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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提升：影响问题的规定性问题 作为基本范式之一，影响研究乃是逃不脱的学术工具。虽然比较文学强调学派的发展，日后有平行研究和第三阶段之说，但能有权威性的著作者仍属凤毛麟角。无论如何影响研究乃基本方法，当为不易之论。在这个方面，此书基本是沿着这个路径行进的，值得充分肯定。但作者又不仅仅简单地就影响论影响，而是努力提出问题，譬如强调“作为革命反革命论说方式的普遍特殊”，讨论“两种现代叙事：中国在‘普遍历史’之外”、“从进化‘公理’转向文化特殊：中国不应照搬西式革命”、“在文化特殊中求历史‘理法’：中国应当实行社会主义”，均颇有见地。尤其是关于“后文革”的思想动向，显示出一种洞察的睿智。这里且不讨论所谓“发展理论：回到科学马克思主义”、“‘吃饭哲学’：对伯恩斯坦的再认识”，仅就对庞朴先生揭示“一分为三”思路的重要性予以体认，也充分表现出作者的知识域拓展之自觉，而将其与“斗争哲学”之后的辩证法相联系，则更见其努力往更高层哲思层面攀登的努力。 关于“韦伯命题”自然更加重要，因为这里涉及中国资本主义问题，更关乎当下的行进之途。作者讨论“韦伯作为不在场的存在”的中国现代、“工业东亚兴起之后：反证还是超越韦伯”、“回到中国自身：韦伯方法的解释力”、“以明代海外贸易为例：韦伯命题的有效性”，都很能见出宏阔的张力以及努力将外来思想与本土问题相结合的自觉。但落点还是粗了些，因为此类问题研究已多，各家论述不一，但想有闪亮点并不容易。我更欣赏的，还是作者在论述中时常出现的灵光点点，譬如作者的这段论述选择的进入点其实很好：“当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在于，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苏式的政治 / 权力机构虽经多方调整，实际上仍然在主导着中国社会，这就是说，‘反西方’仍然是中国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结构的特征。另一方面，中国确实在自觉地学习西方，也确实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工艺、管理等，并在实际上也包括文化理念。中国与西方已经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生关系，其间当然会有矛盾、有对抗甚至有斗争。如何协调这两个方面并在新的全球环境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重新提出并处理中西关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使命。说到底，这一基本矛盾仍源自‘两个西方’：一个是已被中国内化了的西方社会主义，一个是长期被中国拒绝、改革以来逐步引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的部分实践。”13按我的话来说，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其本质仍在受制于西方现代性的自身困局。传统主体性的寻回和东方现代性的确立，才是我们必须选择的康庄大道。当然，这其中避免不了的，甚至当务之急的，是西方现代性强势逼迫下的应对问题。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出现，西方现代性日益显示其窘境和没落的景象，但它也有其自救机制，对这一点我们同样需要有清醒认识。秘索思—逻各斯的元结构规定，使得它并不缺乏自济之道，关键在于掌舵者（政治家）如何把握而已。14但东方有自身的现代性逻辑，如果必然要走入一个所谓的“现代”的话，即便这个词汇源自西方，那也必须追问是谁的现代？自我主体的立场究竟何在？泰戈尔来华的尴尬其实就在于此，当初的中国激进知识精英根本就无法静心在文化学术层面思考异文化之间的张力关系问题，这是中国知识精英自身的局限所致，无足为训。徐志摩讲得很好：“他（指泰戈尔——笔者注）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15 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可否简单地作为西方现代性的对立面来看？不然。我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仍是启蒙左倾的产物，根据“反者道之动”的原则，本来源自理性的社会主义制度设计最后归向了浪漫路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不承认共产主义是一种富有浪漫化的想象，更多地属于理想境界。我们无法一步踏入作为浪漫化理想和大同世界的共产主义，我们必须一步步前进。社会主义的路径，似乎在这种框架下来理解更为合适。 西方现代性在广义上来说，应包含了双重含义，即理性路径而来的启蒙思脉，表现在制度设计上是资本主义；还有感性路径而来，由秘索思规定的浪漫思脉，表现在制度设计上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我们看北欧国家所实行的，基本上就是在资本主义达到高级阶段之后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或者是一种类型）。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多种可能性，美国资本主义的出现，乃是另一种类型，很特殊的，不同于欧洲，此处不赘。 我以为凸显中国现代性固然重要，但不能仅仅就中国论中国，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宏阔的视域。如果说中国的现代性确实特殊的话，那么亚洲各国，尤其是与中国相邻的东南亚诸国是否特殊？拉美各国是否特殊？非洲国家是否特殊？如果每个国家都弄出一个现代性的话，那么我们如何来把握现代性的本质。我强调的是“东方现代性”，我们必须有一个最大限度的共有价值观。我曾指出，我们需要客观地承认“多元现代性”的背景，同时应特别关注“二元现代性”结构，也就是说，由“西方现代性—东方现代性”生成的复杂关系。16说到底，东方在根本性上与西方必然不同，它走的本就是根本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如果强行扭配之，必然导致“南橘北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