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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实质 ——评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和新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1912年弗里德曼出生在纽约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21岁芝加哥大学硕士毕业后，主要在政府和大学工作。弗里德曼辅佐过新政，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顾问，在大学任教或参与研究小组，曾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4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到芝加哥大学从教，用近30年时间打造出西方经济学的知名流派——芝加哥学派。由此，芝加哥大学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而弗里德曼成为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在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88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弗里德曼辩才极佳。加里·贝克尔认为，弗里德曼可能是全球最为人认识的经济学家，他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 弗里德曼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货币、消费和自由市场经济三大理论领域，代表性主要著作有：《对货币数量论的研究》《消费函数理论》《资本主义与自由》《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等。比较有趣的是，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理由是其在消费分析、货币理论领域的贡献，但他被世人最为熟知的则是其“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他曾以一支铅笔说明自由市场原理的片段，广为传颂，至今依然在网络上可见其踪影。 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是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经典之作，以此奠定了他的新自由主义“先锋”地位。此书首版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当时美国仍未脱离“大萧条”的阴影，因推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导致政府开支急剧增长。弗里德曼在书中极力反对这些现象，并且指出经济的中央集权必然导致个人和政治自由的毁灭。所以，《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主题只有一个：捍卫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 用弗里德曼自己的话说，本书的主要论点为，竞争的资本主义——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生作用和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的部分经济活动——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也是政府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本书的次要观点是：政府在致力于自由和主要依赖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中应起的作用。但是，本书的内容有三个方面值得引起注意： 首先是反对政府干预。针对凯恩斯提出的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政府必须加大干预，扩大政府开支的理论，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干预是错误的，正是政府干预导致经济波动。“经济萧条像大多数其他严重失业一样，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造成，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而且政府干预影响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直接或者间接成为垄断的重要来源。他甚至错误地认为，政府干预会扼杀个人行动的多样化和差异化。“哥伦布不是响应议会大多数的指令才出发去寻找通向中国的道路”“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莎士比亚、爱迪生、南丁格尔……他们的成就是个人天才的产物，没有一个是出自响应政府的指令。” 其次是鼓吹完全市场化。弗里德曼崇尚和迷信市场的程度，只有哈耶克可以同他比肩，他们都是斯密的忠实信徒。弗里德曼相信，自由是人类进步的动力，而市场机制提供了自由尽善尽美发挥的基础。即使是市场存在缺陷，这种缺陷也比政府干预带来的危害小。对此，有人批评说，弗里德曼是个天才，但是这个天才“错的离谱”。 第三是美化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制度会造成更大范围的不均等，只是一个推论，并且经常被错误解释。相反，“资本主义比其他制度造成更少程度的不均等，而资本主义发展还大大减少不均等的范围。国家愈加资本主义化，在任何意义上的不均等看来是越少，英国少于法国、美国少于英国。”事实上，恰恰是弗里德曼自己在进行错误的逻辑推导，因为他把资本主义实现中的不均等简单地归因于市场不完全性，进而把这种市场的不完全性说成是政府行动所造成。 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相信政府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年代，弗里德曼充当的只是“反面角色”。因此，《资本主义与自由》首版时，并没有太多的人欣赏弗里德曼的观点。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名义将新自由主义推上英美两国主流经济学的宝座，弗里德曼才再次“名声大噪”，其新自由主义理论才引起关注。随着后来的“华盛顿共识”的出笼，西方国家企图用新自由主义理论发起改造全世界的“十字军远征”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基于此，福山甚至宣称这将是“历史的终结”。 现在回头看，正是由于推崇新自由主义，拉美经历了“失去的10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非洲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美国遭遇次贷危机，欧洲至今仍未完全摆脱债务危机的影响。俄罗斯更是对推行新自由主义有着“刻骨铭心”的教训和体会。时至今日，很多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俄罗斯人仍对这种西式经济理论心有余悸。由此可以清晰地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不断超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教条，用事实改写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屡屡误判，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今天来看，中国经济的奇迹和成功，应归功于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坚持政府与市场的两点论、辩证法，以及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而不是简单地推行市场化，更不是西方化，中国改革与发展自始至终抵制着“华盛顿共识”的“正统经验”，寻求适合本国的发展路径。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颠覆和重构，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对此，弗里德曼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曾发出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将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 现在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已经名声扫地，但在国内，新自由主义思潮并未偃旗息鼓，还在企图占领理论阵地，甚至力图影响中国改革与发展。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以各种说辞和概念出现，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甚至混乱不堪。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理论、社会思潮和政策主张的混合体，带有更大的理论欺骗性和社会影响力。我们要高度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而且更要特别注意防止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