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克舍夫版画《母亲》 图片选自“鲁迅编辑版画丛刊”
    
    莫察罗夫版画《愉乐书室》 图片选自“鲁迅编辑版画丛刊”
    【编书者说】
    鲁迅对于版画，一向情有独钟。1927年到上海定居后，他通过徐诗荃、曹靖华等在国外的青年朋友，搜集了许多外国版画作品。鲁迅深知外国版画对于中国的意义：“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有鉴于此，鲁迅不遗余力，广为搜罗，自掏印费，编辑了多种版画作品集，意在引入清新、刚健、质朴的文艺形式，为新兴的中国木刻运动提供借鉴和参照。
    一
    1929年开始编辑的《艺苑朝华》，是鲁迅引进西方版画艺术的第一次而且是系统性的尝试。
    由于有柔石的协助，在短短几个月里，鲁迅创办的朝华社就印出了《近代木刻选集（1）》《蕗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2）》《比亚兹莱画选》等四种。尽管《艺苑朝华》印数不多，销路不广，但其影响却是显著而深远的。许多青年木刻家正是受到外国版画和其他艺术品的启发，结合中国的现实，大胆尝试，逐渐开辟出中国木刻史上的一条新路。
    这便要提到《木刻纪程》。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鲁迅的感召之下，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出现了一个创作高潮。许多青年木刻家把自己的作品寄赠给鲁迅，并希望得到指教。鲁迅有感于更多的青年人由于缺乏范本和参考书，单凭自身以意为之，很难取得进步，于是决定募集作品不定期编印《木刻纪程》。
    1934年6—10月间，鲁迅将黄新波、陈烟桥、张望等青年木刻家的24幅作品编为《木刻纪程（1）》，以铁木艺术社的名义印行。由于条件所限，《木刻纪程》只印了120册，而且也只印了一期。但是，它作为中国木刻艺术里程碑的意义，却是无可置疑的。
    由此看来，《木刻纪程》和《艺苑朝华》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它们不只是几本普通的画册，而是鲁迅浇灌的艺术之花。
    二
    1931年2月，鲁迅编印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
    《士敏土》是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士敏土是水泥的译音，小说命名《士敏土》具有双重的含义。书中的主人公曾说：“咱们是生产士敏土的。士敏土代表坚强的团结……士敏土代表咱们，代表咱们工人阶级。”1930年9月，徐诗荃从德国为鲁迅买到了进步版画家梅菲尔德特意为小说创作的十幅版画；12月，鲁迅自己出资，委托商务印书馆用珂罗版印制《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250册。在序言中，鲁迅称这些插图“很示人以粗豪和组织的力量”。又在广告中称这十幅版画“黑白相映，栩栩如生，而且简朴雄劲，决非描头画角的美术家所能望其项背”。
    1933年2月7—8日，在柔石、白莽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遇害两周年的时候，鲁迅以极其沉痛而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其中写道：“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纪念。”
    对于珂勒惠支的人格和艺术，鲁迅是极为推崇的。他曾经花费很大的力气购买珂勒惠支的版画作品，在德国留学的徐诗荃和在上海的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都曾经出过力。1935年4月，鲁迅从平时搜集的珂勒惠支版画中选出21幅，编印为《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本画集，花费了鲁迅很多时间和精力，这也正如他在赠书给好友许寿裳时所题写的那样：“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方得成就。”
    三
    鲁迅的艺术鉴别力极高。他在编辑版画作品的时候，不仅重视其内容，更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以便为艺术学徒提供最好的范本。
    1933年春天，青年编辑赵家璧从德国一家书店中买到四种麦绥莱勒的木刻连环画，决定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翻印出版，鲁迅表示赞同，答应为其中的《一个人的受难》作序，并为每一幅木刻撰写说明文字。鲁迅之所以在繁忙的工作中应允下来，其本意还在于为学习木刻的中国青年提供有益的借鉴。他认为：“M氏的木刻黑白分明，然而最难学，不过可以参考之处很多，我想，于学木刻的学生，一定很有益处。”
    《死魂灵》是俄罗斯文学家果戈理的一部长篇小说。1935年，鲁迅应郑振铎邀请，历经8个月，译完了其中的第一部。
    在翻译《死魂灵》的过程中，鲁迅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编印《死魂灵百图》。
