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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幕第二场中，伍尔习本人已指出，语言报告会扭曲事实，他认为这是因为“以前头脑糊涂，如今又心怀叵测的人”(1.2：83)(22)信口雌黄，错解事实的缘故。他说，“一些无知之辈既不了解我的性格，又与我素昧平生，竟自诩记录下了我的一举一动”(1.2：72-75)，这段话颇为恰当地总结了诺福克在第三幕第二场中的所作所为，说明“头脑糊涂”“心怀叵测”之人会有意无意地扭曲事实。讽刺的是，在第一幕第一场中，诺福克自己也承认事实会在言语相传中失真，虽然他想强调的是语言本身有局限，无法分毫不差地再现过去：勃金汉认为他描述金缕地会盟的排场“说得过分了”(1.1：38)，他便辩解道，“当日发生的一切，让最有口才的人来报导，也会失真，唯有当日的行动本身才是真实的”(1.1：40-42)。勃金汉的评论指出，语言描述也许会带有言者的自我发挥，诺福克的回答本是为自己辩护，但也间接承认，他对会盟的报导，甚至任何人对于任何事件的任何语言描述，其实都无法准确重现当时发生的一切，通过语言再现“事实”，失真在所难免。因此，剧本借这三位人物之口提醒观众谨慎对待言传的“事实”。 尽管语言转述的事实极不可靠，《亨利八世》中多数人却似乎认定大家都在谈论的就一定是真的：“千真万确，这消息已经四处传扬，人人都在议论。”(23)(2.2：36-37)。在伍尔习倒台前，几乎所有重大历史决策都依据言语描述的“事实证据”来制定。第一幕第二场中亨利亲审勃金汉府总管这场戏便是一例。勃金汉的叛国罪是通过“各证人的口供、笔供、证件”(2.1：17-18)证明的；换句话说，他基本是因“言证”而被判有罪。剧中只演出了勃府总管作证的场面，其证词包括转述据称是勃金汉说过的话与描述据说勃金汉有过的动作，就连三手信息都被拿来作证据：“他原来的主人(勃金汉)援引自己私人牧师转述的一位‘圣洁的僧侣’的话。”(24)这些居然已足以让亨利下定论：“白昼和黑夜作见证，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叛贼。”(1.2：214-215)尽管凯瑟琳王后提醒并指出，总管可能因私人恩怨而作伪证，且这一点也可推及其他证人证词，法庭最终还是依照剧中“四处传扬、人人议论的消息就是千真万确的消息”这一判断原则，因所有证人一致指认勃金汉有谋反之意而裁定其的确有罪。 证人们的证词或许足以让台上的国王和法庭信服，但台下的观众、尤其是今天的观众，却可以怀疑证据不充分，质疑审判不公。这种对虚构情节的怀疑——剧中勃金汉到底有没有罪——完全可以放大成对历史的怀疑：当年勃金汉是否真的意欲篡权？“言证”叙事的结果便是“台上直接演出的事件本身也似乎被故意模糊处理了”(25)，让本已有定论的史实本身也变得虚实难定。对历史“模糊处理”是《亨利八世》的特色：“你觉得该有真相剖析或个人表白的地方，它总……搪塞过去。”(26)该剧使用的“搪塞”手段之一，就是“在剧中给出过量的信息”(27)，“从多个均能让人产生共鸣的视角”(28)呈现同一个历史事件。如果说“旁人言事”场景将修史过程视觉化，那么多角度展示同一段历史则揭露出“史籍间的矛盾”(29)，说明已知的史实其实是随叙史人观点与用语的变化而变化的。 勃金汉的刑前陈言是“模糊历史”的另一个例子。“按惯例”，临刑前“罪犯会坦白罪行，求国君宽恕”(30)。可剧中，勃金汉此时也未澄清实情。他一方面承认“法律根据程序，办事很公道”(2.1：64)，另一方面又说“对那些诉诸法律的人，我倒是希望他们更像基督徒一点”(2.1：65)。他没有请求君主宽恕，反而表示饶恕他的敌人，但同时又说“无辜流血的我一定要起来大声反对”(2.1：69)。勃金汉这番临终遗言，“围着一系列对立的解读打转：他要么无辜要么有罪，要么是叛了国要么是被伍尔习陷害，府中总管要么作了伪证要么没作。必须选出一个，但又没法选”(31)。因此，听者既无法判定他是否真的谋反，也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否确如自己所称，已心平气和地“走完了进入天堂的一半路程”(2.1：89)，还是在假装做出基督教徒宽容慷慨、顺从天意的姿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