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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争与殖民批判：大连都市空间中的日本侦探小说 如上所述，曾经生活在大连的日本侦探小说家并不少，而且，在他们的侦探小说中，有很多还是以大连为舞台创作的。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大庭武年的《十三号室杀人》、《赛马会前夜》、《白杨山庄事件》、《小盗儿市场杀人》；鲇川哲也的《佩德洛夫事件》；石泽英太郎的《烟囱》；加纳一郎的《破裂的旅程》、《黄海大逃亡》、《特快“亚细亚”号杀人行》；宫野丛子的《满洲家书》等。 鲇川哲也的《佩德洛夫事件》虽然在1950年发表，但是，最初创作于1943年，正是日本太平洋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在这样的战争背景下，生活在中国东北大连的鲇川哲也亲眼目睹了战争色彩浓烈的“伪满洲国”现状，作者在《佩德洛夫事件》中，通过刑警鬼贯的眼睛，借用鬼贯的语言，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战争的质疑和批判： 侧耳倾听，仿佛能听到隆隆的炮声。炒爆豆似的机关枪声来自俄罗斯一侧。到处弥漫着硝烟的气息、血腥的气味。日本兵嗷嗷的叫声和俄罗斯兵呜啦的喊声交错呼应。…… 炮弹炸开了，掀起一丈多高的沙尘。到处蠕动着负伤的士兵。当一阵炮声响过之后，他们永远地沉默了。 血腥之风掠过鬼贯的鼻尖。这是残酷的战争造成的悲哀的牺牲者们的鲜血。 (鲇川哲也，1996：105) 虽然小说描述的是1904年日俄战争的情景，但是，鲇川哲也创作这部小说时正是日本侵华战争陷入泥潭化，太平洋战争节节败退，连日本的学生都必须穿上戎装，随时准备出征奔赴战场的时代。年轻的鲇川哲也也是因为学生兵的训练过于严酷而患上了胸膜炎，从日本的学校回到大连，在家休养时开始着手创作《佩德洛夫事件》的。那么，在这种战争背景下，在小说中直言不讳地发表对战争的批判，他的勇气和胆量令人佩服。因为当时在日本的国内，正是采用严酷的手段镇压反战思想的时候，很多曾经反战的文人最终不得不公开宣布转向，或者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在文学界，就连一直被认为是大众文学的侦探小说也被禁止出版发行了。因此，像鲇川哲也公然批判战争的言论，如果是在日本的本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应该看到，或许正因为鲇川哲也没有生活在日本的本土，而是生活在开放的国际性殖民地都市大连才会有这种想法和胆量吧。笠井杰对此进行了如下评述： 在本国，侦探小说被禁是1930年代后半的时候。大概殖民地的满洲属情报局言论统治框架外的地方。呼吸着作为“文明”殖民地之“先进的满洲”的空气而培育起来的青年，读着横沟正史的历史破案小说和木木高太郎的科学小说，肯定会觉得这些太落后于二十世纪的侦探小说了，于是动笔自己写，想想这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笠井杰，1996：113) 正如笠井杰所说，鲇川哲也是生活在日本情报局言论控制范围之外——到处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国际化港口、殖民地都市空间中——的年青文学者，这里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文化娱乐上，乃至于在交通设施、行政管理等等很多方面远远超过了日本的本土，作为“一等国民”的日本人过着怡然自得、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些为在这里孕育起来的作家、诗人们提供了良好的创作环境，从而使他们创作的作品多带有自由主义的风格，于是当时很多人都称大连的这些文学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由主义的大连思想体系”。这与胸中充满着“建国精神”、“协和理念”，聚集在“新京”(长春)的“日本浪漫派”作家们形成鲜明的对比。文学评论家川村湊(1998：72-73)在评价大连的日本作家作品特点时曾说：“大多数作品表面上歌颂‘五族协和’的同时，却揭示了‘五族’阶层的差别状况和民族心理的葛藤。……隐隐地批评了那些口号的虚妄。”或许鲇川哲也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大连思想体系”的熏陶，能够比较自由地直抒胸臆，得以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批判吧。 石泽英太郎的侦探小说《烟囱》发表于1963年，是入选《宝石》“新人二十五人作品选”的佳作。石泽在大连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幼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他是殖民地都市大连由兴盛走向衰亡的亲历者，亲眼目睹了摩登大连的繁盛与浮华，也体验到了日本失败后到返迁回国前的辛酸与磨难。然而这些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和历练或许恰恰变成了石泽宝贵的人生财富，使之不断地积淀和酝酿，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小说创作。针对这一点，评论家桥本雄一(1999：54)曾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殖民地生活体验对石泽创作的影响。他说：“他始终凝视困苦生活中挣扎和陷入人生窘地的人们的那双眼睛，总是清澈而敏锐。非要说的话，培育这双眼睛的是在近代日本殖民地中的实体验。” 《烟囱》虽然不是石泽英太郎的处女作，但却是以大连为背景，融入了自身真实的生活和返迁的痛苦体验而创作的第一部作品。除此之外还有一部涉及中国东北的、于1966年发表的《凤尾草之行》。从那以后，石泽再没写过有关中国东北或大连的作品。直到晚年石泽患抑郁症自杀前才开始了有关他的出生地和成长地大连的创作，最终汇集而成《别了，大连》，并在他去世后出版。