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梦犹未醒——读《容忍即自由：胡适的政治思想历程》
    文/王虎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辛亥革命后众多思想论战的发起者与主要参与者，由于与国民党、蒋介石的特殊关系而受到多年冷落，改革开放之后有关胡适先生的研究在大陆才慢慢出现。三十年来关于胡适的研究雨后春笋，著作近百，文章近千。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能够专注在胡适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还没有，本书是第一本。
    整本书是研究胡适政治思想的形成、演变，那么胡适先生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自由”二字！作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研究并在美国接触了美国和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潮洗礼的思想家，胡适对于政治有自己清醒的认识。不管他在国内、国外，是否直接参与了政治，“自由”都是他贯穿始终的主张和信仰，并对“自由”有独到的见解。胡适认为，“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或者说是“自己做主”，而在欧美文化中，“自由”含有“解放”的意思，欧美更强调从外力束缚中挣脱出来，方能“自己做主”，西方的“自由”中，反抗的意味更浓，而中国的“自由”中，更强调自己内心，继而衍生为精神和境界的一种追求，因此在行动上往往要落后于西方，也因此我们的文化发展到“知易行难”的地步，因为更多的强调我们内心、思想和心灵上的“自由”，这一细微的差异导致中国对于自由的追求很难迈出艰难的一步，更多的是“背地里骂皇帝”的阿Q。而身处社会变迁大潮中，没有思想、没有行动、没有勇气是无法创造一个新社会的：“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胡适从美国回国后，曾说过自己“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可是无论从他个人胸怀、素养还是彼时国家境况，都不容得胡适不介入政治。他采用了一种宽容之容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对待当时各种思潮、学派、党团冷静对待，能够与各种势力有效沟通，当然这也使他惹得一些非议。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段怀清所说：“当胡适自以知识分子的代表甚至领袖的身份与当局进行“洽谈”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处于一种‘知识政治’的过渡状况，也就是在‘利用’他的知识的地位和知识的权力，来与现实政治当局进行力量对话。”对于那些激进的社团、政党，如果不能和他们有效沟通，那么再有道理也于事无补的。百年后的今日，随着权力进一步集中，体制内外不同声音愈发微弱，大多数选择依附权力，颂圣唱赞歌，更多的选择只谈业务和技术，对政治保持缄默，只有茅于轼、资中筠、贺卫方、周孝正、张鸣、孙立平、于建嵘、熊培云、吴稼祥、刘瑜、周濂等体制内和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依然利用有限的公共空间在尽可能的发声，这一点与当年的胡适何其类似？
    胡适的思想除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赴美后又接触了众多西方哲学思想的洗礼。他自己认为有两个人在他的思想中产生重要影响，一个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作者），一个是他的老师杜威。他曾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思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也正是这两个人（尤其是杜威），使胡适树立了一种实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将任何主义和学说都当成一种待证的假设，一种思想的工具，而不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和信条。也正如此，才能培养人的创造性思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有进步的可能。胡适一生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在他一生的研究、思考和政治活动中都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