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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亨利八世》放在英国文艺复兴的大背景下看，它同时也是一部斯图亚特时期的历史剧。正是在都铎王朝和平过渡为斯图亚特王朝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剧开始发生一系列变化：主要戏剧冲突不再是权力争夺，关注重点不再仅是王位继承的合法性；最大的变化则是历史取代君王成为了历史剧的主要审视对象。“都铎文化中‘历史’的概念，掩盖了历史是打造出来的事实”(43)，而斯图亚特时代的历史剧则“将当时的几种史学研究模式并置，通过它们之间的冲突”(Historiography：2)揭示都铎时代“上帝授意君主塑造历史”这一历史建模之不足。 一般认为，十六七世纪英国的历史研究模式(或者说史观)大致可分为三类：“天意主义”(Providentialist historiography)、“人文主义”(Humanist historiography)以及“考古主义”(Antiquarian historiography)。“天意主义”从中世纪起长期为英国社会的主导史观，它认为人事天定，历史研究即依据《圣经》解释人事上体现出的上帝意志。“人文主义”史观认为历史的作用是对今人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和修辞艺术示范，研究方法是通过典籍中的例子(必要时可改写与编造)，为当下的政治、德育和文学活动提供指导。“考古主义”则通过遗迹实物重塑历史，旨在看清过去，但此“过去”并不为当下提供参考。(44) 《亨利八世》既通过议论场景展现言传历史不可靠，也参与了当时历史剧从史学研究模式角度对历史的质疑。它将几种史观并置：勃金汉案展现的是“人文主义”(以伍尔习为首的政治集团出于为当下服务的目的，援引已有的法律条文为例而确立了公爵的罪名)与“天意主义”(勃金汉认为，自己被判“有罪”是上帝的旨意)史观；凯瑟琳案则是“人文主义”(凯瑟琳与亨利的婚姻有效，是为教会认可并具有法律与历史先例的)与“创新主义”(亨利无法援引法律、历史依据，只好综合神学家的意见，辅以“天意说”和“良心说”来与罗马教廷抗衡)的冲突；伍尔习案则展现了“考古主义”研究法(伍尔习过去的腐败是由实物记录揭露的)，但亨利用“过去”来扳倒伍尔习的做法同时也违背了“考古主义”“古不为今用”的原则；克兰默关于英国未来的预言则体现了“天意主义”史观，将历史发展同上帝旨意紧密联系在一起(see Historiography：91-179)。这种安排打破了都铎时期历史剧“天意主义”史观“一统天下”的局面，也表现了不同史观间的冲突，这在凯瑟琳案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更重要的是，通过表现政客巧妙利用不同史观应对不同事件，剧本点破了所谓“历史真相”的本质：“历史”并非客观事实，而是人们出于某种目的而建构的有选择与倾向性的“真相”。结合剧中的“议论场景”，《亨利八世》揭露出“历史”在传播过程中必然被重塑这一事实，它既继承了同时代历史剧的质疑精神，又在表现方法有所创新，在质疑力度上有所加强。 关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历史剧为何将审视重心从君王转为历史，学界尚无定论：“也许我们最终也无法确定，莎士比亚和他的斯图亚特时代同行们对历史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疑。”(Historiography：21-22)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詹姆斯一世执政后，英国政治面对的重大矛盾不再是国君无子嗣可能导致的由政权交替引起的大规模杀戮，而是国王对王权至上的坚持。詹姆斯本人饱读诗书，出版了大量政论，“援引《圣经》和历史”(45)证明君权神授、君主高于法律；议会则针锋相对，虽不明确否认国王的王权说，却同样“援引历史，证明议会自有一套特权”(46)。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历史剧一贯对国家政局有所反映，因此伊丽莎白时期的历史剧多演君主更迭，詹姆斯时期的则探讨成史过程。 《亨利八世》中多用议论场景表现历史，呈现多视角下的所谓“历史真相”，这也许也是剧作家应对“合作”这种创作形式的一种方法。当时的合作剧，并非剧作家们在创作中不断交流直至意见达到统一后的产物，而是他们在大致确定剧本选题后，分配场景，各自“闭门造车”再粗粗整合的结果。这样的创作流程，意味着剧作家对所选材料的解读达不到统一。而选择通过不同声音表现同一段历史(47)，“在一个文本中同时展示17世纪初期并存的几种历史表现模式”(Historiography：91)以及“大幅度拓宽‘真相’的概念”(48)，一方面表现了剧作家对“历史”与“史实”的思考，另一方面则是将“合作创作历史剧”的过程直接搬上了舞台，而这个过程自身就包含了对同一段历史的至少两种不同解读。用“旁人言事”的方式表现“信史”，有效地将剧作家对历史事件理解上的分歧隐藏于众人的七嘴八舌之中，保证了作品的完整性。也正因这个原因，《亨利八世》虽然结构松散，却同时也以情节与主题统一著称，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莎学家正是以此为由反驳此剧为合作剧的说法。 《亨利八世》质疑了言传历史的可信度，也对“历史”本身是否可靠提出了疑问。剧本主要通过议论和口头报告表演历史事件，并借此提醒观众，言传和史实之间有差距。由于语言所固有的缺陷，言传与报告总是或多或少地失准失真，经语言润饰后，史实会进一步被歪曲。不过，导致信史不可信的罪魁祸首，是传史人对事实的片面理解。描述历史总是发生在“解读事实、了解事实的复杂过程”(49)后，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受固有观点和已有知识的影响。以至于即使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历史事实都无法完好无损。同时，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决策过程中，当权者难免带有成见地判断一手视觉信息，或者通过解读第二三手言传信息以制定策略。就此而言，《亨利八世》不仅质疑了“对过去事实的记载”意义上的历史，也怀疑“社会发展过程”意义上的历史的可靠性。如果该剧当年初次上演时，用的剧名的确是颇有自嘲意义的“《一切皆真》”，那么可以说，从标题到开场白，剧作者一直在向观众暗示，不管是“对过去事实的记载”还是对“社会发展过程”的体现，历史都是人为打造的。经过剧作者的打造，此剧中敷演的历史也成了“我们选择的真相”，故而“一切皆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