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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一种信用形式相对于其他信用形式要具备哪些优势才会被更广泛地接受？黄金之所以至今仍被视为硬通货，并非因为它具有恒久不变和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而是因为黄金是一种储量有限的稀缺金属。这种稀有性是历史上人们选择某种自然物作为货币的重要标准，因为遍地皆是和取之不竭的东西是不能作为货币的，否则就会发生“通货膨胀”。金属货币取代自然货币，除了不易磨损、方便携带以及更加适于价格换算等优点，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铸币技术和铸币权的国家化使得对数量的限制不再仅仅依靠自然，因此极大地避免了因为地域资源差异而导致的财富不均。换句话说，国家统一铸造的货币由于更加脱离特定物质商品属性而能够在经济领域中更好地执行交换媒介的功能。尽管如此，金属货币仍然受制于金属资源的贮藏量。歌德担任魏玛公国枢密顾问期间曾负责银矿和铜矿的开采，就是因为魏玛是一个贵重金属资源贫乏的小国，没有铸造金属货币所需的足够材料。纸币的产生能够更大程度地摆脱天然物质条件的限制，使得货币的生产数量几乎完全掌握在人的手里。与此同时，正如梅菲斯特所说，纸币的另一个优势在于，由于其票面价值完全不受材料价值的制约，因此它“非常便利，能使人心中有数，不需要论值，也不需要兑换”(《浮》：236)。当然，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纸币的票面价值并不能代表一个固定不变的交换价值，纸币在事实上也是需要“论值”的，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们在通货膨胀背景下谴责纸币之魔鬼性的原因之一。但是这种交换价值的变化性和不固定性并非纸币所独有，任何信用如果过多发放都会导致通货膨胀，引起信用符号的贬值。 事实上，歌德早已发现，贬值并不是纸币所独有的现象。在结束意大利之旅回到魏玛后，歌德曾受命研究税收和汇率的问题。由于市场通行的汇率与官方指定的纳税汇率不同，歌德需要研究是否允许公众用市场上最便宜的货币来纳税和偿还债务。当时魏玛所用的官方结算货币是法国塔勒(里弗尔)，但里弗尔自1792年就已停止铸造，因为法国革命政府引入了指券(Assignat)。歌德发现，革命前与革命后铸造的里弗尔品质(即铸币时的金属比例)并不完全一致，老版里弗尔的自身价值更高，品质更好。而且，就连较差的新版里弗尔也逐渐被过量发行的小面值硬币从市场流通中排挤出去。外国商人看重的是货币的“内在价值”，因此会选择更安全可靠的货币。(14)这个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表明，即使采用金属货币，也同样存在着货币贬值的可能。 然而这个发现并没有促使歌德进一步思考纸币与以往货币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认定信用是纸币的独有本质，而这一本质又隐含着被信用发放者滥用的风险(“无论这种纸信用有多少好处，但一经滥用，就有可能对公共和私有财产造成败坏。”(15))，因此歌德在《浮士德》中借梅菲斯特之口称纸币是“古尔登的纸幽灵”(《浮》：239)，实际上是将纸币与古尔登(一种金币)视为两种本质不同的事物，只有作为幽灵的纸币才是魔鬼性的，货真价实的古尔登则并非是魔鬼性的。然而在系统论社会学看来，货币的魔鬼性是由它的象征性一般化的特点决定的，魔鬼性和象征性“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甚至两者根本就是同一回事：“象征性一般化沟通媒介就是魔鬼性一般化沟通媒介”(《社》：177)。这就等于说，只要是货币，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魔鬼性，因此如果将反思的焦点对准“纸”这种物质形态或者货币的任何其他特定历史形态，都将是一种聚焦错误。货币形式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货币的象征性一般化沟通媒介的功能在技术的支持下一步一步挣脱具体物质条件的捆绑和限制的过程。