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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次借用系统论社会学的范畴，不妨说，所谓的人本主义努力其实可以被视为社会心理系统的活动展开，它也同样遵循一种自生成、自运行的活动逻辑。换句话说，人类没有办法不进行人本主义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一切反人本主义的努力从根本上说也只能是人本主义的努力。在经济领域中，人本主义努力常常表现为通过政治手段实施经济干预的尝试，对此，卢曼所代表的社会系统论观点更像是对经济学领域里的凯恩斯主义和哈耶克观点的调和和兼顾：很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完全放弃调控这个概念，很难让人们无所作为地坐等未来降临而不去采取努力做点什么。但调控的结果往往并不是调控预期的达成，而更像是一种抹平效应：平滑经济周期波动的努力虽然在整体上有可能成功地推迟甚至避免崩溃，但却要以在更多细节上制造潜在的问题为代价。卢曼说：“缩减到中等水平并非调控的目的，而是它的(或许无可避免的)命运。它关心的是向上靠拢，正是这一点确保它具有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持续作用。”(《社》：232) 同样，在《浮士德》的“天上序曲”即将结束的时候，上帝充分肯定了魔鬼的作用：“那时听任你自由表现；我从不憎恶跟你一样的同类。……人类的活动劲头过于容易放松，他们往往喜爱绝对的安闲；因此我要给他们弄个同伴，刺激之，鼓励之，且他只能作为魔鬼来创造。”(《浮》：5)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在创造世界这一点上，魔鬼与上帝的角色之分或许只是我们命名的不同。作为至善之上帝的反值，魔鬼是让世界呈现并让世界生生不息的关键元素：“请你们欣赏生动、丰沛的美！永远活动长存的生成化育，以爱的温柔界限将你们围住。”(《浮》：5)在上帝说完这段话之后，“天界关闭，天使长各散”，只剩梅菲斯特“独自”(《浮》：5)留在舞台上。天界的关闭，上帝的退隐，或许意味着尘世阶段的一切事情都不再有上帝插手，从此完全遵循着魔鬼的逻辑——自运行的逻辑，一切各行其是，上帝对此是放心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尽管歌德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有诸多不满，但他并未像后来一些阐释者那样将人类的人本主义努力视为一种可以通过人类意志加以改变的人类意志，而是更多地将其视为上帝对人类的规定。通过让浮士德获救，歌德也实现了“极端的文化及现代性批判与人本主义的人性理想之间的和解”(29)，这一和解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人与自身的和解，它使得歌德超越了极端人本主义批判的自反式悖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