    在俄国，《死魂灵》的插图有三种，其中以阿庚作画、培尔那尔特斯基据以刻版的《死魂灵百图》最为著名。1935年11月4日，青年翻译家孟十还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一部《死魂灵百图》。鲁迅得知后，立即决定买下。恰好，曹靖华从苏联给鲁迅寄来了梭可罗夫画的《死魂灵》插图12幅。鲁迅便将这两种插图合在一起，交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其意在“第一，是在献给中国的研究文学，或爱好文学者，可以和小说相辅，所谓‘左图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纪上半的俄国中流社会的情形。第二，则想献给插画家，借此看看别国的写实的典型，知道和中国向来的‘出相’或‘绣像’有怎样的不同，或者能有可以取法之处”。
    四
    鲁迅对于苏联版画的介绍，始于1930年编辑《新俄画选》之时。1931年，鲁迅开始着意收藏苏联版画家的作品，并通过在苏联讲学的曹靖华代为寻购。
    对于苏联版画家的劳动，鲁迅非常尊重。他特意问曹靖华如何支付报酬，曹靖华的回答是，在苏联，尽管原拓版画的价格不菲，但他们并不取酬，只希望获得一些宣纸就可以了。因为苏联的版画家们认为，拓印版画效果最好的就是中国的宣纸。为此，鲁迅特地邮寄了不少宣纸用来交换版画家们的作品。
    为了防止这些版画毁于炮火，鲁迅决定将一些作品编辑成书，意在“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
    1934年初，鲁迅从中选出59幅作品，编成了《引玉集》，由于这些作品都是鲁迅用宣纸换来的，这个书名就具有“抛砖引玉”的意味。
    对于鲁迅这样不遗余力地引进和介绍中外木刻作品，有些人并不理解。鲁迅的回答是：“但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绍介，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苏联版画集》是鲁迅应赵家璧之请而编选的一部版画作品集。
    1936年初，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组织的苏联版画展览会在南京举行。随后，主办方决定在上海继续展出。为此，鲁迅写了《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一文，对即将展出的苏联版画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苏联的版画“不像法国木刻的多为纤美，也不像德国木刻的多为豪放；然而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
    2月20日，赵家璧在参观了苏联版画展览会之后，产生了将这些版画编辑出版的念头。21日，赵家璧来到内山书店，提出请鲁迅选画并作序，鲁迅当即答应下来。4月7日下午，鲁迅抱病前往良友图书公司编辑部，从一大批经过装裱的版画中进行选择。4月8日，鲁迅致信赵家璧，就制版、售价等提出了建议。
    画集很快就印完了，因为等待鲁迅先生的序言，故迟迟没有装订，鲁迅的身体很难如期完成序言的写作，正如鲁迅自己所言：“参加选择绘画，尤其是版画，我是践了夙诺的，但后来却生了病，缠绵月余，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写序之期早到，我却还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眼看不能再拖，6月23日，病中的鲁迅只好口授，由许广平记录整理，完成了《苏联版画集》的序言。
    在序言的最后，鲁迅提到：“我希望这集子的出世，对于中国的读者有好影响，不但可见苏联的艺术的成绩而已。”
    五
    对于插图较多的书籍，鲁迅通常是将这些插图汇为一编，单独出版。但其中有一部却由于疾病未能如愿，这就是《〈城与年〉插图》。
    《城与年》是苏联作家斐定的一部长篇小说。1930年，曹靖华在列宁格勒大学读到这部作品时，即刻被它奇特的结构、神秘的色彩和诗般的语言所深深吸引。青年艺术家亚历克舍夫为小说所作的木刻插图，也让曹靖华爱不释手。1933年夏回国前，曹靖华特地走访了亚历克舍夫，并得到画家赠送的全套木刻插图原拓28幅。鲁迅看到这些插图后，决定在原书没有翻译之前，先出一本《〈城与年〉插图》。随后，鲁迅根据曹靖华所写的《概略》为每幅插图写了说明文字，并在小引中说明印行这本书也是为纪念英年早逝的亚历克舍夫。
    考虑到日本东京印刷水平较高，鲁迅决定按照印制《引玉集》的方式，将原拓寄往东京印刷。遗憾的是，书稿尚未寄出，鲁迅就因病去世了。
    1946年，曹靖华将斐定的这部长篇小说《城与年》译成了中文。在许广平的协助下，找到了《城与年》的28幅木刻原拓以及鲁迅亲笔书写的说明，印入1947年上海骆驼书店出版的《城与年》之中，算是了却了鲁迅的一个心愿。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经过去了80多年，鲁迅编辑的这些版画作品集已很难见到。最近，南开大学出版社将这些画集汇集在一起，订正了原书的错讹，编为“鲁迅编辑版画丛刊”一套五册，给鲁迅研究者和美术工作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翻读这些版画作品集，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作品中那细腻的线条，巧妙的构图，逼真的形象，深远的意境以及强烈的质感，依然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尤其今天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艺术圈子里，人们会时时感到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此时，看看鲁迅编辑的版画集，就会变得清醒许多，就会在标准的把握、尺度的衡量上客观一些，准确一些。
    由此，我们也愈加感到鲁迅眼光的独特和思想的深邃。
    （作者：刘运峰 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