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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之书》大约成书于1330-1343年之间。有关胡安·鲁伊斯的信息已然散佚殆尽，作品的归属是后人根据一首藏头诗及诗人的一些信笺推断的。据称，他出生于阿尔卡拉(两个半世纪后，它便是塞万提斯的故乡，阿尔卡拉亦是阿拉伯语“城堡”一词的音译)，青年时代就读于历史文化名城托莱多。而托莱多正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智者”阿方索十世(1221-1284)曾在此组织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发起“新翻译运动”。鲁伊斯一度担任托莱多地区的教皇信使，后因涉嫌泄露机密而被革职并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真爱之书》据说是他在狱中创作的(事有凑巧，《堂吉诃德》也是在狱中构思的)。他一生写过不少谣曲和颂歌，但流传至今的惟有《真爱之书》。作品包括十二篇相互关联的诗章和三十二则寓言故事，凡一千七百二十八节，七千余行。所谓真爱，是指圣爱，即对上帝的爱。作品以说教的形式开始，但迅速转向世俗情爱。换言之，它以训诫和圣爱的名义表现世俗爱情，可谓打着红旗反红旗。一如哈兹姆，诗人一边宣扬空灵、纯粹的真爱(圣爱)，一边细节毕露、津津乐道地描写男女之爱：作品围绕男主人公的十余次求爱遭遇，引出肉欲先生和守节太太的寓言，其中夹杂了大量东西方世俗观念和民间传说。这种多元倾向一方面反映了西班牙文化的多元混杂，另一方面却是对哈兹姆的致敬。尤其是媒婆(Alcahueta，该词源自阿拉伯语，意为拉皮条的人)的出现，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哈兹姆及其所代表的西班牙阿拉伯文学。诚如西班牙学者阿美里科·卡斯特罗所说的那样：“欲了解伊比利亚文学，必先了解西班牙阿拉伯文学”(Castro417)。谓予不信，我们不妨再拿《鸽子项链》和《真爱之书》稍作比较： 《鸽子项链》 阿布尔说过，“要让灵魂适当保持童贞，以便抵达真理”。 爱情使人盲信，即使对方妄言，你必信以为真。(Hazm7) 爱情使吝啬鬼慷慨，抑郁者展眉，怯懦者勇敢，粗鄙者温柔，愚钝者聪颖，邋遢者洁净，苍老者年轻，禁欲者享受……(Hazm8) 最好找一个机敏强干、忠诚可靠的中间人……他们可以是你的仆人，或者令人信赖的老妪：手执拐杖，脖系念珠……哦，口若悬河，无恶不作!(Hazm15) 《真爱之书》 卡同说过，而且在理：“不能忘却白发的人，就无法成为圣人。” 无论对方说啥，你皆信以为真。(鲁伊斯164) 爱情使粗鄙者变得温柔，使沉默者开口，使懦弱者勇敢，使懒惰者勤劳，使苍老者年轻……(鲁伊斯156-157) 找一位能言善辩、机敏过人的拉纤女……她若是你的亲戚，那便是最佳人选，不然就叫那些老妪：天天祷告，脖系念珠……哦，她无恶不作!(鲁伊斯436-439) 虽说奥维德的《爱的艺术》也是关于爱情的，却与《鸽子项链》和《真爱之书》有质的不同，前者侧重于技巧(即男人追求女人的“艺术”，故一度被罗马当局斥之为“诲淫”)，而后两者才是真正描写爱情的：既有对爱情的本质探究，也有对爱情的形态描写。至于来自《鸽子项链》的幽默，卡斯特罗认为“它多少帮助大司铎化解了原罪说和世俗之爱水火不容的矛盾冲突”(Castro387)。而大司铎赖以解嘲和嘲讽的老虔婆，则是阿拉伯文学中经常出现的。这个老媒婆最终进入了《塞莱斯蒂娜》，从而为世界文学长廊平添了喜剧色彩。 作为尾声，我们或可在西方短篇小说鼻祖胡安·马努埃尔(Juan Manuel，1282-1348)的《卢卡诺尔伯爵》(El conde Lucanor)上稍事逗留。它成书于1335年，比卜伽丘的《十日谭》十多年，比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早半个世纪。和《鸽子项链》一样，《卢卡诺尔伯爵》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尽管它并非爱情，而是人性。前者每一种爱的形态、每一首爱的诗篇都伴随着“日常事例”；同样，后者的每一个故事都用来说明一个问题，而问题的提出则往往基于某一“日常事例”。当然，《卢卡诺尔伯爵》不仅与《鸽子项链》有关，它甚至直接搬来了阿拉伯笑话。譬如朱哈带着儿子、赶着毛驴到市场上去。半路上，他对儿子说：“你走累了，我来赶毛驴，你骑上去吧。”人们见了就笑，他们指着朱哈的儿子说：“你太不孝顺了，自己骑驴，倒让爸爸受累。”儿子于是对朱哈说：“爸爸你骑吧，我来赶驴。”可是，朱哈刚骑上去，人们又笑开了，说：“这个做父亲的不像话，自己享受，让孩子受累。”朱哈说：“孩子，要不咱爷儿俩一起骑吧，这毛驴驮得动。”父子俩骑着毛驴没走多远，又有人指着他俩笑谈起来，说：“这父子俩太不懂得怜惜牲口，这毛驴那么瘦弱，怎么驮得动父子俩呀?”朱哈只得对儿子说：“孩子，咱下去吧，要不别人会说咱父子俩心太狠呢。”父子俩下来，走在毛驴旁边。这时，人们又指着他们哈哈大笑，说：“这父子俩真傻，赶着毛驴不骑……”⑧ 朱哈的故事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它们几乎可以说是阿拉伯幽默的别称。据说朱哈确有其人，生活在公元七至八世纪的法扎拉(部落)，是一位诙谐幽默、爱讲笑话的名士。马努埃尔将他的这个笑话原封不动地搬进了他的《卢卡诺尔伯爵》，只不过把毛驴变作了马。最后，马努埃尔的结论是：“你每做一件事，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赞同，即使你做得再好，坏人也不会满意，因为他们无机可乘；你做得不好，则好人就会遭殃……”⑨这又和朱哈的结论如出一辙。一言以蔽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虽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两个人骑驴的笑话作为寓言进入西班牙文学发轫时期的重要作品，却再一次印证了阿拉伯作家的巨大影响。此外，还有一个不是巧合的巧合，那便是《卢卡诺尔伯爵》和《卡里莱和笛木乃》一样，都由五十几个寓言故事构成。而《卡里莱和笛木乃》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时间，几乎可以追溯到伍麦叶时代。它对西班牙文学的影响，有关著述已有谈及，此处不再赘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