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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死亡与救赎 基督教文化有一种关注“死亡”问题的向度。以基督教的《圣经》来看，从《创世纪》叙述“死亡”的由来开始，再到卷中不断出现“死亡”意象，似乎自始至终都在讨论“死亡”这个话题。基督教文化对死亡的正视与坦然，使其对人的终极归所的问题便有了特别的穿透力。圣经说，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偷吃了禁果于是获罪，这就是原罪，有了原罪，死亡就随之而来，“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11)。由于死亡是人的必然，就引出另一个核心问题——救赎。当世人都因罪而必须经历死亡时，耶稣基督为解决人类罪的问题而甘愿受难、受死，以消弭人类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12)。在耶稣这里，缘于救赎行为的存在，死亡反而成了一种生命的延续与升华。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对人类的诸种罪恶进行揭示和反省，是源于基督教文化中“死亡”和“罪”的关系。基督教文化认为，死亡的发生是因为人类的罪恶所导致的，因此，探讨罪也是在关注死亡，“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13)。梭罗在《经济篇》中从不同角度探讨人类社会中所存在的罪的现象。比如他揭示了人们由于过度贪欲物质享受而造成的罪。“我们是何等地辛苦，不但为了食物、衣着、住所，还为了我们的床铺——那些夜晚的衣服而辛苦着，从飞鸟巢里和飞鸟的胸脯上，我们掠夺羽毛，做成住所中的住所，就像鼹鼠住在地窟尽头草叶的床中一样”(14)，在基督教文化看来，这种贪欲是由心生的本罪。《圣经》说：“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J4X614.jpg、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15)梭罗对当时美国盛行的蓄奴制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一千人在砍着罪恶的树枝，只有一个人砍伐了罪恶的根，说不定那个把时间和金钱在穷人身上花得最多的人，正是在用他那种生活方式引起最多的贫困与不幸，现在他却在徒然努力于挽救之道”，“一个南方的监守人是毒辣的，而一个北方的监守人更加坏，可是你们自己做起奴隶的监守人来是最最坏的。”(16)梭罗认为蓄奴制的存在使得原本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关系，变成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压迫。此外，梭罗还对权力阶级的罪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一个国家锤击下来的石头大都用在它的坟墓上。它活埋了它自己。说到金字塔，本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可惊的是有那么多人，竟能屈辱到如此地步，花了他们一生的精力，替一个鲁钝的野心家造坟墓，其实他要是跳尼罗河淹死，然后把身体喂野狗都还更聪明些，更有气派些呢。”统治阶级要想靠留下些雕琢过的石头使自己不朽，其实是在奴役他人的同时已早早地埋葬了自己(17)。 《瓦尔登湖》中与死亡问题紧密联系的是救赎意识。梭罗在《瓦尔登湖》扉页题词中说：“我不打算写一首沮丧之歌，只是想要像一只报晓的雄鸡，栖息在窝棚上，引吭高歌，为了唤醒我的邻居。”(18)梭罗认为罪由心生，生存于世间的人如果产生了各种恶念，就播下了罪恶的种子，而人一旦有罪就变成了奴隶，变成了奴隶就失去了身心的自由，这样，人生也就成了苦不堪言的劳役。正如经文上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19)因此在梭罗看来，美国高速发展的上升时期真是罪恶遍地，富人也好，穷人也好，权力阶层也好，社会底层也好，都在奴役状态中苟延残喘。这是梭罗的强烈的救赎意识之所以萌发的社会基础。基督教文化虽然是一种救赎的宗教文化，但正如梭罗所反思的，耶稣并没有教育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自我救赎，源于此，“引导人们如何从日常生活中自我救赎”便成了梭罗文本言说的基本出发点。 梭罗认为，人只有放下世间所有累人的重负，身心才有可能真正地自由，这正是一种救赎。人们可以除掉所有的物质束缚，去过最简朴的生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20)。一心一意追求精神上的富足，亦如《雅各书》所言：“上帝……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21)人们还可以除去所有的贪欲恶念，去过自然的生活，“我们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过一天吧”，“听从他的天份里最遥远却又最恒久的建议……只要人类坚决，信心坚定，人类的坦途永远不变……因为这些生活是遵循了更高的规律的。如果你能以欢愉之情迎接白天和黑夜，生命就会像鲜花和香草一样芳香……那就是你的成功”(22)。这样我们也就能够豁然，梭罗之所以会不厌其烦地讲述他的日常生活，之所以会不留情面地否定人们的各种欲望，之所以会全面拆解人们的蝇营狗苟，其目的皆在于将人们从奴役状态中救赎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