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烟囱》是石泽唯一一部以大连为舞台，特别是以日本失败后，俄罗斯人进驻大连，在这个极为特殊的时代，生活在大连的中国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和感情纠葛为题材的侦探小说。由此可见这部小说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故事描写的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一直生活在殖民地都市大连，还没有返迁回国的日本人，与当地的中国人和派军队驻扎在这里的俄罗斯人，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大连电力公司，共同工作的这一时期发生的日本姑娘美佐子失踪事件。《烟囱》虽然以破解密室中“人间蒸发”的侦探小说形式为依托，但却是以日本战败后的原“日本殖民地”大连为舞台，以“故乡”丧失和身份认同为主题的现实主义小说。小说中的美佐子和作者石泽英太郎一样，同样是出生于大连，生长于大连的日本人，在日本战败后，日本人即将返迁回国的时刻，失去父母的孤儿美佐子对自己的未来无从选择，最终摆脱不掉“故乡”丧失的命运和身份认同的痛苦折磨，在无奈和哀怨中自杀。出生在中国、在中国度过了人生宝贵的青少年时代的二代日本殖民地人都会有和美佐子一样的心态，作家城岛国弘曾就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的身份认同问题阐述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说： 对返迁者来说，在满洲生活的前半生，或许是应该有所补偿的真空吧，不管怎样他们有了个度过后半生的故乡。但是无论我们住在哪里，我们的魂魄并没有在那里，因此永远都是放浪的异邦人。世界史无论怎样凭借只言片语的正义对这种行迹始末加以注解，但是永远涂抹不了扎根于我们内心的地图，这是连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城岛国弘，1986：序言) 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最终以失败告终，然而却遗留下了一大堆不可回避的历史问题，而这些必须由被他们抛弃的曾在殖民地生活过的日本遗民承担与抉择，这是多么残酷而又无法摆脱的现实。显而易见，在美佐子心中，大连并不是异邦之都，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而日本只不过是冠以“祖国”名称的陌生之地罢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呢？“故乡”应该是难以割断的生命的“根”，是精神得以寻求归宿的“魂”。对在大连这块土地上养育起来的大部分日本人来说，大连才是自己难以隔断的“根”，大连才是精神能够得到慰籍的“魂”，大连才是自己内心中真正的“故乡”。然而，如果不返迁回日本，难道能在大连永久生活吗？大连虽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可这里终究是中国的土地，是日本人靠侵略的手段掠夺霸占而来的土地，这里一开始就不属于日本人，又何来“故乡”而言？ 石泽英太郎把曾为殖民地生活的日本人的“故乡”丧失与身份认同的纠结与痛苦，把对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带给日本民众的沉痛创伤都通过《烟囱》这部侦探小说倾诉和表达出来。或许是由于这种伤痛太深，或许这种莫名的“空虚”和“孤独”过于沉重，致使石泽不愿也不敢再触及心中的那道伤痕。即便在战败后的日本以“满洲”为题材的严肃小说和电影盛行一时的时代，石泽自从创作初期写过《烟囱》和涉及“满洲”的《凤尾草之行》之外，就再也没有写过一篇这方面的小说。直到石泽的晚年，一直沉默的大连，一直沉默的“满洲”，才如决堤的洪水一般倾注而成《别了，大连》的小说集。然而，就像小说集的名字那样，石泽在与大连诀别的同时，也与自己的生命做了诀别，这是对日本的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最有力的批判。 应当看到，日本许多侦探小说家都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成长起来的，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侦探小说家还都曾长期生活在大连，这些侦探小说家作品中的异国情调和大陆风情来源于中国大陆风土，他们的创作灵感和丰富的想象力离不开殖民地大连都市文化空间的培养，这些都潜移默化地融汇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当中，使之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在日本昭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数量有限，但殖民地大连都市空间中生成的夹杂着现代性和殖民性双重属性的日本侦探小说有了一些对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批判内容，它让我们看到，大连都市空间中的日本侦探小说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只是单纯为娱乐和消遣的不入流的大众读物，它是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像大庭武年的《小盗儿市场杀人》揭示了看似“摩登”、“繁盛”的殖民地都市大连浮华背后的真面目；鲇川哲也的《佩德洛夫事件》则直言不讳地批判了战争的罪恶；石泽英太郎的《烟囱》倾诉了日本遗民“故乡”丧失和身份认同的悲哀与痛苦，间接地批判了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罪恶。当我们把视角聚焦在“殖民地大连都市空间与日本的侦探小说”的关系时，很多未曾注意到的事情变得清晰明了，中国大连这座都市与日本昭和文学的必然联系和在日本昭和文学史上的作用便会鲜明地凸显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