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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徽昭:叙事的张力及文化驱动——评徐则臣长篇小说《王城如海》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长篇小说选刊》 李徽昭 参加讨论


    《王城如海》有着特殊的小说形式感与思想质地,堪称徐则臣(以至于这一代小说家)小说写作的新标杆。
    这部小长篇故事架构并不宏大,而是极具现代碎片感(也可说是对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历史感逐渐消弭、日益碎片化的呼应)。先锋戏剧导演余松坡从纽约回到北京,新导话剧《城市启示录》引发社会争议,纠结中偶遇因自己年轻时告发而入狱的堂兄余佳山,保姆罗冬雨及其弟弟、未婚夫也卷入其中。零零碎碎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片断交叉闪现,散发出不同价值层面的思想与文化光环。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不同人物与主题之间,历史与当下,道德与惩戒,相互往还碰撞,在艺术形式、主题意识与美学意象上,形成了叙事的多重张力结构,主题、人物与思想等诸多方面也有着多重复调关系,小说的思想阐释空间得到相当有效的拓展。
    《王城如海》的第一重张力是小说文本与余松坡所导戏剧的相互交叉介入。余松坡旅居海外多年,最终归还曾求学的北京,不断遭遇当下中国的各种现实。余松坡所导演的戏剧《城市启示录》则讲述一位研究城市文化的华裔英国教授,曾在世界不同城市行走,转而来到北京后的各种遭遇。小说文本与所介入的戏剧各自有着不同的艺术架构,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剧烈变动中的现代中国城市生活与文化。小说每章均以戏剧对话启首,戏剧与小说的人物与主题不断勾连交叉,彼此互动而又深度介入,相互密切融合。戏剧与小说可以说是互为叙事文本的主客体,对城市与人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深度挖掘,形成了小说文本多元而深层的美学与思想意蕴。
    城市生活是小说中不同人物共同的生存体验,城市生活体验构成了小说意蕴的第二重张力关系。余松坡从乡村到北京求学,后又在纽约学习生活多年。戏剧中满肚子城市知识的教授更是生活过全球很多城市,最终供职于伦敦一所大学。余松坡和教授不同的城市经验最后都聚焦于北京,教授来到北京做城市比较研究,余松坡在北京做戏剧导演。不同的城市生活体验凸显了北京在全球城市文化空间中的独特格局,架构出北京这座城市与时代、与个体极具张力的文化关系。保姆罗冬雨及其弟弟、未婚夫等也是从乡村抵达北京,在北京寻找自己的梦想,他们的城市生活体验与余松坡、教授形成耐人寻味的映照和对比,无疑拓展了北京这座城市在中国、在全球的特殊性,使得小说对城市与人的主题拓展更加深入,由此可见此小说也是徐则臣北京系列的新转向。
    第三重张力在于不同文化意象的相互映照碰撞,催生出小说主题的多重文化与思想意蕴。例如,既是小说叙事背景,也始终笼罩着小说叙事格调的雾霾。被出售的新鲜空气;无处不在的汽车喇叭声;余松坡夜游发病摔东西时所依赖的名曲《二泉映月》;余松坡收藏的世界各地的不同面具;能让人听懂话语的猴子,等等。这些意象是小说布设的一个个暗哨和伏兵,雾霾、装新鲜空气的塑料袋、汽车喇叭声,它们是今日北京现实与问题的重要表征,也是存居其中的所有个体每天都要迎面撞上的现实生活。《二泉映月》、面具,它们是余松坡内心罪与罚的写照,是当代人的悲哀与忧愁,直接拷问每一个体直面现实的孤独与难堪,可以说是当代人的忏悔录。从印度来到北京的猴子,它能与教授儿子语言沟通,不得不说,在它身上埋伏着当代人的生存困境。这些意象之间,这些意象与小说主题,构成强烈的张力关系,小说的思想性由此不断彰显生发,延展弥漫。
    艺术形式、主题思想与美学意象不同层面的张力关系,相互紧密咬合(而非貌合神离的介入),构成《王城如海》文本令人探究与思考的文化动力。城市问题及其相关文化思考由此成为小说叙事推进的基本内驱力,这种内驱力是读者阅读时步步紧随,探究自我与城市关系的一种魔力。不同形式的张力构成了小说与读者无需言明的多重约定,不同层面的约定通过多重张力关系架构的文本链接着在城市(中国城市正日益趋同,写北京便是写中国,写所有的中国人)中挣扎生活的读者们,多重张力鼓动着读者从不同层面、不同方式去审视反观所来之处,以及与城市生活的关系。文化思考的驱动使《王城如海》具有了颇为强大的思想信息量,再加上文本不时出现的戏剧前文本与潜文本、相对现实主义与先锋实验戏剧的不同论述,对网购、微信等当下性的有效呈现,小说四处激荡着直接切入当下生活的思想浪花。
    由此来看,从艺术形式到文本主题,《王城如海》有着不同层面的叙事复调。复调性的思想主题、人物形象既表明徐则臣(及其一代小说家)已具有吸纳不同资源并化而用之的艺术功力,也显示出他们(以碎片化的现代日常生活体验生发的文学文本为突出表征)已经是具有了新的美学风貌和主体意识的新一代作家。这一代作家不再像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不再以人物性格及其命运为叙述动力和主题取向,转而以知识、思想、问题为叙事动力。他们在小说艺术形式与主题上都有一种由个体确认、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体验生发出来的主体意识,他们以此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一代作家区隔开来。
    因此,如果抛开基于出生年代的“70后”“80后”的代际划分,从艺术风格、主题呈现、思想表达、美学风貌等角度考察徐则臣这一代小说家,他们的小说主题与思想来源于碎片化的个人日常生活体验,艺术形式也从影视戏剧等其他艺术中借用较多,形式上注重多元复合介入,契合着这个时代的生活片断体验与感触,或许可以对他们给予新的命名,而非简单的“70后”“80后”。
    在此意义上,《王城如海》及徐则臣近期一系列小说堪称是当代中国小说叙事新特质的一个鲜明例证。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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