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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缺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从财政收支的角度说，支出状况的不合理和收入状况的不合理都有可能导致财政赤字。《浮士德》中并未直接说明国家缺钱的原因，但在作品的描写中，债务危机是与全国从上至下普遍存在的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皇帝本人不思朝政、只顾寻欢作乐的态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缺钱的原因是皇帝及贵族大臣们的奢侈无度和挥霍浪费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赤字的原因在这里无形中被划归到了支出这个变量的不合理性上。因此，当皇帝要求梅菲斯特“去弄出钱来”时，一方面暗示了造钱动机的道德不正当，另一方面则将此背景下的造币计划暗示为一种错误的经济措施。诚然，梅菲斯特在这一场中并未直接提出纸币的方案，但是他建议皇帝去挖掘深埋地下的“无主金银”(《浮》：192)，就已经被大臣们认为是“不正当”的、“违背神意”的(《浮》：189)。作品给人的印象是，造币计划是奢侈无度的昏庸皇帝与巧舌如簧的魔鬼一拍即合的产物，他们对造成债务危机的真正原因(奢侈浪费)不闻不问，试图通过不劳而获、凭空而来的无主之财来填补国库的亏空。 将纸币呈现为恶之产物的第二步是对纸币产生的具体方式和过程的描写。在文本的描述中，纸币是双重欺骗的产物：皇帝的签名是梅菲斯特在化装舞会上以欺骗手段获得的，皇帝事后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签了名。而这一欺骗之所以能够被最终贯彻(皇帝在知晓事情真相之后仍然认可了这一签名的效力)，又借助了另一重欺骗，那就是梅菲斯特巧舌如簧的鼓动和诱导。没有人能证明纸币票面上所宣称的“帝国所藏之无数财宝”的真实性，担保物本身可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一定真能挖掘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纸币成了我们今日所说的空头支票，它的实际可兑换性接近于零。这样一来，纸币完全成为某种不能兑现的想象中的价值的许诺，它所宣称的整个价值大厦只是一座空中楼阁。但是梅菲斯特的鼓动却让皇帝以及后来的民众相信了这种许诺，使纸币得以作为一个单纯的“符号”(《浮》：234)在民间代替金币流通、抵充军饷和官俸。 最后，纸币之恶还表现在它的社会效果上，那就是它的不劳而获性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的劣根性。梅菲斯特印制并发行纸币之后，百姓欢呼雀跃，“现洋流进酒楼、肉店、面包铺，世人有半数好像只贪口腹，而另外一半却讲究时髦的新衣”(《浮》：235)。魔鬼激发和利用了人类的贪欲，而人类的贪欲反过来又助长了巫术的魔力。正是因为人的贪欲，纸币的传播才能“比花言巧语速度更快”；也是因为贪欲，人们忘记了要对纸币的真实价值采取警醒的态度，只顾纵情于眼前的挥霍狂欢而全然不知虚幻财富终将幻灭的危险。 对纸币的怀疑和批评其实自纸币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但歌德在《浮士德》中所作的赋形却为这种怀疑态度提供了一种简便的表达公式。宾斯万格在阐述他的货币改革主张时，就援引《浮士德》的纸币情节，认为现代货币经济是古代炼金术在现代的延续，纸币的生产就是一种巫术：“巫术的典型特点是，某种东西可以毫不费力、无需投入地产生，而且是极快地无限地产生。想想魔术师吧，他手一翻，就从袖子里扯出无穷无尽的手绢来。现代经济不再是用铅炼制黄金，而是用纸来变钱。”⑤2010年，在接受《南德意志报》的采访时，宾斯万格再次援引《浮士德》，指出纸币由于完全脱离了材料的限制而可以“在印钞机里被无限额地印制出来”，并以此批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央行大量发行货币的情况：“美联储正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向经济中注入货币。其他国家的水龙头也已经拧开……这个世界上的钱太多了。”⑥ 虽然采用“巫术”一词依据的是浮士德在民间传说中的炼金术士身份，但在《浮士德》的纸币场景中，运用这一巫术的并不是浮士德而是梅菲斯特，因此宾斯万格在一篇早期文章中曾把纸币的出现称为“浮士德&梅菲斯特联合公司”的作品。⑦在此，炼金术与魔鬼的法术成为某种程度的同义词，两者共同指向纸币的欺骗性和虚幻性。尽管宾斯万格同时也指出，新发货币并不一定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因为一旦被用于投资它就可以被转换成价值创造(“浮士德将这笔钱用于围海造田，使经济获得了腾飞”⑧)。但问题在于，正是由于具有创造新价值的能力，发行和创造货币成为现代经济追求持续增长的永不停转的发动机，而这种由纸币发行的无限性所导致的对经济无限增长的追求正如浮士德对于无限知识的渴望一样，最终必然招致失败。在这个意义上，宾斯万格称浮士德是“最早的全球化企业家”，并为此呼吁现代经济要“向节制前进”⑨。 宾斯万格的谈话传达了一种印象，那就是，由于发行纸币具有不受材料限制的特点，因此纸币这种“魔鬼的发明”是导致现代社会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然而问题真的在纸币上吗？ 在援引《浮士德》来批评现代货币经济弊端时，包括宾斯万格在内的阐释者们往往通过强调歌德本人的经济学家身份⑩和他对纸币的反对态度来佐证《浮士德》的纸币赋形的知识有效性。歌德认为纸币的实质是一种信用，它是精神性的而非物质性的，而“一切精神性事物，一旦为现实所需要，便会最终耗尽现实和它自身。正如信用(纸币)耗尽了银币和它自身”(11)。19世纪初期，魏玛公爵曾几度考虑引进纸币制度，都遭到作为枢密顾问的歌德的坚决反对。直到歌德去世后多年，魏玛才开始启用纸币。那么，应该如何把歌德对纸币的反对态度与纸币制度在魏玛的最终实行联系起来看待呢？从历史角度看，纸币制度是否是一项可以拒绝或撤销的人为“发明”？它表现出来的风险性和问题性是它独有的吗？ 关于货币起源的一项考古学重构表明，最初发明铸块金属的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流通，而是为了在大家庭中进行分配。将某种金属铸造成统一大小分配给家庭成员，是为了标记他们各自拥有的家庭财产份额。(12)换句话说，铸块金属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象征出现的，它不必然与商品交换活动相结合，也不必然与某种特定的金属材料相结合，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沟通媒介。按照社会学家卢曼的看法，这种沟通媒介之所以最终进入商品交换领域，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真正的货币，是一种“没有任何系统计划的偶然巧合”(《社》：161)。按照这一思路，内存于货币之中的最根本、最必然的特点不是它的外在形态，而是它的抽象功能：为社会沟通提供一种象征性的中介。由于象征性所采取的各种外在形式都是非必然的，因此从理论上说，任何东西都可以充当货币。在历史上，牲畜、盐、贝壳、珍稀鸟类羽毛、宝石、沙金、石头甚至椰子等多种物品都曾经作为货币使用过，从这个意义上说，用纸来作为货币并非一种特别疯狂的发明，一旦为人们所接受，它就可以很好地履行货币的功能。因此，是“接受”而不是“发明”，才是导致货币的历史形式发生变化的关键：“只有对一种沟通的接受与拒绝的区分(而不是‘发明’本身)才能解释为何一种历史性的分叉能够由此开始。”(《社》：161)“接受”对于特定货币制度的实行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揭示了一切货币的本质都是信用(13)，歌德之所以将信用视为纸币的独有本质，只是因为纸币的抽象性和象征性更加脱离了物质形态，因而使得信用的本质得到更清楚的显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