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第三幕第二场中，诺福克向亨利八世描述伍尔习举动的这段戏，不仅体现了语言如何未能准确地描述事实，也暗示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看见伍尔习前，诺福克一伙正聊到前者给教皇的信落在了国王手里从而让国王大发雷霆这件事。当他们发现伍尔习似有烦恼，便将原因归结为伍尔习因获知国王盛怒而无限惶恐： 诺福克 他像很不满意的样子。 萨福克 也许他听说国王生他的气了。 萨立 上帝的公道是不饶人的。(3.2：92-94)三人之前的讨论一直围绕伍尔习阴谋败露一事，心中已认定主教大势已去，判断他现在的状态是对未来惶恐绝望。诺福克向国王描述主教举动时，也以此认识为基础。但实际上，当时伍尔习并不知道自己被拿住了把柄，还在独白里胸有成竹地表示要解决国王的婚姻问题。诺福克看伍尔习时，看到的并不是实际的伍尔习，而是他凭自己掌握的片面信息设想的伍尔习，他因此将伍尔习描绘成一头困兽。这样的描述符合他想象的伍尔习失势的状态，却不符合事实。 诺福克对伍尔习的“主观描写”虽不准确，却无碍历史进程。但第五幕中，亨利在处理克兰默案时对“物证”的解读却左右了历史事件的发展，让观众意识到亲历者的“看”对历史具有潜在威胁。不同于前三幕中的亨利，第五幕中的亨利不依靠他人报告做决定，坚持眼见为实。他并未一听到关于克兰默不忠的报告就断定克兰默“是个彻头彻尾的叛贼”，但当他一看到克拉默的泪水，便认定了他的忠诚：“看，这位善良的人哭了，我敢拿我的荣誉担保，他为人是诚实的。我的圣母在上，我敢发誓，他的心是纯正的，在我的王国里，没有人有一个像他这样好的灵魂。”(5.1：153-156)同样，在对克兰默的审判中，亨利力证其无辜，主要的依据是他看到众大臣怠慢克兰默：“诸位，让这个人，这个善良的人，——你们当中很少配有这个称号，——这个忠诚的人，像一个卑贱的童仆一般在门口外面等候着。这成何体统!……我看出你们当中有几个，出于挟嫌而非出于公正，只要有机会就要彻底的收拾他一番。”*(5.3：171-180) 但亨利本人对此案的处理也算不上公正。首先，细究第五幕第一场和第二场中他的“证词”，可发现他自始至终都没能提供难以辩驳的证据，证明克兰默无罪，也从未正面反驳枢密会议对克兰默的指控。再者，剧本虽未明确表示亨利对克兰默落泪与受欺的两个场景解读有误，却充分表现了他解读“物证”时先入为主的态度。第五幕第一场中，亨利就表示过：“好坎特伯雷主教，我是你的朋友，你的真诚耿直，在我印象里是扎了根的。”(5.1：114-116)而同场中，他也对枢密院下了定论： 您的敌人众多，而且不是等闲的敌人，他们的计谋也不是等闲的；在争论中，正义和真理也不一定永远能得到公平的裁判，黑了良心的人要招揽一些同样黑了良心的恶棍来做您的反面证人，那该是多容易啊？这类事情过去是发生过的。反对您的人很有势力，他们的狠毒也是很可观的。(5.1：129-136)但事实上，落泪与受欺两个场面并不足以证明克兰默正直无罪。克兰默流泪也许是在做戏，而即使是真情流露，多半也是因为躲过一劫而感到庆幸与感恩。但因感恩与庆幸而流泪，与克兰默自己的确无罪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同样，枢密院大臣粗鲁对待克兰默，就算确实出于恶意，也只能说明众臣徇私枉法，不能反过来证明克兰默忠君爱国。 在第二幕第二场中，诺福克和萨福克讨论说国王偏信伍尔习的谗言，期盼“上帝让皇上睁开眼睛”(2.2：19)。伍尔习倒台后，国王的确是“睁开了眼睛”，但第五幕第一场和第二场中亨利睁开眼做决策的方式，却让人依然怀疑他是否是位明君。尽管他的一席话(5.1：129-136)堪称箴言，完全有别于与当初亲审勃金汉府总管时轻信人言的表现，但从他处理克兰默案“物证”(眼泪)的方式可以看出，“眼见为实”于他是用认定的“事实”解读“眼见”，而非通过“眼见”判断“事实”。就此而言，亨利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完全为人言左右到完全为己见所控，两者都不英明。 剧中人物虽然眼见却不识事实的表现提醒观众，若为固有观点所影响，即使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看”事实，真相也会被歪曲与流失。但问题是，没有人能做到“看”事实时不运用一点背景知识与依赖固有观点。毕竟，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储备，对于“眼见”的事实，也难以“明白”。第四幕第一场中三绅士旁观加冕礼时，乐此不疲地指认仪仗队伍里的贵族，交流关于加冕仪式步骤的信息。这看似在“卖弄学问，好为人师”(41)，却说明，观礼时须具备一定背景知识，不然所谓的皇家仪式也不过是一队穿着花哨的人僵直着走过大街而已。因此，让目击人在观看与解读事实时完全摒弃已有的知识及观点，这并不现实。理想的状况当然是，“看”事实时以现有知识和认识帮助而非左右理解和判断，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观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区分“帮助”和“左右”并不容易，因此也基本不可能客观地看历史。如果说《亨利八世》中的“言传”场景说明了我们主要是通过别人的解读来了解历史这一事实，那么剧本对“眼见”之本质和过程的表现则说明，就算我们亲历历史，对它的解读也不见得靠谱。 为什么莎士比亚和弗莱彻要选取亨利八世及其宫廷作为戏剧的描写对象？为什么他们要写这样一部质疑历史的历史剧？ 《亨利八世》质疑历史的主要方式是通过舞台表演直观地展示“历史”与“事实”的不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舞台上演出一部与观众知识储备有出入的历史，而且观众的知识储备还不能完全来自于史书与戏文，这就意味着剧作家只能选取“近现代史”进行改编。受当时审核制度所限，他们也不可能演绎伊丽莎白或是詹姆斯执政时期的历史，最好的选择便是距离足够远却又算得上是“记忆犹新”的亨利八世时期。 从创作时间上看，《亨利八世》属于莎士比亚的后期戏剧。如本文开头所说，虽然故事选题同其他莎士比亚后期戏剧不同，此剧在戏剧手法以及语言风格上仍具有强烈的莎士比亚后期戏剧特征。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剧作，除了惯用悲喜剧和传奇剧的形式表现悔过和宽容主题，还在剧中特别探究语言的特性和作用：“在《佩拉克里斯》(Pericles)、《辛柏林》(Cymbeline)、《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和《暴风雨》(The Tempest)中，剧作家展示了语言交流失败的各种例子。”(42)《亨利八世》对历史的质疑，正是建立在对于语言媒介传递信息的可靠性的怀疑之上，是对前四部后期戏剧探讨内容的继承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