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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serr，也译为秘密、隐秘）是苏非神秘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引领信徒踏上认识真主之道的那种精髓。在《黑书》中，“谜”被侯鲁非信徒诠释为一个文化的“中心”，“若一个文化失去了‘谜’的概念，便丧失了它的中心”，“这个文化的思想也就失去了平衡”。（329页）侯鲁非教派在度过17世纪的黄金年代之后，由于遭受镇压，一夕之间从地面消失，其信奉的文字之谜随之失落，人们再也读不出自己脸孔上的文字与意义，“从此以后，我们的脸孔变成空白一片，再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从中读出什么，我们的眉毛、眼睛、鼻子、目光和表情只剩下空洞，我们的脸不再具有意义。”（330页）前面讲到，侯鲁非教派文字之谜的核心即是人的脸孔勾画出真主安拉的名字，让人认识并觉悟到“我即真主”。在这一命题中蕴含着“真主”是“我”的另一个“自我”这一概念，正如《黑书》所言：“世界之所以如此神秘，是因为一个人的身体里躲藏着第二个人，两个人就像双胞胎一样共同生活着。”（364页）脸孔失去了意义，意味着一个人的“自我”失落。失去了谜之概念（文化中心）、失去了“自我”的土耳其人失去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卑躬屈膝，再也无法“做自己”，被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凤凰”般的目标吸引着，一步一步地、不可避免地最终陷入“做他人”的命运，就如同卡利普，因为失去了如梦而不由自主地踏上“做耶拉”的命运。由此，卡利普个人的角色追求，借由侯鲁非教派的兴衰这一中介，与土耳其整个民族在现代国际环境中的角色追求交织在一起，成为《黑书》的核心线索。 在追寻之旅初期阶段的耶拉看来，失去了“文化中心”、失去了“自我”的民族，“做他人”是其重新获得幸福的必由之路。因此，当班迪师傅的儿子向耶拉诉说，土耳其人日常生活中的纯正姿势因西方电影的侵袭而改变，其父亲为此痛心疾首之时，耶拉却认为，这些不文明的姿势，“这些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各种动作，事实上是对我们的惩罚，斥责我们坚持要做自己。”（67页）在耶拉看来，一成不变、不求更新的姿势必遭漠视，难逃其被肢解的命运。这里，被肢解的模特儿影射了奥斯曼帝国崩溃时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命运。耶拉的专栏文章“阿拉丁的店”既写出了店中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很多物品都无情消失的事实，也对土耳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粗制滥造的国货和人们的盲从心理，以及低下的国民素质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在耶拉看来，这样的国民素质也需通过“做他人”的卡夫山之旅才能实现脱胎换骨的目的。当班迪师傅的儿子告诉耶拉，其父亲坚信“总有一天幸福会降临，人类将不会再模仿别人”之时，耶拉心中想的却是：“这群假人必定也和我一样，渴望能快点逃离这座满是灰尘的死寂地窖，探出地表透气，在阳光下观察别人，模仿他们，努力变成另一个人，从此以后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幸福快乐中。”（67页） 在追寻如梦的早期阶段，卡利普的思想也同样如此。当如梦的前夫向卡利普义愤填膺地讲述，西方的文化入侵“把我们变成一群没有过去、没有历史、没有时代背景的游魂”（136页）之时，当如梦前夫以自己从事左翼运动的失败经历来描述“做他人”的荒谬——“我们乐观地认为，当我们变成另一个人、又变成另一个、再另一个之后，还能够返回我们原初的身份，幸福快乐，这都是骗人的”（138页）之时，在卡利普的眼中，如梦前夫的言谈举止呈现为一种令人不以为然的滑稽可笑。当卡利普走进耶拉曾经参观过的地下模特世界，班迪师傅的孙子慷慨激昂地讲述其祖父的理想之时，与耶拉一样，卡利普从那些假人模特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土耳其人身上的种种落后粗鲁的毛病和茫然悲伤的表情。因此，“当另一个人的拙劣模仿者，还是当一个没有过去、记忆和梦的自己？”（213页）面对这个问题，卡利普毅然决然选择了要成为耶拉，要成为另一个人的模仿者，即使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卡利普的选择也是土耳其民族在现代国际环境中的角色选择。 (责任编辑：admin) |