随着电子技术的高度发展，纸作为货币的物质形态也将不再是必需的，电子货币、记账货币在更大程度上将货币的抽象象征性从物质形态中单独提取出来，就仿佛金属币上标明其价值的那个数量符号被从金属币上单独提取出来了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歌德对纸币的反对注定无效。交子在中国北宋时期的出现，纸币雏形在西班牙、荷兰、瑞典等地的分别出现，也都以历史事实表明，纸币制度绝非某个人或某一群人灵感忽现的发明，更不能被视为人本主义理性决策的结果，毋宁说它是以交往和沟通为基本形态的人类社会生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衍生物。 人们也许会反驳说，即便魔鬼性确实是任何货币形态都具有的内在属性，但通过不断发行货币而不断创造新价值这种现代强迫症却是人的理性和意志选择的结果，因此，只要人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理性和意志的局限性，悲剧式的结局就是应该也能够避免的。在《浮士德》最后，当浮士德被“忧愁”吹瞎了眼睛，人格化的忧愁对他说了一句：“人类一生一世总是盲目，浮士德，你的结局也是这样！”(《浮》：449)从人本主义批判的角度理解，浮士德的失明是人类整体失明的一个隐喻。宾斯万格在访谈中把浮士德喻为“最早的全球化企业家”，强调的就是浮士德永不餍足的追求与现代经济的增长强迫症之间的共同之处：由盲目性而导致的对自然界限和神性秩序的僭越。 浮士德是现代精神的典型形象，这种观点在《浮士德》解读中基本上是一个共识。分歧和差异仅仅在于，对于现代人来说，浮士德是一个应该学习的榜样，还是应该批判的对象？持批判观点的学者将浮士德永不餍足的个性与现代人的总体生存状态联系起来，认为现代人的心理秉性完全如浮士德一样，表现为无法停留在并满足于当下的瞬间。浮士德无法说出“停一停吧！你真美丽！”(《浮》：53)，因为这句话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死亡的信号”(16)，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这样一种心态如今已经内化为现代人的总体心理状态，现代人贬低和否定“此时此地”的价值：“在信息和媒介社会中，图像、声音、数据、新闻日益加速地更替变换，这种更替变换驱使着人们不断奔向下一个新的轰动事件。在迅疾的图像变换和与之相伴的匆促节奏中，意识已经不可能做出任何关注性、反思性的停留，没有任何一个瞬间能够逃脱对当下的永恒否定和对运动的狂热追求。”(“Fausts”：172)这样的类比准确地了抓住了浮士德的个性与现代性核心生存体验之间的共性，波德莱尔对于现代性的著名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17)放在浮士德身上和放在当代人身上似乎同样恰切。然而人们往往忽略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整体表现出来的躁动不安、永不停歇的状态与社会个体永不餍足的心理状态是一回事吗？如果个体愿意对某一瞬间说“停一停吧！你真美丽！”，社会整体是否就真的可以停下来呢？ 德国社会学家贡特·托伊布纳用经济生活中的两个实例表明，社会过程所展示的成瘾行为特征完全不受个人依赖性症状的影响： 约瑟夫·阿克曼并非瘾君子，而德意志银行倒是需要给予紧急的戒毒治疗。这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集体成瘾。对于阿兰·格林斯潘而言，这个发现令人瞠目：“信贷机构为保护股东权益的自利(行为)令我们这些亲眼目睹者感到难以置信地震惊。”他从来没有想到银行居然会不顾自身利益冒着高风险参与自我毁灭的“赌博”行为。理性机构如此非理性，无视自己的利益——这把格林斯潘带入了痛苦的现实：他奠基于理性选择的“整个知识大厦”“崩塌了”。(18) 阿克曼是货币问题专家，与宾斯万格一样，他对现代经济的增长强迫症也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这并未阻止他为德意志银行设定一个25%的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因为不这样做，德意志银行就面临着像某些中小银行那样在危机时从市场上消失的风险。