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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在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关照下，中日两国的青年作家聚首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使两国的作家和学者都看到了推动中日文学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四年后（2010年9月2日至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国际饭店举办了“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两国青年作家再度会面，围绕“全球化中的文学”和“越境与文学”两个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发言，并得到了在场的评论家和学者们的热烈呼应。 在研讨会举办的间歇，会议主办方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青年学者黄怡婷（以下简称“黄”）对与会的法政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川村凑和北京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进行了专访。他们针对现阶段中日青年作家的总体创作现状、中青年作家之间的代际传承、网络文学等问题分别作了提纲挈领的总结性回答。以下为文字实录： 日本青年作家代表团资深代表 法政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 川村凑（以下简称“川村”） 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资深代表 北京大学教授 文学评论家 陈晓明（以下简称“陈”） 黄：开幕式上宣读了大江先生的贺信，大江先生在贺信中对中国作家莫言、铁凝和阎连科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中日两国青年作家充满期待之情，我想知道您对中日青年作家创作状况有什么样的印象？ 川村：在本次2010年的中日青年作家会议中，我对于中日双方的年轻作家也有着很多期待。首先，我希望能够利用两国间的这种交流活动开拓作家们在写作方面的思路，开阔他们的视野。其次，这一届的人选也比上一届更为年轻。从参加过上一届会议的中村文则、山崎纳奥可乐、西加奈子开始，到这一届会议的其他青年作家代表，他们在日本都曾获得文学奖项。所以对于参与交流的日本青年作家来说，这是可以引以为傲的，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交流看到中国青年作家的不同认知。 另外，我本人对大江先生在贺信中所谈到的内容和他对这次会议的支持与关注感到非常惊喜。他对中国的青年作家了解还不太多，但为了这次会议，他付出了很多。他为青年作家的成长所作的努力更是让人敬佩。而且，他还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把中国的作家介绍到日本，更希望自己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认识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们。 陈：这次会的开幕式上宣读了大江先生的贺信，那天晚上，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大江先生对中国文学怀有那么深厚的感情，那么真挚诚恳，他的贺信长达八页，远远超出了礼节性所需要的篇幅，那几乎是他内心一腔赤诚的尽情表达。大江先生对中国文学的这种感情和信任，对中国作家的尊重和鼓励，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国内不少做中国文学研究的人所应该思考的。这种对文学的认真和虔诚的态度，是中国现在那些扯着嗓子骂中国文学的人所最为欠缺的。 这次对话会，我读了一部分日本青年作家的作品，也听了他们的发言。我感觉到中日青年作家还是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比如他们对文学都有很严肃的态度，至少参加会议的这些青年作家是如此。现在的作家都受过较好的文学训练，都是在世界现代文学的氛围里来展开自己的创作，对当代全球化的现实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对各自文化的处境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他们之间更有差异，差异当然很多，这里我只谈两点，其一，体现在对自身艺术传统的态度上。日本作家与自身的传统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了解和关心他们前辈的创作状况，他们要在前辈作家的基础上，去超越他们，知道文学创作的前提出发点是什么地方，因此，他们的出发与前辈作家构成很内在的对话。但中国青年作家却看不清楚这样的对话关系，他们前面的作家，近的说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这一批作家，远一点则是莫言、张炜、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我觉得青年作家与他们的关系不大，中国青年好像是从当代的文化，从当代的消费社会中冒出来的，而不是从文学传统中出来的。 其二，是日本作家很有意识地追求自己的艺术风格，自己的小说艺术用力的地方，他们在这一点上很明确。不管是写女性的独特经验，还是写底层人的故事，都可以看出他们的用力很有自己的方位感。这方面中国的青年作家当然也有自己的艺术追求，但有点按自己的写作惯性，而不是如何在较高的艺术要求上去突破自己，去挑战自己。日本青年作家写出的东西，可以说有鲜明的个性风格，这种风格又是在文学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有文学史的质感，如现代主义特征或后现代特征很突出。中国的青年作家现在已经不太敢在艺术观念和艺术表现方法以及主题方面做出激进的挑战。 黄：本次会议邀请了两代作家与会，您觉得中、青年两代作家之间有什么样的传承？他们在创作主题、手法、与读者的关系等方面有什么不同之处？这对文学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川村：这是一个为中日两方的青年作家而举办的会议，我和茅野裕城子女士等代表主要并不是以作家或学者的身份来参加这个会议的，而是扮演了在背后支持的辅助者角色。 