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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莎士比亚创作后期的合作历史剧，《亨利八世》既未采用其后期剧作的一般体裁，也不具备其历史剧的基本要素，因此一直是学界讨论的一个重点。本文认为，该剧既参与了莎士比亚后期戏剧重要话题(语言的特性与作用)的讨论，也反映了早期斯图亚特时期历史剧创作的发展方向，是一部质疑历史的莎士比亚后期历史剧。它将历史的成型过程搬上舞台，以戏剧来演绎事实如何在语言描述中被歪曲，演绎了语言描述的不可靠。该剧不仅对作为“记录过去”的历史提出质疑，也将“社会发展”意义上的历史问题化。 关 键 词：《亨利八世》/历史/历史剧 作者简介：陈星，女，1988年生，英国爱丁堡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英国文艺复兴文学，重点研究莎士比亚后期戏剧。 《亨利八世，又名一切皆真》(Henry，VIII，or All Is True)①是莎士比亚在詹姆斯一世时期创作的唯一一部英国历史剧。它明显有别于剧作家的其他历史剧，剧中“没有叛乱，没有篡权，没有侵略，没有战争；没有真正的阴谋，没有意义深远的冲突，没有无法化解的敌对状态——而且没有幽默”②。除此之外，该剧还没有主人公：剧本虽题为《亨利八世》，但亨利八世在剧中只起到关联各事件的作用，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主角；剧中有的是“几人的落马和一人的出生”③、一系列展现皇家气派的庆典以及重臣与平民对于历史事件的种种议论。 《亨利八世》演绎历史，却又不具备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基本要素，一直让研究者难以界定其体裁。第一对开本将其归入“历史剧”，但有些研究认为，它其实同其他莎士比亚后期戏剧一样，讲的不是皇权更迭、权力纷争，而是人生无常和宽容可贵，并“以既悲又喜的传奇剧模式演绎国家历史”④，当属传奇剧(romance)。也有人提出，从人物刻画与剧情安排来看，该剧水平远低于作者的其他剧作，加上剧中大量展示华丽的庆典仪式、剧末对伊丽莎白歌功颂德，与其说是历史剧，不如说它是一部迎合当时上流社会口味的假面剧(masque)，是庆祝1613年另一位伊丽莎白——詹姆斯一世女儿伊丽莎白公主——出嫁的应景之作。⑤ 上述解读均有合理之处；毕竟，莎剧正是以含义丰富、提供多种解读可能著称。本文试图在这些已有解读的基础上提供另一种解读：《亨利八世》通过“表演”历史来质疑历史，是莎士比亚对历史剧形式的新尝试。该剧将“历史”的形成与传播过程直接搬上舞台，戏剧化地展示了事实如何在交谈中诞生、被扭曲及遗失。剧本或明或暗地质疑了语言作为保存和传播的媒介的可靠性，对“史实”是否可知提出疑问。不仅如此，剧本还指出，虽然剧中人物亲见亲历或道听途说的东西常常偏离客观实际，但重大事件的发展却几乎完全由它们推动。从这个角度看，剧作家质疑的不仅是作为“对过去事实的记载”的历史，也包括“社会发展过程”意义上的历史。 “列位尊贵的听客，/若把我们精选的信史和那丑角、/厮杀场面，混为一谈，这不仅等于/我们白费了脑筋，白白企图/给列位演一回确凿的实事真情，/而且你们永远也算不得是知音。”(开场白：17-22)⑥开场白中，作者似乎向观众保证，即将上演的是“实事真情”，但字里行间却在暗示，观众接触到的历史实际上很少是纯粹客观的事实，“历史知识从不自然天成，它无法自主独立存在，必须经人打造”⑦。将要上演的“信史”，是“我们”依据“我们的看法”(the opinion that we bring)动了“脑筋”(our own brains)“精选”(chosen)的。也就是说，《亨利八世》里演的“实事真情”，其实是剧作家为了某种创作目的⑧，根据他们的“脑筋”和“看法”，主观删选、解读、润色及改写史实而呈现的。 同样，大多数史书所述的“史实”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亲历者和书写者对事实的主观选择、解读与描述。再者，即使叙史者意在“将过去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也避不开“记叙文体的传统和缺陷”⑨的制约。换言之，历史经文字这一媒介几番转述后，很难逃脱虚构之嫌。再加上史书“叙史其实常靠想象来‘补漏’”⑩，事实在言语记录与传播中必然渐渐走样乃至遗失。总而言之，言史时，即使真如《亨利八世》开场白中所称，旨在“演一回确凿的实事真情”，实际上能呈现给读者和观众的也只是言史者“选择的真相”(chosen truth)。 对于现代人来说，上述观点——史书里不全是史实，历史剧更是多有虚构——并不新鲜。这是因为，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认识，建立在历史学家对历史本质的大量思考(例如，结构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提出“修史……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文学的、即虚构的过程”(11))以及哲学家与语言学家对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的思辨等基础之上。但对1613年的观众、尤其是环球剧场里那些买不起坐票站着看戏的观众来说，提醒他们史籍里的不一定是事实却很有必要，因为历史剧正是他们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大多数人(特别是伦敦人)学到的‘历史’来自于莎士比亚、海伍德、琼生、马洛以及其他剧作家的历史剧，而非正规史书。”(12)更重要的是，即使他们读史，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与虚构文学间的界限也并不清晰：文艺复兴时期，修史“与获得过去的真相无关，而是为当下的实际用途构建一个真相”(13)。这个“当下的实际用途”是对同时代人进行教诲，旨在激发其爱国热情，给当代政治行为提供依据和指南，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由上帝主导，其安排充满智慧。同时，“为达到教诲目的，修史人不管是编戏还是著述，都随意对他们的材料进行改编与加工”(14)。这样的“历史”普遍为大众所接受，被认为是纪实，影响深远。甚至到了18世纪，当历史逐渐成为一门使用科学研究方法的学科时，依然有不少人将戏文当做历史信息的主要来源：“马尔伯勒公爵一世约翰·丘吉尔曾说过，他知道的英国历史全来自莎士比亚。”(15) 莎士比亚的早期历史剧对史实多有改写，虽然《亨利八世》“描绘的大事件都是的确发生过的……紧跟在史学家霍林舍德的史料后面……大体说来……是秉笔照录的”(16)，但对于这些事件发生的顺序与时间间隔，他与弗莱彻依然多有改篡。他们“对他们的材料进行任意的改编与加工”，目的也是教诲。从大结构上看，此剧要表现的似乎正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史籍史剧常见的主题：阐述历史人物得势失势紧密交替的规律，说明人生无常、兴衰天定的道理，剧末对伊丽莎白和詹姆斯统治下国泰民安景象的赞美也应能部分起到“激发爱国热情”的作用；但是，只要仔细审读剧中细节安排，就可以发现，两位剧作家其实是在努力提醒观众，戏剧叙述的历史不可轻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