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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与展开 在具体的问题上，似也宜审慎推断。对于德国和德意志民族的总体特征问题，譬如历史线索是否就是“反西方”？文化特征是否就是“反启蒙”？这恐怕要认真梳理，尤其是需要客观定位。其实，无论德国如何反英、法，它自身是在欧洲和西方的整体语境中生成的，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所达到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至于说到“巴洛克时代的小说家格里美尔豪森”就让人不知所云了17，格里美豪森（Grimmelshausen， Hans Jakob Christoffel von，1621/1622-1676）是巴洛克文学的代表人物，他那部被认为是“巴洛克文学的丰碑”的《痴儿西木传》，虽为小说，但其情节性不强，文笔也有些晦涩难读，颇符合外人加给德国文学的那个特点，即以思想性而非文学性见长。18巴洛克文学的重要性虽尚未引起学界高度重视，但想来世联兄当不至于犯如此低级错误。好像我也不知道有过“社会科学出版社”（或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基督教与德意志民族》的作者是刘新利（而非刘新钊）20。另外对时贤论述较少提及，或可借助学术注释的功用更多地置自家思考于学术对话之中，如此不仅可以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亦可交代来龙去脉之线索，尤其裨益后学之延伸前进。任何一种研究都不可能是“开天辟地”的，“前后引证”当不足为耻而正显出学术世代传承的薪火相继。只有这样，一部学术著作才能在学术构建的巍巍大厦面前，找到它应有的位置。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其研究和思考都值得予以重视。 无论如何，单世联教授的贡献是明显的，他曾特别追问，“何以中国学人会对德国如此一往情深”？21当我们讨论中国现代性与某一具体国别的关系时，研究者心中有必要铺开一张全局之网，也就是说至少要知道它在现代中国的异文化博弈平台上占有一个怎样的位置。诚如王韬所言，“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22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关系的基本梳理，推而广之，至少与法、英、俄、日、美等国都有必要详细清理。只有在这样的工作基础上，我们才至于敢对具体的位置判断略作推测。但就此问题而言，则需要学界各个领域的专家，尤其是关乎外国学的研究者积极参与，如此方能重识现代中国于“另一只眼”。不过事实倒也确实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重要人物、重要论著，鲜有与德国思想文化毫无关系者”。23这又是一个宏大命题和独特角度了，值得后学由此入手，开辟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总体来说，是书虽然鸿篇论述，并且词句之间不乏闪光之点和思想辨析，但作者似乎并未清理出有效的阐释路径，尤其是在个案与个案之间、问题与问题之间、思想脉络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性，似乎远未得到深入开掘。而这似乎正是学术研究深入必需的标志。当然，就问题意识的引导和深入探讨而言，自然是人见人殊，需要以一种更为通达的眼光来作同情之理解。总体来说，这个判断不错，“此书的写作体例似乎仍具有强烈的80年代风格，即以某些关键性的思想观念为中心来进行论述与对比。此种研究风格虽具有视野宽阔的优点，但劣势或许在于，很难形成可积累的学术研究脉络”。24其好处、劣势都很明显，但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一种路径上持续前进的，将这种东西尽可能做得范围比较大，涉猎比较多，同时也有一定的深度分析和自己的一种理解。尤其是对当代史的关注，能显示他的兴趣和功力。总之，读此书必然会开卷有益，给我们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德精神一大因缘提供线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