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勃金汉的“永别词”外，剧中其他角色的自白也基本让听众琢磨不透言者的思想与情感。除内容矛盾含混外，自白也会因语言风格而让人难辨虚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第三幕第二场中伍尔习的“永别词”。勃金汉自白时，台上有听众，他可能因此言不由衷，但伍尔习的“永别词”不同：在说前23行时，台上只有伍尔习一人，这23行可以说是全剧最接近“内心独白”的一段。尽管如此，这段自白依然没有呈现人物内心思想。从内容和语言风格看，伍尔习的“永别词”与勃金汉的十分相似，伍尔习也将自己的失势归结为命运无常，把自己刻画为不可控的外部因素的牺牲品。他语工辞丽，“很像在练习修辞，演练辩才”(32)，这段独白因此不像自言自语，倒像刻意为听众而准备的说辞。伍尔习似乎“在扮演一个角色，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色。悲惨却高尚的受害人这悲剧英雄角色静候着勃金汉也静候着伍尔习去饰演。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们只要按稿照念就行了”(33)。和勃金汉一样，伍尔习声称，“我现在了解我自己了，我感到在我内心里有一种平静，远非人间一切尊荣所能比拟，是一种宁静安详的感觉”(3.2：379-381)，但事实是否如此却很难判断。他华丽的念白让人辨不清他是真的大彻大悟了，还是仅在按套路饰演悲壮殉道者的角色以证清白。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学者普遍认为上述两段“永别词”出自弗莱彻之手。弗莱彻的语言辞藻华丽，略显浮夸。这种文风不如莎士比亚的洒脱大方、收放自如，不受后世推崇，但这种过分的雕琢反而从语言风格上帮助表现出“言证”之真伪莫辨，烘托了剧本宗旨：从剧本大结构来讲，“旁人言事”的场景拉开了观众与历史事件的距离，让他们难窥史实；从细部小结构来看，弗莱彻瑰玮的文辞则让听者不能确定几段独白是否发自肺腑。不论是叙史，还是陈情，语言文字都“如落雪般盖在真相上”(34)。 第四幕第二场中凯瑟琳的“永别词”也是弗莱彻所写，风格及内容类似于勃金汉与伍尔习的自白。尽管王后的遣词造句的确符合她的性格与境遇，也许是肺腑之言，但对观众来说，剧情的发展已让他们高度敏感，时刻怀疑角色的言语是否可信。三段“永别”台词，言者性格迥异，落难原因不同，风格主题却相当一致，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所言有几分真实度，最终互相抵消了可信度。 剧中最后一场戏仍以言述“事实”为中心，由克兰默大主教描绘英国国泰民安的未来。虽然第五幕第二场中国王高度赞扬了大主教的正直诚实，且主教本人也强调，“我说的话，谁也不要认为是奉承话，因为都是真实的话”(5.4：15-16)，观众却清楚地知道他的描述与事实出入巨大： 克莱默的英国历史中，王位由亨利八世直接传至伊丽莎白，再传给詹姆斯，好像其间爱德华六世(1547-1553)的统治以及玛丽女王(1553-1558)统治下的天主教复辟动乱并不存在似的……最大的讽刺在于，历史上，信奉新教的克莱默正是被“血腥玛丽”处以火刑的。而剧中，大主教的英国历史把他自己的惨死抹掉了。(35)作家在终场安排这一段不甚精准的描述，也许另有深意(36)，但不可否认，它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应该是：这样叙史，所言非实。 研究莎士比亚后期戏剧对语言的讨论的学者莫里斯·亨特曾指出，《亨利八世》“通剧都展示了语言的局限性与限制性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困惑和混乱”(37)。的确，剧中的语言描述很少能准确呈现事实，不管是开场白所做出的呈现“确凿实情”的保证，还是剧中的各种口头报告、公共演说及内心独白，都由于描述人不了解事实，或出于某种目的故意掩盖、歪曲事实而或多或少地失真失实，描述人的选词用句也经常有意无意地扩大了语言描述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在现实中，史书史料多通过语言描述史实，历史事件也因此被语言描述所左右。在这个意义上，该剧展示了语言媒介传史的不可靠，质疑了“历史”的可信度。 传史的流程，可概括为“事件→亲历者或目击者→非在场者→其他非在场者”。前文所论涉及了这个传播过程后半段会出现的问题。但《亨利八世》亦表明，往往在“事件→亲历者或目击者”这个环节，事实就已被掩盖与歪曲。剧中的亲历者及目击人多以自己已有的观点评判事实，而非根据事实形成观点，因此在他们“看”时，一个事件就已失真失实。 对于这一点，开场白已有提醒。剧作家向观众保证：“若花钱看戏，以求一‘信’，就能在这里看到信史。”(开场白：7-9)(38)但这并不是在保证剧中演的是信史，只是说此剧能满足观众想“相信”的愿望，暗示此剧里的“信史”是观众“相信的历史”，而非史实：这是“一个由‘模糊外相’和‘相对真理’主导的戏剧空间……这里‘一切皆真’，因为只要自己坚信，自己对‘外相’的解读就是真理”(39)。在具体呈现过程中，该剧则表现了当事人或目击者如何对自己所见时常进行错误解读或描述失准，由此提醒观众，当事人或目击者自认的所见并不一定是真实的所见；换句话说，“‘看’与‘理解所看’间有鸿沟”(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