对“伟大的诗人”如同“黑马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的浓情烈焰已然被燃起，译者刘文飞把诗人的散文绝笔摆渡进入中文世界，“又添了一把火”，这把火包含和带来的深刻影响，很可能就像布罗茨基给曼德尔施塔姆写的讣文所说，即使是烧成了“一小撮余烬”，“如果您摸一摸它，就会被灼伤”。
    布罗茨基出生在5月24日。在东正教的日历中，这一天也是斯拉夫字母的创建者、圣徒基里尔和梅福季的纪念日。布罗茨基传记作者洛谢夫回忆：青年布罗茨基早已将自己的命运与“基里尔字母表”联系在一起。在诗作中，他有时提到，根据生日他属于双子星座，如同他的精神知己桑塔格将作家由于性情导致的命运沉浮归因于“在土星的标志下”。日常生活中布罗茨基时常念叨一句俄罗斯民谚：“生于5月，一辈子难挨。”诗人被判永别故土，“像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导弹”，在美国着陆，踏入维也纳、威尼斯、英国、意大利……踏入另一个维度的文学史。流亡生涯度过15年之后，他在斯得哥尔摩发表演讲：“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是不幸。”“对于一位自己购买家具而非继承家具的人来说，仅此一点便足以使他觉察到最无目的漫游之意义。”他说的是，他的“床铺”永远不像是他的。与其说他的“不幸”始于帝国专制，不如说他的“不幸”始于诗才：他在“地质勘测”考察途中写的“早熟得可怕”的诗，他写树叶落地，是“循着毁灭的伟大诱惑”，写“你的命运预见我命中的挑战”，写“我如何能活到/未来跳上你的枝头，跳进我悲伤的灵魂/那时，你所有的果实都已消失/只有你的空无为真”，他写“不，我要离去！/让巨大的马车/带我去往他方”。他早就预见到“自己的未来是与所爱之物分离”，并已作好了准备：“如果爱不可能相等，让我成为爱得更多的一个。”
    “离开俄罗斯的流亡是一种一去不返的单向运动”，没能与所爱在一起，“悲伤的恋爱史”决定了布罗茨基终生特尼亚诺夫式的对爱情诗的态度：“倾向非空间性的爱情……享受的是女性的部分，而非女性。”他对“流亡”的态度也是，“只不过是‘空间的延续’”。永别故土、永失所爱、像“浮起的橡实”一样的流亡状态，使诗人的诗情变成了悲伤的“漂流瓶”，从故国漂流到“别处”，从母语的诗歌创作漂流到外语的散文写作……虽然诗人“在同辈中找到了朋友，在后代里寻觅到了读者”，作为不愿意扬帆启程的航海者，他早已“遇难”：他把域外的英语散文写作写成了没有绝笔的绝笔信，装进“心灵的墨水瓶”。漂流瓶投向大海，就像“灵魂投向黑暗”。
    刘文飞曾谈到布罗茨基在俄罗斯域外的英语散文写作：“诗和散文就是布罗茨基世界观和美学态度的两种表达方式，他就像是同时站在一条河流的两岸，从不同的侧面‘静观’生活的河流，并向我们传导着他丰富复杂的感受。”布罗茨基的悲伤感受和他笔下的悲伤都不是简单的一种情绪，而是丰富复杂情感的共同体。布罗茨基尝试在区分“可怖的”、“悲剧性的”、“悲哀的”、“阴郁的”几种不同的“大陆传统”和心灵感受的基础上，强调作为诗人个性的悲伤，其浓烈程度不亚于“越累越浓的黑暗”。诗人的悲伤情感无法自抑，故而其萍踪追忆的回忆性文章大都带有挽歌的色彩。“作者特意将两篇抒情性最为浓重的散文置于《悲伤与理智》全书的首尾，仿佛给整部文集镶嵌上一个抒情框架”，框架内的色调一定是氤氲着凄凉和悲怆的气息。作为布罗茨基眼中的弗罗斯特诗歌乃至一切诗歌的永恒主题的“悲伤”的情感元素，几乎是在召唤读者，“步入黑暗和悲哀”。
    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里提到，“当问题涉及到观看他人的痛苦时，任何‘我们’也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借用桑塔格的话来理解“观看”布罗茨基的“痛苦”的“我们”的所思所想，成为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悲伤经历的旁观者，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经验，这种经验是由那些被称为新闻记者的专业性职业旅行家提供的，已累积了超过一个半世纪。阅读也是客厅景观和声响。可贵的是，布罗茨基不仅没有让我们读到他对自己痛苦经历的谴责，他在域外的“另外语言”的写作中，“颂扬”起了“苦闷”。他对讲座的听众和未来的读者说，“苦闷就是我们的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能看到时间，看到时间的一些特质，人们通常会忽视这些特质，以致危及自己的精神平衡。”“我们要尊重苦闷，尊重它的起因，或许就像尊重你们自己的出身一样。”高傲的彼得堡诗歌传统的继承人、诗歌至上主义者，与其说他是以英语散文写作为其诗歌创作加冕，不如说他写出了“诗性散文”这一继续和发展其诗歌创作甚至“构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和自在意义的‘存在’”的“文学体裁”。
    悲伤的意义在于赋予人们精神升华的力量。布罗茨基说，“但愿他们的悲伤和他们对自身遭遇的记忆足以创建一种更加富有平等精神的纽带，胜过自由的企业精神和双议会的立法机构。”布罗茨基命中注定般“选择了顿悟，带着鲜明的宗教内涵完全飞离了地面”，实现了一次“全面的飞升”。悲伤之情经历过理智之心的淬炼之后，更新的生命带着某种“神圣的希望”在诗人和散文家的精神上“向上腾升”。散文创作就像是一只“永不褪色的墨水瓶”，适逢我们听到诗人悲情的召唤之声，捡起它来，读懂了他的“悲伤”，并把自己的“悲伤”投射进他的写作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