(19)因此，“尽管面临持续自我毁灭的后果，那些独立于个人成瘾之外的众多沟通串联起来，并被纳入到强迫性操作活动中”(20)。阿克曼的例子表明，经济活动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制于参与者和重要决策者的个人理性和意愿，不是社会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社会沟通本身才真正表现出了浮士德的个性特点：无法停留在当下的瞬间。系统论社会学认为，象征性一般化沟通媒介的形成是功能分化的社会子系统分立出来的必要条件，就经济子系统而言，这个沟通媒介就是货币。“太初有钱”(21)，货币是整个经济系统的创生起点，而系统一旦生成，便通过沟通媒介进行自我指涉式的自我生产。沟通是系统自创生的最基本单位，它是一种系统封闭式的自生成操作。在经济系统中它表现为总是借助于构成经济的那些要素再生产出构成经济的要素，用钱来生钱，用支付再生出支付，并且永不终止(无法停留在当下瞬间)(《社》：35-39)。在心理系统和社会观念系统中，则表现为用思想来再产生思想，用观念来再产生观念。但无论是哪种沟通，都不能离开自身所在的系统。(22)经济活动决策者的个人愿望和观念是在心理系统和社会话语内生成的，原则上并不能被合目的地贯彻和落实到经济系统的决策中，因为经济系统的决策只遵循经济系统内部的意义规则。这种自我指涉的封闭性自创生的特点，决定了系统结构的不可逆转性，(《社》：294)因为它不是人的意志和理性的结果，而是系统自身的内部决策。作为经济系统的环境，人的主观意愿、观念和思想所做出的任何一项旨在改变系统前进方向的决策，是否能被系统所接纳，都要视乎它是否恰好耦合了系统本身在特定阶段的演化需求。 按照这种理解，对于现代经济生活的整体盲目性，人类个体其实是颇为无辜的。在社会系统高度分化和高度自治的阶段，个人的理性和意志很难对系统整体的前进方向和前进速度进行有效的人为控制。对于这个令人“震惊”和迷惑的现象，或许我们得再次借用魔鬼性这个概念寻求一些理解。如果说对于货币来说，魔鬼性就是象征性一般化，那么对于社会整体来说，魔鬼性又是什么呢？ 《浮士德》中梅菲斯特初见浮士德，就介绍自己是“那种力的一部分，常想作恶，反而常将好事做成”，当浮士德表示不理解这句话时，梅菲斯特又说：“我是常在否定的精灵！这自有道理，因为生成的一切，总归都要归于毁灭。”(《浮》：40)在以人本主义批判为指向的解读中，这段话表明梅菲斯特正是“现代性的驱动力”，亦即“对当下的否定”(“Fausts”：169)。由于浮士德是在与梅菲斯特订约之后才获得了超出一般凡人局限、体验各种不同的人类经验的能力和可能性，因此浮士德和梅菲斯特被认为是“同一个现代人的两面”，正是浮士德身上的梅菲斯特这一面让他陷入永不停歇地“消费现实、耗用世界”(“Fausts”：173)的强迫症之中。 本文不反对将梅菲斯特理解为“现代性的驱动力”，在作品中，梅菲斯特表现得总是超前于时代，比如他用纸币替代实物的黄金，帮助浮士德围海造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梅菲斯特是人格化的资本主义进程本身。但是当梅菲斯特随后又说“我是黑暗的一部分，光本来生于黑暗”(《浮》：41)的时候，这位一向被视为恶之化身的魔鬼就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负面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进程了，因为他的性质似乎与世界的创生具有某种联系。在卢曼看来，魔鬼代表着差异的引入，而差异的引入是世界得以呈现的最初操作： 在宗教宇宙观中，魔鬼的职能就是把道德差异引入世界。看着上帝，魔鬼不可能有努力成为上帝主人的想法，因为这就意味着想要比至善更善，想要比一更一。自然的理性会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留给他的只能是把一种差异引入世界，自己躲在界线后面。但是由于一已经是善，差异只能作为恶而存在。可怜的魔鬼，在观察上帝中他不得不成为恶的。面对可持续的正面，想要确立一个观察位置，想要确立一种反思值的执光者，不得不把这种反思值在与正面相联系中，从反面，也就是作为恶的原则来表述。否则他还能如何把光带入世界呢？(《社》：182-18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