谈到年轻作家们的手法，坦诚地说，我认为现在的青年作家几乎没有和前辈作家（中老年作家）进行交流，他们对社会的认知也相当有限。 说到日本两代作家之间的“传承”，我认为青年作家的写作主要是基于他们自己“一个人”的想法和思路来进行创作，这也是他们这一代青年作家所强调和维护的主流观念。 所以，这次日本的青年作家们能得到这样一个参与国际会议的机会，来与中国的年轻作家们进行交流，并且互相吸取各自的创作优点，对他们扩展自己的视野，弥补他们在社会融合性方面的欠缺是非常难得的。我这个老人家也很期待这些年轻人的新体验与新改变。 陈：我在前面讲述的一个问题，已经涉猎了这一话题，这里再做一些补充。 我感觉，如前所述，日本中青两代作家的传承更紧密些，中国两代作家传承要松散得多。例如，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次来访的日本青年作家，都获得过以前辈作家命名的奖项。在日本，以知名作家命名某种奖项，这也是对作家经典化的一种手段。我们则是一定要作家当了什么官后，或者举世公认，才有可能以此命名。在中国，只有官位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单个作家，要靠艺术成就和才能来建立较高的地位，则显得相当困难。文学代际经验的传承，经典化和权威性的建构，其实也是受到这样的社会权力思维的影响。这次来了较多的日本青年女作家，她们写女性经验显得很激进锐利，有些对女性心理刻画很细腻，这是日本文学的传统。她们的女性主义特征很鲜明。我们也有不少的青年女作家与会，如张悦然、崔曼莉、春树等，她们更关心人性普遍性问题，社会心理等。因为中国的文化和审查制度，她们确实无法探讨那些更为极端的女性问题。日本作家关注病态的个体人生；中国青年作家关注更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徐则臣、李浩、葛亮等。 中国中年一辈作家，如莫言、阎连科、麦家等人，创作风格倒是十分富有探索性，莫言近期的《生死疲劳》和《蛙》，阎连科的《受活》、《风雅颂》、麦家的《暗算》、《风声》、《风语》，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都很强调艺术表现手法和形式。青年作家们倒是不一定投入很多热情在表现手法上。张悦然的《誓鸟》有比较强烈的探索手法的愿望，其他的作家，比较考虑表现的现实主题。但中国的文学现在似乎青年作家离潮流近些，反倒较多考虑读者接受问题。而中年的作家——我说的当然是少数突出的作家，更多考虑自己的独特艺术手法。人到中年，反倒更为自由洒脱，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五十知天命，就是自己的开始，没有什么好顾忌了。 黄：我知道日本著名女作家、芥川文学奖评选委员川上弘美最初就是在网络上崭露头角的，还有其他一些日本青年作家也是如此，这种现象在中国也不例外，比如参加这次会议的安妮宝贝和崔曼莉都是通过网络而走向文坛的。我想知道，您如何看待现在很多年轻作家通过网络文学创作为广大读者所认识？更具体地说，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 川村：日本目前还没有作家是从网络写作开始而走上专业创作道路的。准确地说，日本的川上弘美也是先成为作家，然后才开始在自己的博客里进行写作。而在普通大众这一层次，在日本虽然有人在网上进行创作、投稿，但还没有达到专业作家写作的程度。至于将来的趋势，我想日本文坛会陆陆续续出现网络小说，但它应该很难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 陈：我以为网终文学是未来发展中最有活力的一个主流，或者说是一个平台。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学中坚力量从这个平台走出来。但有一点可能要指出来，中国的网络文学目前太注重商业利益，把写作当作一门技艺，一门吸引眼球和浏览量的消费行为。娱乐至死弥漫在网络文学中，这当然无可厚非。但网络文学如何给激进的、在文学传统中的爆破和穿越的写作提供足够的空间，这是一个极其必要的问题。中国人太功利，太势利，如果没有一点空间留下，网络文学虽然很热闹，但未必会产生出多少有品质的文学作品。当然，我也相信，或者经历过这种热闹，会有的激进的、挑战性的文学创作在中国网络文学中生长。 黄：从日本作家中村文则和山崎纳奥可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中国一些年轻作家也比较关注社会问题，如徐则臣、李浩等。我想进一步了解的是，在日本，当下年轻作家的文学创作对社会现实问题是否敏感？他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何特点？ 川村：这次来访的日本青年作家中，中村文则在关注社会问题这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其实日本的年轻作家们多多少少都在描写种种社会问题，他们在写作时，也常常是从观察社会问题的某个特定角度切入来阐述自己解脱的方式。而且，他们也用这种方式来与社会接触，比如绵矢梨沙的《任意地哆嗦吧》就是描写公司一个非常普通的女职员如何从事一份平淡无奇的工作，从而以一个极其不起眼的视角介入书写，用对社会现状最逼真的描写，而非带有主观意志的批判，来点出这个社会中不同层面的问题。其他的年轻作者也是用相似的手法来进行写作。他们和中国青年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作家往往着眼于怎样向社会表达自我，而日本作家则专注于怎样将自我融入到社会中并寻找解脱之道。 陈：日本年青作家的社会问题，始终是个人化的，例如，中村文则的《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写的一个囚犯，但他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社会问题。村田沙耶香对女性经验的极端而细腻的表现，都可看到她对个别生命的关注。而且他们的写作并不指向社会普遍性；我们只有当某种现象和问题，具有普遍性，或者具有展开为普遍性，写作才有意义，这是非常有害的。中国的文学对社会问题表现不是回到个体生命存在的特殊事实中，这是我们文学的很难在对人性揭示的深刻性方面有所作为的障碍。把某种生命状态到极端，写透，而不是关注这个问题如何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我们社会受普遍性思维影响太深，这对文学不利。艺术应该是特殊性的思维，个体生命存在的问题，就有全部意义，这才有文学和艺术的诞生。 （注：作者对川村凑教授的采访和谈话整理是在日方事务专员、留日青年学者谭明珠博士的翻译帮助下共同完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